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

在春秋战国这一伟大历史变革时期，曾涌现出一大批各方面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就是战国中期的孙膑。

孙膑是孙武的后裔，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其生卒年代不详，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孟轲同时。他的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曾经被迫害受过膑刑（砍掉两块膝盖骨）。但他忍辱不屈，发愤自强，终于成为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故史书上称他为孙膑。

孙膑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秦、齐、楚、燕、魏、赵、韩七雄争立，是一个战争频繁而激烈的多事之秋，同时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据说，少年时期的孙膑，生活孤苦，再加上连年战乱，使他深深感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生活、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便下定决心要学兵习武，准备在这峥嵘岁月里做一番事业。于是，孙膑在成年以后即外出游学，到深山里拜鬼谷子先生为师，勤奋刻苦地学习兵书战策。鬼谷子先生是一位隐士，长于兵学和纵横捭阖之术，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和纵横家苏秦、张仪，都出于他的门下。孙膑专心致志地学习，虚心向鬼谷子求教。鬼谷子把《孙子兵法》十三篇传授给孙膑，不到三天，孙膑即能背诵无误，对答如流，并发挥出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鬼谷子十分惊奇，高兴地赞叹说：“这下，孙武子可后继有人了！”

和孙膑一起拜鬼谷子先生为师学习兵法的人很多，其中有个同学叫庞涓。此人生性奸诈，嫉贤妒能。他表面上和孙膑很好，双方约定，日后一旦得志，彼此互不相忘。

不久，庞涓提前下山，投奔到魏国。魏国在战国初期曾经是独霸中原的强国；进入战国中期之后，为了扩大疆土，继续东征西讨，四面出击。庞涓颇有一些才干，他一到魏国很快就得到魏惠王的赏识，当上将军。庞涓有了用武之地，心中很是高兴。但是，他也深知自己的才能远不如孙膑，担心日后孙膑下山，如果来到魏国，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就会受到妨碍和影响；如果孙膑投奔到别的国家，将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自己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庞涓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早日除掉孙膑，才能消除后患，确保自己无敌于天下。于是，他派人上山去请孙膑，用花言巧语劝孙膑前来魏国。孙膑心想，庞涓是自己的好朋友，魏国又是一个地处中原的强国，到那里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施展自己的抱负，欣然允诺。孙膑一到魏国，庞涓先是假意欢迎，热情接待。不久便诬陷孙膑私通齐国，并通过魏惠王对孙膑施以膑刑，还在他的脸上刺字。庞涓自以为得计，既使孙膑变成终身残废，无法再出仕做官，妨碍自己的前途，又可以把孙膑作为“奇货”控制起来，养在庞府，为自己效劳。

具有雄才大略的孙膑，刚刚走上社会，便遭此横祸，身陷逆境，好不凄惨。但是，孙膑毕竟是个意志非凡的人，他更加设法摆脱庞涓的监视，暗中加紧钻研兵法，以备将来逃离虎口，报仇雪耻。

过了一些时候，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乘人不备，暗中去见齐使。他以刑徒的身份、惊人的才华和慷慨的陈词，打动了使者的心。使者回国时，事先将孙膑藏在自己乘坐的车里，大摇大摆地带回了齐国。

孙膑回到齐国后，受到齐国大将田忌的赏识。田忌待以上宾之礼，对他言听计从。当时，在齐国的王公贵族中流行一种赛马的活动，田忌也常常参加。有一次孙膑观看田忌和齐威王赛马，马分三等，双方都以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结果田忌连输三局。孙膑通过观察，觉得田忌的马和齐威王的马，足力相差不大，如果田忌用上等马对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威王的下等马，用下等马对威王的上等马，保证可以赢得比赛。在下次比赛时，他让田忌依此计策而行，结果田忌两胜一负，赢得千金。这个小小的故事，后来被传为千古佳话。它揭示了军事斗争中一个很重要的战术，就是在战争中要善于用局部的损失，换取全局的胜利。正确运用这一战术，就能出奇制胜，变劣势为优势，从而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因此，孙膑的这一计策，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称道。

