前言

大凡人们需要的东西，才可能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言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能经久不衰的，也必定是对人们有用的东西。《韩非子》之所以能够经历两千多年的筛选而仍然广为流传，其原因也无非如此。

现代曾有人说：“韩非的文章如《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五蠹》、《显学》之类是韩非的代表作，所以此言实际是说，韩非的学说就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这种观点是不够公允的。我们现在还需要读《韩非子》，难道我们需要法西斯？

毋庸讳言，《韩非子》一书的确将人类那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深刻入微的剖析。但平心而论，人类难道就没有这种恶劣的情欲？这种恶劣的情欲就不值得探究？诚如恩格斯所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可以说，一尘不染、六根清净的高士是十分罕见的，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乏利欲之心，而在左右社会发展的统治管理阶层中，更不乏贪欲和权势欲。这种恶劣的情欲既然存在，何必因为其鄙俗而讳莫如深？应该说，《韩非子》中这些大胆而透彻的写真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与社会的现实是极有帮助的。

更为可贵的是，韩非不仅透视了这种鄙俗的贪欲和权势欲，而且还精心策划了一整套平衡人们情欲的方法——用法律来调整，用毁誉来制约，用权势来驾驭，用术数来操纵。这些方法中虽然不乏卑鄙肮脏乃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但实际上是不能把它贬为法西斯的。我们应该看到，韩非所提供的这些卑鄙肮脏的手段，固然是先秦的思想成果在他头脑中经过深刻反思后的产物，但实际上不过是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复杂诡诈的社会道德在理论界的投影。韩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申述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原因就在于那个社会是一个卑鄙肮脏的社会，搞政治的如果不了解如何用各种卑鄙肮脏的手段去对付各种卑鄙肮脏的东西，那就会被卑鄙肮脏所吞噬。这些卑鄙肮脏的手段，其实只是用来对付卑鄙肮脏之人的。对于卑鄙肮脏之人，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世界，也并非那么纯粹，其间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民主也有强权，有法治也有专制，有真诚也有诡诈，有热忱也有阴险，有仁爱也有刻薄，有慈善也有暴虐，有施舍也有掠夺……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其间善良的一面而不了解邪恶的一面，那就会把世界看得很美好，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仁人君子，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可爱的天真，而只是一种愚蠢的幼稚。这种人往往会缺乏应有的社会生存免疫力而容易上当受骗，乃至遭到原本可以避免的致命伤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么即使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也还是应该读读《韩非子》，了解一些害人的罪恶勾当，以提高自己的防范能力，增强自己的社会免疫力。

大概是由于《韩非子》中有不少卑鄙肮脏的东西吧，所以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正人君子们往往都大谈儒家学说而不提法家思想，似乎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不过是儒学而已。其实，只要稍稍对中国的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儒家思想虽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宣扬，但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却也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政治的理论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孔、孟之道虽然显得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与世道人情并不十分切合，所以它早就被认为是“迂远而阔於事情”。至于后世俗儒，当然更在其下。还是毛泽东说得一针见血：“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与其看一些骗人的不切实际的大道理，还不如听一些真话、了解一些社会真相与人之常情来得有用。诚如蒲阪圆所说：“诸子中，唯韩非书最切世用。”

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看，那么儒家学说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支撑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大厦而使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只有韩非的学说才具有强大的社会统制力。韩非的哲学虽然是一种斗争哲学，其学说也有种种缺陷，如鼓吹独裁、尊君抑民、无视人权、排斥百家、禁绝思想自由，但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想建成一个“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的法治社会。这种以严厉的法治为背景、以强力为根基的太平社会，虽然只指望于“君臣相亲，父子相保”，没有孔子所向往的那种“天下为公”乃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来得高尚，但它毕竟不是一种乌托邦，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疑更具有现实性。

