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和论战

将近4个世纪后，大约440年，莱兰群岛的一个修道士，来自莱茵河地区的萨尔维安，写下一篇论文：《上帝的统治》。其目的是什么？捍卫上帝，为上帝辩护。因为在灾难面前，迷茫的基督徒开始质疑上帝：“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比其他民族更弱小、更不幸？为什么上帝任由我们被野蛮人打败，让我们受敌人的统治？”萨尔维安的回答是：“不幸是因为我们作恶！不幸是因为我们放荡！……我们活该被打败。”萨尔维安作为一个极端的、有偏见的、关注现实的苦行僧，他通过上帝惩罚罗马人的缺点来为野蛮民族的胜利辩护。他看重古罗马人遗失的美德，将其理想化。偏偏在异教徒野蛮人身上，他发现了这些美德。“古罗马人以前的财富和光荣去哪儿了？曾几何时，罗马人是那么强大，今天，他们毫无力气；曾经，罗马人令人生畏，今天，是我们在感到害怕……”对萨尔维安而言，罗马帝国走到了尽头。那么，这个终结是在何时？终结的是哪一个帝国？仅仅是西罗马帝国。

因为萨尔维安说的罗马帝国和弗拉维奥·约瑟夫斯说的不是同一个。同样的名字，但是罗马帝国逐渐变得希腊化、基督化，帝国东部在历史上一直延续到1453年，17世纪起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之前的名字，拜占庭的君主难道不是“受上帝的恩惠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吗？至于西罗马帝国，哪一个具体事件可以代表它的终结呢？帝国的终结是否可以和帝国制度、领土、国家和文明的终结混为一谈呢？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当代学者对此已经有过争论。这些问题始终是伦理学者、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由此产生了两大主题，通常可以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担忧。一种在16世纪由乌普萨拉的主教让·马努斯提出，后来又被加尔文派的弗朗索瓦·哈特曼重新提及。其观点是，日耳曼野蛮人解放了罗马暴君手下的人民。历史学家皮埃尔·里歇称之为日耳曼人和罗马天主教士之间的大论战。另一种继续并深化了以上问题的讨论：古代和中世纪之间有一个相对快速的断裂，有一个界限模糊、被称为“近古代”的完整阶段。这个概念代替了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勒·博1752年提出的“罗马帝国最后时期”。古罗马文明流芳百世，其中不乏成功的试探与变革，如中世纪这一新秩序的形成，而“近古代”这一概念正是为了传颂罗马帝国的历史、弱化其末期的衰退而造。这一概念得益于彼得·布朗的推广，在法国被广泛接受。

研究者所属的派别不同，他们认为的历史分割点也不同。有些日期被着重突出，而有的日期则被弱化。法国（其他欧洲城市也存在）的教学大纲中标注了编年史范围，其中的时间节点约定俗成，通常按照城市的建立和陷落时间、重要的军事战争、标志性人物的离世等事件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5世纪初（405年年底、406年年初或407年年初），继匈奴人向西进军后，大约15万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夸迪人越过莱茵河。据作者们说，这就是入侵高卢、建立其他民族（比如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汪达尔人”产生的序幕，由于大量破坏，或仅因一个小小的插曲。对西罗马帝国来说，它失去了不列颠（即今天的大不列颠），高卢危险横生，西班牙被占领，国家鼎盛时期开始出现内战，不得不采取新政策。与此同时，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在408年至411年期间定居阿尔勒。

然而，历史研究越明细，越难以将西罗马帝国的终结限定在一个日期里，而是把它放到一段进程中，其时间段可以延伸至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久。不过，在这些研究中，有的只是凭感觉，并没有深入探究终结的原因。它们只概述了以罗马为权力中心的帝国逐步消失的导火索。

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勒鲁将这个令人惊叹的帝国称为“历史上难以归类的组织”，它就像一幅镶嵌画，由城邦和外省当地的团体组成，其中位于最顶层的是君主，罗马元老院的第一元老。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被杀害。此后内战中产生的元首制帝国继承了罗马共和国争夺来的领地。胜利者是恺撒的甥孙和养子屋大维。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直到他去世，罗马帝国都带有他的痕迹。奥古斯都确定了皇权的根基：帝国实行行省总督制，即民事和军事的指挥权与执政官没有联系，也没有为期一年或领地的限制；护民官作为平民阶层权力的捍卫者，且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召开元老院会议，为平民辩护，享受神圣的不可侵犯权；权力一词和奥古斯都这个名字紧密相连，奥古斯都的决定压倒一切；大祭司长一职则确保了他在罗马宗教中的优势，对帝王的崇拜巩固了宗教的地位。此外，奥古斯都还确定了行政管理的三大主线，它由罗马、意大利、外省三部分组成，一些直接由皇帝管理，另一些“公共外省”由元老院负责，由此产生了中央制、专职管理机构的雏形。奥古斯都还重组军队，让军队长期驻扎在帝国边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经过继位者（儒略-克劳狄王朝，14—68）和内战（68—69）的考验，这一新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弗拉维王朝（69—96）、安敦尼王朝（96—192）、塞维鲁王朝（193—235）接受了这一制度，在不歪曲它的前提下，对它进行细化、修改、完善，同时，将帝国延伸至毛里塔尼亚、不列颠、莱茵河右岸（为戴克美特领土，大致上属巴登-符腾堡州）、达基亚（现在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沙特阿拉伯（约旦和西奈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地区的外省，这些外省地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边。至公元2世纪，包括地中海在内，帝国有1000万平方公里，6000万到10亿人口。212年，卡拉卡拉大帝（即安东尼努斯）给予罗马帝国出身的自由人公民权，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保留他们的私法或本地习俗。

235年至283年间，帝国开始动摇，相继出现了36位帝王和篡位者！与此同时，还发生了蛮族针对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袭击、撒哈拉以南的民族的抢劫活动、新势力萨桑王朝在东部发动的军事行动，连黑海、地中海也变得不稳定。251年，德西乌斯被杀害，这是罗马皇帝第一次死于战场；260年，另一位皇帝瓦勒瑞安努斯在自杀前被波斯人俘获。每次的情节几乎都一模一样：军事失败，君主被废，士兵欢呼拥立新的帝王，内战，新的蛮族入侵，等等。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当地的经济危机，其他侵略者趁虚而入（如掠夺者和江洋大盗）。帝国处在深渊边缘，道德危机还使这个时期充满恐怖与不安：向传统宗教求助，迫害基督徒，认为他们破坏了与众神灵之间的和平，巫术和神秘学说增长，帝国东部星象宗教的进一步发展。

但帝国依然存在。这要得益于它的管理框架，百姓的忠诚，外省人面对蛮族绝不妥协，就地组织进行反抗。最后特别得益于几位严厉的帝王、战斗力高昂的士兵，他们大多来自伊利里亚。其中，特别要提及戴克里先，因为他，帝国才出现了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