齐威王在这次赛马中输给田忌，感到非常惊讶，向田忌询问，才知道是孙膑出的主意。田忌借这个机会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威王十分高兴，很快便召见孙膑，同他畅谈兵法。孙膑尽吐平生所学，与威王谈得相当投机。威王发现孙膑是个杰出的军事天才，便任命他做了齐国的军师。孙膑从此由一个刑余之人，一跃成为一个大国军队的统帅，开始大显身手。

自战国初期以来，魏国长期处于独霸中原的地位，先后夺占秦、齐、楚等国的大片领土。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齐威王即位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一系列改革，决心同魏国争霸中原。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派庞涓率兵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企图一举亡赵。赵国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威王答应救赵，但没有立即大举出兵，而是先用一小部分兵力，联合宋、卫两国南攻魏国的襄陵，与赵军遥相呼应，以坚定赵国抗魏的决心。第二年，赵、魏两国经过一年多激战，邯郸已岌岌可危，魏军也受到很大消耗。而秦、楚两国此时也从西、南两个方向对魏国发动了一定规模的进攻。这时，齐威王才下令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领八万齐军，大举攻魏。

出兵前，田忌和孙膑一起研究作战方针。田忌的意见是直接北上邯郸，与魏军决战，以解赵围。孙膑不赞成这一意见，提出一个“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他说：“魏军长期攻赵，精兵必然都集中在邯郸城下，国内留守的不过是些老弱残卒。如果我们乘虚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它空虚的后方，魏军就必然要丢下邯郸而回师自救。这样，既解了邯郸之围，又可以乘魏军长途跋涉的疲困将其歼灭，一举两得。”田忌一听，心中大喜，采纳了孙膑的意见。

由于当时魏军的战斗力很强，不仅齐军北上邯郸没有取胜的把握，即使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如果意图暴露，庞涓及早回兵自救，这对齐军也仍然是不太有利的。因此，孙膑又建议田忌，“围魏救赵”不能径情直趋，要首先挥师南下，佯攻魏国的平陵，并在佯攻中佯败。平陵是魏国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兵多粮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孙膑提出佯攻平陵并在佯攻中佯败的目的，是为了迷惑、麻痹庞涓，给他造成齐军指挥无能的假象，促使他继续放心地围攻邯郸，进一步消耗其实力，而不急于回师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这一建议。这一招果然奏效，齐军采取佯攻平陵并在佯攻中佯败的行动后，庞涓不但没有做回师自救的准备，反而更加放心地围攻邯郸。同样，魏惠王也被齐军的行动所麻痹，让魏军主力继续在邯郸鏖战，未对魏都大梁做必要的防御部署。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庞涓竭尽全力，终于攻克了邯郸。就在这时，孙膑建议田忌，立即转兵西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魏都大梁，派一部分轻车锐卒，直驱大梁城郊，以突然猛烈的“攻心”之势，逼迫庞涓星夜回师；同时偷偷地把齐军主力埋伏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准备截击魏军。田忌依计而行。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得失关系到魏国的存亡。齐军直捣大梁，魏惠王十分恐慌，不得不急令庞涓回师。庞涓刚刚攻下邯郸，正在得意忘形，忽闻大梁危急，迫在眉睫，真是又气又急，怒不可遏。他顾不得部队的久战疲劳和损伤，也来不及休整，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邯郸，亲自率领魏军主力，日夜兼程，回兵赴救大梁。当庞涓匆匆渡过黄河，刚刚走到桂陵的时候，就碰上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齐军主力。齐军以逸待劳，大破魏军。魏军几乎全军覆没，庞涓仅以身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战后，魏惠王被迫与赵国讲和，归还邯郸，赵国亡而复存。

在这次作战中，孙膑运用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略，采取攻其必救、以逸待劳等战法，重创了久霸中原、不可一世的魏军，充分显示了其指挥作战的卓越才能，为齐威王进一步争霸中原、战胜魏国奠定了基础。