韩非所向往的这种太平社会，只靠一些卑鄙肮脏的手段显然是建不成的。韩非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他绝不可能仅仅关注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实际上，《韩非子》中除了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还有不少内容是为建成这种太平社会所设计的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其中所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律与政治原理。这些规律和原理，不但专制帝国的君主可用，就是后世的治国者以及各级管理人员也可借鉴。所以，时至今日，韩非学说仍不失为政治管理方面可供借鉴的一种锐利武器，即老子所说的“利器”。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古人往往把这种国家的统治手段看作统治者的专利品而不轻易地披露给世人。然而，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管理者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必要以通俗的方式把它介绍给大家。

知人论世、了解概况是读书的前提，所以在阅读它之前，我们先对其人其书稍作介绍。

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公元前295年），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最为卓著的政治理论家，是一个集先秦诸子特别是法家学说大成从而促成一个崭新时代加速到来的大思想家。他出身于韩国贵族，是韩国的宗族公子。他的一生，正处于韩国横遭强邻侵凌，国土日削，濒于危亡之际。在青年时代，他即多次上书韩王，希望其励精图治，但都未被接受。面对韩王不修明法制，不奖励耕战，反而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放任工商牟利，以致法度混乱，禁令不行，廉直忠正的法术之士受制于枉法邪恶的奸臣，韩非十分愤慨，于是他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写成了《孤愤》、《五蠹》等几十篇文章，以供韩王参考。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见其文而赞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发兵攻韩，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陷害他，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他申诉无门，被迫自尽于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

《韩非子》一书共十万余字，分为五十五篇。就其主体而言，它实是一部政治学巨著，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稳坐江山、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亦即古人所称道的“帝王之学”。当然，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应该注意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世道人情的剖析与感慨，对《老子》的解说，对论说素材的辑录，以及向君主的上书。

第一篇《初见秦》，是韩非初次求见秦王时的上书，所以表现出为秦国出谋划策忠心耿耿的姿态，说辞也大有纵横家的气概。

第二篇《存韩》，是韩非奉韩王之命出使秦国时向秦王的上书，所以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对此所作的驳议，也因为内容相关而附录在《存韩》中。

第三篇《难言》，是韩非青年时屡次上书劝谏韩王不被听用后向韩王的上书，文章详尽地分析了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广征博引，辞采斐然，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与超人的文学才华。

第四篇《爱臣》，主张君主不能过于宠爱臣下，而必须限制他们的权势，是一篇论述治臣要领的短文；文章多用韵语，读上去琅琅上口。

第五篇《主道》，论君主的道术，全面地阐明了君主统治臣民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全文用韵，充分反映出《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语言形式对韩非的影响，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

第六篇《有度》，主张治国要有法度，是一篇系统阐述韩非法治思想的代表作；文章结构严谨，警策迭出，很能反映韩文的风格。

第七篇《二柄》，全面论述了一系列有关刑赏的问题，是其术治学说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征引史事来说理，非常妥帖，比喻也十分形象生动。

第八篇《扬榷》，一般的《韩非子》读本都作《扬权》，“权”乃“榷”字之误，“扬榷”在古代是一个词，意为“大纲”；该篇与《主道》相似，也是一篇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全面阐明君主独裁的政治原则的韵文，它充分反映出了韩非的理论素养与艺术才华。

第九篇《八奸》，针对臣下劫持君主的八种奸行，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是一篇专门论述治奸术的文章；该文不征引史事，完全是总结现实教训而写成的，它归纳得头头是道，很能说服人。

第十篇《十过》，指出君主应该避免的十种过错，并列举了因为这“十过”而遭祸的历史事实作为君主的借鉴；文章先列纲目，然后一一用故事说明，体裁别致，叙事也十分生动。

第十一篇《孤愤》，是抒写当时法术之士孤独与愤慨的代表作，它反映了当时权奸当道的严峻的政治现实；用词激越，笔端富有感情。

第十二篇《说难》与《难言》旨意相同，即论述向君主进说的困难，但比《难言》写得更为周详细密，充分显示了韩非对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深入探讨，它体现了当时论说文的高度成就。

