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拜占庭的对峙

378年，罗马军队在埃迪尔内被哥特人痛击，遭遇惨败。该地区重新洗牌，秩序重新调整。地缘战略上的新格局已经成型，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387年，迪奥多西与沙普尔三世签订的亚美尼亚协议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命运：亚美尼亚被两大帝国一分为二。几年之后（395），罗马帝国一分为二。5世纪时，东方帝国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这改变了地区的实力对比，主要表现为两大强盛帝国的对峙：拜占庭与萨桑波斯这两大帝国一直在争夺地方霸权，但面对入侵者的威胁时也有合作。入侵者一直源源不断，对这两大敌对帝国产生了威胁。因此，波斯帝国与拜占庭不得不把精力投入永无止境的地区冲突中。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来自四面八方，而且难以战胜。对此，他们不得不适应。两大帝国不得不经常调整策略，或进行防御，或发起进攻。拜占庭与波斯帝国在面对侵略者时既要维护自身的安全，又想寻求改变政治现状，获取自身利益。问题在于要有所保留，永远不能在战斗中倾其一切，以免一无所有。拜占庭的帝王们，以莫理斯（被认为是经典兵书《战略》的作者）为榜样，都是杰出的战略家。他们发明了新型的战争模式，确保了战争所需的必要资源。萨桑王朝也同样。各大帝国都在竭力保护后方，力图铲除对方。在这多方游戏中，与敌人的敌人进行联盟，确保了军事实力的不断变化，这也导致了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几乎可以用“极不确定”来形容。

尽管长期面临威胁，不过可能正是在这些威胁的激励下，萨桑王朝在文化、精神和经济层面都取得了进步。萨桑人使文化和城镇商贸等经济活动充满活力，这得益于对帕提亚人留下的交通要道的保护。定居政权与伊朗平原上的游牧人口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定居政权抵御或化解来自中亚民族的进攻。从1世纪到7世纪初期，波斯与拜占庭两大敌对帝国的边境有所变更，萨桑帝国的疆界却几乎没有变过。在萨桑王朝的长期统治过程中，他们对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不容置疑的，如同对里海的控制。但要进入黑海，特别是地中海，他们还得进行残酷的斗争。

5世纪和6世纪在历史上是不安定时期，主要是来自匈奴（也称为白匈奴）的不断的威胁。匈奴是中亚人种，对其起源人们知之甚少。匈奴的威胁同时对波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产生影响，471年至484年间，波斯王卑路斯一世3次进攻匈奴，3次均败北。这也为拜占庭提升国力创造了机会。6世纪对于拜占庭而言，是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世纪，在查士丁尼的统领下，拜占庭帝国构筑了雄伟的帝国宏图，两大首席将军贝利萨留、纳尔西斯迫不及待地付诸实施。503年，贝利萨留将军在达卡（今土耳其）击败波斯军队，取得重大胜利。这次胜利让人隐约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全面复兴，这也是查士丁尼确定的目标。但次年，波斯人在卡利尼尼克（今叙利亚）成功复仇。在那次战役中，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双方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现状。此外，拜占庭人击败匈奴人与斯拉夫人，从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手中夺回领土后，似乎部分实现了查士丁尼的梦想。但拜占庭的大战略过于野心勃勃，565年查士丁尼死后，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更何况，保加利亚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推进也开始被人察觉。570年后，两大帝国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萨桑帝国变得十分强大，拜占庭在战略上不得不进行大调整，采取防守姿态。这有利于它的生存，特别是与伊斯兰帝国发生冲突后。萨桑王朝正是被伊斯兰帝国埋葬的。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主角出现在棋盘上：突厥王朝。突厥王朝是土耳其人从中亚开始创建的一系列帝国中的第一个。突厥人或蓝突厥拥有广袤的面积，包括整个中亚地区（涵盖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自中国北部一直到伊朗边境。他们把萨桑帝国当作联盟，共同对抗他们成就霸权的主要障碍匈奴人。正常情况下，一旦共同的敌人被歼灭后，联盟也随之瓦解。土耳其人急于打劫萨桑帝国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那是萨桑帝国从匈奴人手里分得的领土。突厥人一直伺机利用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对立，但他们没能把这个目标贯彻到底，因为内部争执而产生了分裂。他们的策略很短暂，却重新挑起了萨桑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首先是萨桑获胜，然后是拜占庭。毫无疑问，长期而尖锐的冲突为后期穆斯林军队击败日益衰弱的萨桑和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条件。但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并不能解释一切，两大帝国的内部权力斗争与他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内部的政治斗争大大地促进了战争一直维持下去。各方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利用对方的缺点，希望通过支持不同的党羽介入敌方的内部事务。如果说危险是可见的，应该有理由发现，正如先前历史上的那样，然而没有人事先看到这种威胁，以致它出现时大家都措手不及。

从传统上讲，来自中亚的侵略者一直源源不断，当时的许多前兆信号表明，一种新的入侵威胁也随之而来。一些间谍体系，特别是波斯方面，非常擅长窥探侵略者的前期准备，并及时将重要信息向中央报告。不过前提是把情报员派到应该去的地方。然而，那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最严峻的威胁来自南方，帝国四处打探却忽略了最应该关注的地方。看看21世纪，最强大的那些国家虽然情报资源极其丰富却屡遭突袭，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情报资源欠发达的年代，人们经常搞错方向。回到即将进入7世纪的这个时间点，地缘战略的运作主要受两大阵营对峙的影响，这两大阵营代表了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意志，都想问鼎最高权力。人们难以想象一支内部分裂的贝都因人军队会分别拖垮这两大阵营。

波斯人与拜占庭人对宗教的力量很了解。两大帝国的对峙远远超出政治与领土的范畴。萨桑王朝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对基督教徒与摩尼教徒进行迫害，妄图以武力来改变亚美尼亚人的信仰，然而没用。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大胜后皈依了基督教，萨桑人强烈反对基督教，从而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因为他们担心（也许是错的）基督教会成为替罗马与拜占庭帝国服务的第五纵队（指从事间谍活动）。最终，景教的独立性削弱了对基督教的一切怀疑，对外来宗教的战争也较为松懈。尤其是在伊嗣俟统治时期，他的宽容态度让实力强大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大为不满，认为皇帝想让他们远离权力。伊嗣俟之子巴赫拉姆继承了父亲的政策，甚至与罗马人签订了一个谅解条约（422），确保了波斯人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与罗马帝国居民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自由。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甚至成了萨桑帝国的本质特征，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征服阿拉伯世界后，伊斯兰教轻松取代琐罗亚斯德教，成了与社会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新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神教，与伊斯兰教拥有共同的发展背景，后者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徒早先发展的元素，由此取代琐罗亚斯德教也就轻而易举了。

波斯萨桑王朝在许多方面重演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希腊人，也就是说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再次成为波斯在西亚寻求霸权的障碍。从地缘政治上讲，7世纪初宗教活跃，与公元前五六世纪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情况如出一辙。萨桑人在西部同定居强国进行了激烈战争，同时征服了在北部、东部、南部进犯的游牧军队。一般而言，阿拉伯人的危险性要远远小于斯拉夫人以及中亚的土耳其骑士，特别是匈奴人，匈奴人的存在一直都是帝国的威胁。

中亚的超大帝国如何在顷刻间被当时被认为是二流的敌国颠覆呢？为什么萨桑帝国破灭而当时一直最羸弱的拜占庭却能战胜风暴呢？答案在于一系列历史事件不可思议的因果联系，尽管起初在表面上看起来彼此都毫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