魏国虽然在桂陵之战受到较大的打击，但它久霸中原的余威尚在，并不甘于自己的失败。战国初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地处中原的魏、赵、韩三国，什么时候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其扩张战争就能顺利进展，不断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发生矛盾，互相攻击，其对外扩张的战争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桂陵之战后，魏惠王接受历史教训，除了加强整顿内部，还积极开展联合韩、赵的外交活动。通过归还邯郸，重新结好赵国，恢复了魏、赵关系。又积极拉拢韩国，在韩国军队的协助下，先后击败秦、楚两国的进攻，并解除了齐、宋、卫联军对襄陵的长期包围。因此，魏国较快地恢复了元气，继续维持其中原霸主的地位。齐威王见魏国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一时难以全面制胜，在魏、韩联军解襄陵之围时没有大动干戈，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魏惠王是个自恃强大而又缺乏深远战略思想的君主。他通过联合韩、赵取得一些胜利后，又骄傲起来，忘记历史的教训，重新做起吞韩灭赵、独占中原的美梦。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即桂陵之战后十三年，魏惠王派庞涓率兵大举进攻韩国，企图一举亡韩。三晋（魏、赵、韩三国）的联盟再次遭到破坏，这就给齐威王进一步争夺中原霸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韩国在魏国的西南，是战国七雄中比较弱小的一个，根本不是魏国的对手。在强大的魏军进攻面前，韩国派遣使臣到齐国去求救。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讨出兵救韩问题。可是，相国邹忌却主张不救，认为齐国需要加强内部治理，不宜对外用兵，大将田忌则主张早救，担心救晚了韩国会投降魏国，失去攻魏的战机，二人争执不下，齐威王征询孙膑的意见，孙膑则提出一个“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他认为，如果不出兵救韩，韩国会投降魏国，魏国就更强大，对齐国的威胁也就会随之增大，因此，不救韩国对齐国不利。但是，齐国的军队必须为齐国的利益而战，如果过早地出兵救韩，就等于由齐国来代替韩国作战，一旦两败俱伤，到头来齐国还得听从韩国的支配和摆布，因此，过早地出兵救韩对齐国也是不利的，只有先答应救韩，让韩、魏两国激烈拼杀，互相消耗实力，然后再出兵攻击疲惫的魏军，拯救危亡的韩国，这样做对齐国才最为有利。齐威王认为孙膑的主张很有道理，决定照此办理。他亲自出面，热情接待韩国的使臣，答应坚决出兵救韩，鼓励韩国全力抗击魏军。

韩国因得到齐国救援的允诺，便有恃无恐，果然奋起抵抗入侵的魏军。但由于弱不敌强，结果五战五败，国家濒于危亡，同时，魏军也遭到一定的伤亡。于是，齐威王抓住韩危、魏疲的有利时机，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攻魏救韩。这一次，田忌又一次采取“直走大梁”、威逼魏都的攻心战法，杀气腾腾地向魏国扑来。魏惠王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再也不敢让魏军在韩国恋战，急忙把庞涓调回，并命太子申为上将军，率兵十万迎击齐军，企图与齐军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这一次同桂陵之战的形势有所不同，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很猛。孙膑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对田忌说：“彼三晋之兵（这里特指魏军），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也就是说，要利用魏军悍勇轻敌和急于求战的心理，设法诱其中计。田忌进一步询问怎样因势利导，孙膑胸有成竹地提出一个退兵减灶的计策，即避免与魏军正面接触，主动引兵东撤，而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十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的锅灶，以此显示齐军怯战、逃亡大半的势态，助长魏军的骄傲轻敌思想，诱其穷追猛赶，以便寻机设伏加以歼灭。田忌完全赞同孙膑的建议，依计而行。

庞涓怒气冲冲地率兵从韩国返回魏国，本想痛痛快快地与齐军决一死战，以雪桂陵之战的耻辱。不料齐军一仗未打就撤退了，于是他和太子申一起，率领十万魏军紧紧追击。追击开始时庞涓还比较谨慎，注意部队的休息，保持各部之间的配合与联系，不敢疏忽麻痹。一连追了三天，庞涓发现齐军的锅灶一天比一天减少，不禁暗暗高兴，以为齐军真的懦弱怯战，士气低落，已经逃亡大半，不堪一击。于是，庞涓把大队步兵甩在后面，亲率轻车锐骑，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猛追齐军。