第十三篇《和氏》，与《孤愤》相类，它以和氏献璞被砍脚的故事来譬说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写得凄婉动人。

第十四篇《奸劫弑臣》，主要论述奸臣的奸行与治奸的措施，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反对儒学而提倡法、术、势兼治的政治思想，是一篇可与众所称道的《五蠹》相媲美的政论文。

第十五篇《亡征》，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了四十七种亡国的征兆，是对各种政治教训的理论概括；文章最后不但强调了亡国的内在根据，而且强调了亡国的外部条件，包含着合理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六篇《三守》，论述君主应该牢守的心藏不露、独自决断、亲理朝政等三条术治原则；“三守”与“三劫”对比十分鲜明，条理极为清楚。

第十七篇《备内》，是论述君主防备宫内贵臣、后妃、太子等劫弑篡位的文章，集中反映了韩非“人性自利”、“利”支配一切的社会观；文章最能体现韩文峻峭的风格，内容尖刻，用语露骨，韵散并出，比喻贴切。

第十八篇《南面》，论述明法、责实、变古等君人南面之术，突出地反映了韩非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第十九篇《饰邪》，从反对卜筮迷信开始，反复强调君主应以法令来整饬臣下邪恶枉法的行为，是一篇全面阐述韩非法治主张的代表作。

第二十篇《解老》、第二十一篇《喻老》，是我国解释《老子》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哲学史和训诂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两篇所不同的只在于解释的方法：《解老》主要通过阐述道理来解释《老子》，句法谨严；《喻老》主要通过具体事例来喻说《老子》，生动别致。当然，韩非解释《老子》，往往是在宣扬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所以，这两篇是了解他法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的重要篇章。

《说林上》、《说林下》两篇，是韩非为了说理的需要而搜录的故事集；文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实为后世史料卡片与笔记小说的滥觞。

第二十四篇《观行》，论述观察行为的原则，很能辩证地看问题；文章短小精巧，骈句迭出，用极端之事作喻，形象鲜明，很有说服力。

接下来几篇短文，第二十五篇《安危》论述国家的安定之术与危亡之道，第二十六篇《守道》论述保住国家政权之道，第二十七篇《用人》论述使用臣子的基本原则，都是在宣扬作者的法术思想；第二十八篇《功名》论述君主凭借势位立功成名的方法，偏重于阐发作者的势治学说；第二十九篇《大体》则从整体出发，论述了治理社会的关键原则与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描述了韩非的政治理想，是一篇高瞻远瞩的哲学短文。

至于《储说》六篇，汇集和储存了大量的史料、传说、寓言，用来说明其政治学说，因篇幅太大而别为“内”、“外”、“左”、“右”、“上”、“下”等篇。每篇先列出论纲为“经”，然后用若干事例来说明叫做“说”。“经”的文辞简明扼要，是“说”的理论概括和事迹述略；“说”的叙述详明生动，是“经”的实证和具体说明。“经”、“说”配合紧密，相得益彰，后人称为连珠体，是韩非对文体的一大贡献。

接下来四篇《难》，是对各种历史人物的言、行的诘难辩驳，韩非借此阐发了他的政治思想，因篇幅较大而分为四篇。文章思路开阔，发聋振聩，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但充分体现了“争鸣”的学术气氛，而且能增进读者的思辨力，有助于驳论文的写作。汉代的文人就已深受其影响，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其篇题的命名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王充《论衡》中有很多非难前人学说的篇章，也可能是受到了韩非《难》篇的启发。

第四十篇《难势》，批判了慎到的唯势论，集中地反映了韩非贤势并治乃至法势兼治的思想。

第四十一篇《问辩》，以问答的形式阐明了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以及韩非对于思想理论界的统制主张，是一篇评论学术思想的短文。