庞涓在后面拼命追赶，田忌、孙膑却在前面从容撤退。孙膑准确地计算着魏军的行程，判断庞涓必然于某一天的日落后到达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地势险要，山高路窄，树多林密，是设伏歼敌的理想场所。齐军于是停止撤退，在马陵一带砍伐树木，堵塞道路，设置障碍，布下重重埋伏，准备围歼追敌。孙膑还选出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马陵道两侧的山林草丛之中，并把路旁一棵大树剥去一块树皮，在树干上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孙膑吩咐士兵说：“夜里一发现火光，就一齐放箭！”

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天黑之后，庞涓率领追兵到达马陵。他见道路被树木堵塞，立即命令士兵们下马、下车，准备开路追击。忽然间，庞涓发现路旁的一棵大树上隐隐约约写着什么字，便叫人点着火把来观看。他刚刚读完树上的八个大字，连叫“不好！”准备撤退。但未等他下令退兵，齐军已万弩齐发。魏军顿时大乱，被四面包围起来，既无法组织抵抗，又无路可逃，全部被歼。庞涓身负重伤，拔剑自刎。自刎之前，他仍不知悔悟自责，愤恨不平地说：“真不该成就了孙膑这小子的威名！”齐军歼灭庞涓所率的精锐后，乘胜发起进攻，歼灭魏军十万，并俘虏了魏军统帅太子申，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国的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中原霸权。齐国则声威大振，威服诸侯，称霸中原。孙膑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实现了他平生的抱负。

孙膑虽然为齐国立下汗马功劳，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在政治上却不得意。马陵之战前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相国邹忌与大将田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邹忌之所以反对出兵救韩，其真实目的就是怕田忌立功，影响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后来因齐威王赞成出兵救韩，邹忌无法阻挡，他又改变主意，企图通过战争，借刀杀人，寄希望于田忌战败身死，或因战败而被废黜。孙膑因在魏国曾亲遭庞涓的陷害，所以对邹忌十分警惕。马陵大捷后，他曾劝田忌拥兵入朝，驱除邹忌，田忌没有采纳。结果不久，田忌便遭到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

由于对邹忌十分警惕，马陵大捷后孙膑不仅没有接受齐威王新的封赏，还主动辞去军师的官职，以避免遭到其嫉妒与陷害。田忌政治上失势而流亡楚国后，他也离开齐国的政治舞台，过起了隐居生活。晚年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军事理论的著述，深究兵法，写出流传千古的《孙膑兵法》。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孙膑兵法》共有八十九篇，图四卷。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广泛流传于世。可惜这部重要著作，在东汉末年失传了。直到1972年4月，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一批《孙膑兵法》的残简。经过文物部门整理、注释，于1975年正式出版，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共一万一千余字。由于竹简残缺不全，其中上编十五篇可以肯定是孙膑及其弟子们的著述；下编十五篇则无法完全肯定是孙膑及其弟子们的作品。仅就上编而言，虽然远非《孙膑兵法》原书的全貌，但也可从中看出，它总结了战国中期大量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很高的军事理论价值。

在战争观方面，孙膑针对战国中期七雄争立的局面，总结了古代黄帝战蚩尤、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进步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他明确指出，面对着七雄争立、天下分裂、战争频仍、弱肉强食的现实，用仁、义、礼、乐的空洞说教是无法解除战乱的，只有通过“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的战争手段，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促进历史的发展。同时，孙膑也反对好战的“乐兵”思想，认为凡是迷信武力、贪求胜利、穷兵黩武的人，必然会带来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他积极地主张变法革新，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做到“有委”（即有充分的物资储备）、“有义”（即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事备而后动”（即先做好战争准备，而后采取战争行动），这样才能确保进步统一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孙膑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较之《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更深入一步，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在战略理论方面，孙膑根据战国时代武器的进步、军队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提出了“必攻不守”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当时，威力巨大的弩已广泛应用于战场，军队中步、骑、弩兵大量发展起来，传统的车战方式已被以步骑为主的作战方式所代替。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孙膑认为，在战略指导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攻不守”。为此，有一次孙膑同田忌争论得面红耳赤。田忌坚持一般兵家的观点，把严明的赏、罚和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运用计谋、巧施诡诈看作是用兵最紧要的问题；孙膑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充分肯定了赏、罚和权、势，谋、诈的意义，认为都有助于获取战争的胜利，但不是用兵最紧要的问题，最紧要的问题是“必攻不守”，并以理服人地说服了田忌。所谓“必攻不守”，其实质是一种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略思想。它和春秋以前的正规车战迥然不同，不是作战双方先集中兵力，摆好阵势，然后发起攻击而决胜负。“必攻不守”的着眼点就是坚决打击（即所谓“必攻”）敌人空虚而要害之处（即所谓“不守”），牵一发而动全局，以此来调动敌人，疲惫敌人，消灭敌人，化劣为优，以弱胜强，夺取战争全局的胜利。这一战略思想和《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等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在军事理论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由孙膑参与谋划指挥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必攻不守”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特别是“围魏救赵”这一战法，受到历代军事家的好评，至今仍有借鉴和实用价值。

在战术方法方面，孙膑结合战国中期的战争实践，总结了大量具体经验，提出不少灵活用兵、巧妙造势的原则。古人说“孙膑贵势”，孙膑确实很重视“势”的问题，他要求用兵布阵，必须造成极其险峻的有利态势，像射箭一样，“发于肩膺（胸）之间，杀人百步之外”，给敌以突然猛烈、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的打击。他还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和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用兵方法：在两军相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善于佯败诱敌，两侧设伏，“并卒（集中兵力）而击之”；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要善于“赞师”，即巧施欺诈，示弱于敌，引其出战，聚而歼之；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善于“让威”，即先让一步，后发制人，也可以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乱敌指挥，歼灭敌中坚，迫使敌崩溃；在平原旷野要多用车兵，在山区险地要多用骑兵，在要塞隘口要多用弩兵，使自己处于有利的“生地”，使敌人处于不利的“死地”，做到“居生击死”，以长击短。这就是孙膑的一些主要战术思想，发展、丰富了《孙子兵法》关于“因敌而制胜”的理论。

在军队建设方面，孙膑着重强调以人为贵的原则，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以人为贵，训练精兵强将，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作为治军的根本要求。他对将帅的要求十分严格，不仅要有勇有谋，必须具备仁，义、德、信、智、决等条件，还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晓敌情，精通八阵，能够自如地掌握和运用指导战争的规律。对士兵的要求是注重质量，提高其素质；必须“篡（选）贤取良”，经过严格选拔，施行严格训练；做到信赏明罚，正确使用。信赏明罚是一切兵家的信条，但孙膑的高明之处在于：强调上级的命令必须正确，要切合实际，不能单纯依靠重赏严刑去企求胜利，尤其反对在错误的指挥下强迫士兵去做无谓的牺牲。他说，如果布阵没有精锐的前锋和强大的后卫，强迫士兵去发起攻击，这就是最愚蠢的行动，是“不知兵之至也”。他甚至对国君也提出了要求，把士兵比作矢，把将领比作弩，把国君比作射箭的人，强调这三方面都必须合乎要求，即国君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将领能实施正确的指挥，士兵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做到三位一体，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打胜仗。这就是孙膑的主要治军思想。其中强调以人为贵和对待士兵的态度，较之《孙子兵法》也有一定的发展。

在军事哲学方面，孙膑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并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道”制胜的重要观点。《孙子兵法》中也有一些关于“道”的论述，其主要含义是指政治，如《计篇》说：“道者，全民与上同意也（即上下同心同德），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膑兵法》则不然，仅上编关于“道”的论述即近三十处，都是指如何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的问题，如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强兵”之“道”是“富国”，“破强敌，取猛将”之“道”是“阵”“势”“变”“权”，“以一击十”之“道”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孙膑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客观条件，而且必须有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主观指导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合乎客观规律的“道”。因此，他把指导战争的一切理论，都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兵有功，主有名”。在《孙膑兵法·威王问》篇中，齐威王一连提出九个问题，田忌提出七个问题，孙膑都一一用“道”做了回答。用“道”来解决各种问题，以“道”制胜，这就是孙膑的军事哲学。

自从闻名世界的《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问世后，历代学兵者莫不以《孙子兵法》为师。其中，孙膑可以说是一位成就显著的佼佼者，整个《孙膑兵法》就是最好的明证。

综观孙膑的一生，历尽艰辛曲折，忍辱不屈，奋斗不息。在实践上，对战国中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军事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发愤成才的杰出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