第四十二篇《问田》，通过徐渠与田鸠的问答，阐述了逐级提拔的任人原则；又通过堂谿公与韩非的对话，反映了韩非为民献身的崇高志趣。

第四十三篇《定法》，也以问答的形式，批判了商鞅单行法、申不害独用术的偏颇，阐明了韩非法术兼治的政治主张，是了解韩非法术思想及其思想渊源的重要篇章。

第四十四篇《说疑》，述说君主难以识别的各种奸臣行径，是韩非论述治臣止奸问题的重要篇章；篇内评述历史人物，征引传记、箴言，纵横驰骋，很能体现韩非论说的风貌。

接着，《诡使》一开始就指斥了君主所崇尚的措施与治国之道相违反，《六反》一开始就指出了六种无益之民受到赞誉、六种有益之民遭到诋毁的反常现象，《八说》一开始就列举了八种违背法治原则的道德观念，这三篇都是有破有立、在批判世俗观念的同时全面论述韩非政治思想的鸿篇巨制，是与《五蠹》不相上下的杰作。它们既全面地展现了韩非的思想，同时又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章也写得波澜壮阔。

第四十八篇《八经》，综述治理天下的八项带有经久性的常规法则，它全面地阐明了韩非有关法治、术治、势治等方面的要点，是韩非全部政治思想的一个纲领。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述实可统摄整部《韩非子》，但在文辞上，则写得简约古奥，不能代表韩文的基本风格。

第四十九篇《五蠹》，集中地阐明了韩非的历史发展观，论证并宣扬了他的法治主张，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种国家蛀虫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阔大，是历代公认的代表作。

第五十篇《显学》，批判了儒、墨这两个在当时最为显赫的学派，全面地论述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它不仅是韩非法治思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其文“广譬长喻”令人“心骇而神动”。

第五十一篇《忠孝》，论述了韩非守法事君、为父养亲的忠孝观，批判了儒家所宣扬的有违于忠孝之行的尧、舜、汤、武之道以及古今“烈士”不忠不孝的“乱术”。

第五十二篇《人主》，强调君主必须牢掌权势，注意任用法术贤智之士。

第五十三篇《饬令》是节录《商君书·靳令》而成的，强调整饬法令、实行刑赏，突出地反映了他对商鞅法治思想的继承。

第五十四篇《心度》，强调以法度刑赏来服民心，是一篇论述法治的短论。

第五十五篇《制分》，强调掌握赏罚时要有一个确定的界限，也是一篇专门论述刑赏、法治的短文。

笔者撰写本书的主旨在疏通文字，所以在写法上以简明为原则而不作学术研讨。原文直接使用我所校定的文本而不再列出校勘记，注释一般也不详明出处，书末也不列举参考文献。此举非为掠美，仅为主旨体例之所需。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韩非子》各善本之异同与本书注译之所本，以及有关《韩非子》的诸多学术问题，则可参阅拙著《韩非子校疏》与《韩非子校注》。为了显示原文条理，并便于在注释中使用参见法以节约篇幅，所以在每一段原文前加上了编号，以表示其篇、章、节的次序。至于译文，实为本书之主体，所以反复推敲，力求准确、明白、通俗；其原则是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有时适当加些词句，不仅是为了畅达，同时也是为了充分揭示原文的意蕴，以弥补注释的不足。

本书主要由我完成，马静、徐鹏、孙枫、杨晶、刘妍妍、顾凤亚也参与了部分工作。学无止境，本书在某些方面虽然比我的旧作有所改进，但错误、不当之处恐仍难免，谨望读者多加指教。

当然，还须严肃指出的是，拙著《韩非子全译》于1992年出版后印行六万多册，但其后出版的一些《韩非子》译注或研究之作的作者好像都没有看到过拙著，所以他们在前言、后记、正文、注释或列出的参考文献中只字不提《韩非子全译》。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汲取了拙著中的某些说法。这是很不应该的。更有甚者，有些著作竟一字不差地剽窃我的译文（如华龄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化丛书》中的《韩非子》即如此），或将我的译文稍加改写后出版。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译注的另外一些著作上。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我衷心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能加强自律，以与世界接轨。同时，我也希望我国的司法部门能真正承担起保护知识产权的历史责任。

张觉2006年10月29日于沪上金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