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撰述框架

章太炎所面对的，是一个千年皇权制度失效、列强环伺而自身又问题丛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伦理观念与价值传统渐渐解体的社会。从“排满”到民国肇建，太炎思想学说的关怀，在于恢复受欺压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民族主权，同时力求融合其他民族以成一共和体制的民族国家。但是，当民国肇建而共和之梦破灭，再加上夺取民国治统而破坏民国法统之中央政府处处受帝国主义欺压时，“再造中华”理想之实现则又反映在如何恢复失落的共和政权、重建民国法统和抗衡强权对弱者群体的欺压——这包括了对内部强权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强权的抗衡。基于这种思想，太炎注定充当了从清末到民国的反对派角色。然而，章太炎从清末到民国，不论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活动，还是在学术层面的思想活动，都有其作为思想家及政治家的社会关怀、历史意义与时代的前瞻性。

本书通过章太炎与“五四”一代的学思互动，观察他们如何审视对方和评价对方。在这过程中，将可看见他们彼此间或断或续的学思关系，显示大家在同一的改造国家、社会的目标下，于文化意识或学术方法上虽有差异，但到了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学术畛域又不是那么的壁垒分明。同时，本书亦将说明，在太炎逝世八十余年而“五四”迈向一百年之际，太炎在清末民初形成的一些学术主张，直至今天仍有其前瞻性。如果我们说章太炎的多元化思想至今仍未被超越，而“五四”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理想也仍未达至，恐怕不会有太大问题。

本书基于以上对太炎“再造中华”学术思想旨归之认识，将在全书八章里分别阐述上述的观点。有关章节之概要除了第一章导论及第八章结论外，^[109]其他列述如下：

第二章探讨章太炎如何借着国学的宣讲以辅翼“排满”反清学术革命的推进工作，将观察国学观念在太炎的推动下在中国兴起的前后经过。本书认为晚清时期兴起的“国学”观念与日本近代国学思想息息相关。然而，“国学”在日本原有其自身的特别定义，但当国学观念传进中国后则又有其新的发展。从倡扬国学甚力的章太炎手上，国学有了异于古代中国的意涵，并在大变动时代下有了新的位置、角色与功用。在章氏充满民族主义的救亡心态下，国学被视为“排满”革命和抵抗欧化的武器与方法，可以作为“逐满”救国、再造中华的精神资源，使暴力、流血的革命运动变得合乎情理以及具备正面、积极的价值意义，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政治效用与影响力。但当民国新建后，充满救亡和抵抗西学意味的国学受到新派知识分子的扬弃。这些探讨反映了国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时代意义，凸显太炎学术思想的关切点及其与时人产生思想落差的症结。虽然“五四”以后，发扬国学对抗欧化的救国言论被视作刍狗而见弃，但太炎在百多年前欧化巨潮下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所产生的忧惧感以及重视国学以救国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本章部分内容首发于2006年《国学是如何参与革命的》，《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第3期。另部分内容以《清末民初国学救国论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发表于《国学研究》第19期，2007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第三章将承接上一章讨论执学术思想界牛耳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晚清民初的十几二十年间如何活跃于政坛前沿宣扬其革命理念与推动革命工作。本章将再聚焦于他在“国学”论述里所特别重视的“语言文字学”，在这一范畴上观察其将学术转化为革命力量的思想论述。我们从不少文献中看到，章太炎一生兼具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身份角色，这一身份使其治学既有学术“求知”属性，同时也兼有为现实政治“致用”的目的。中国传统“小学”被太炎冠以具备现代意义的名称——“语言文字学”，从此不但进一步告别经学附庸的角色，还发挥出救国救时的功效，直接参与晚清的“排满”复汉革命运动。从本章的论述里，我们将了解到章太炎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与他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而他对民族语言文字的观感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时又与他景仰的顾炎武关系密切。语言文字学的求知与致用价值因为太炎的这些思想趋向，成为唤醒国人民族意识、增加文化认同和促进“排满”运动的文化武器，它的存亡更被视为影响到民族的团结、统一以至于国家的存亡。民族语言文字既有如斯重要的功用价值，一旦有人倡议废汉字或更替以别种形式，他即以守护姿态与之抗辩，反映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本章原稿首发于《九州学林》第19辑，2008年3月。

第四章将延续第三章的讨论，尝试说明甚为重视“语言文字学”之求知与致用价值的章太炎，如何观察清末民初大变动时代下，时人于创新求变以救国的思想下对文言文的批判——甚至是扬弃汉字的主张。章太炎对于当时的这些因救亡而起的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传播，是多有保留的。时人的趋新心态乃至欲废汉字而代以他国文字之举，均遭受其严厉斥责。譬如，当吴稚晖及其《新世纪》同人在1908年倡言废汉字而代以万国新语时，立刻引来他的严辞批驳，通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及《规新世纪》两篇长文把他们废汉字之举视为存心祸亡国家，^[110]也将之斥作存心帮助白人以灭一己之种族。^[111]这种叙述，源于章太炎及国粹派知识分子对学术的一种独特看法。他们视国学与民族间有种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把国学的兴亡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在西化大潮的冲击下，太炎提升国学的价值与地位可谓是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并对之表现出热烈维护的情怀。任何扰乱民族语言文字纯正性或者径直对之造成破坏的举措，最终都会被他视为亡国之举。基于这种维护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意识，晚清废汉字而代以世界语之论遭到他的批判。于前文可见，语言文字被章太炎视为保存国故、研究国学和维护民族性的根本之道，他十分坚执语言文字的雅正与古朴；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十分反对“五四”前后大盛于中国的白话文，并十分偏执地表现出书写古文以求行文用字典雅的个性，而对白话文的批判立场也是壁垒分明的。其学术思想主体性与时代的差异，也是他被“五四”一代认为落伍、保守的重要因素。本章原稿最早发表于“第二届香港旧体文学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另外，部分内容以《章太炎的白话文立场探析》为题发表于《人文中国学报》第15期，2009年。

第五章将观察被太炎视为国学、国粹中比语言文字更为重要的“历史”，在民初纷纷扰扰的学术氛围下于“重整国故”的呼声中面对着怎样的发展境遇。章太炎以及受其影响而于“五四”时期成长的那一代，彼此对待中国的“历史”的态度大异其趣。本章的论述将以192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激起巨大回响的古史辨运动为中心，观察太炎与古史辨运动发起人顾颉刚，在大家或重“复古”或重“科学精神”的不同思想取径下历史观念的冲突。有趣的是，这场被理解为在章太炎思想影响下兴起的运动，却迅即遭受章氏本人的严厉批判，被其视为一场亡史灭国的破坏运动。同时，这场一度席卷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反过来也对章氏造成了思想冲击，激起他作出一连串的抗衡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却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观察章太炎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将让我们对这股学术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内容旨归多一个了解角度，有助于重新思索它的思想来源问题。我们不但能够从中看到章太炎晚年对古史辨的批判和力倡研读史志的史学思想，同时也能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本章原稿最早见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之回眸”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2008年6月），辑入李金强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再大幅度重新改写，于2010年末交由《中华文史论丛》审查，并于2012年正式发表。

第六章将让我们看到一生双栖于政、学二界的章太炎，在倡言国学国粹以辅翼革命以外，其实对于当下社会政治的关怀，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以来，二三十年间都是十分热切的，并且实际参与其中，更尝试用其实际影响力和行动实现其有关国家独立、自主的远大理想。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清末已经形成的有关联合弱小势力以抗衡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的平等、自由思想，于民国肇造以来一脉相承地直接践行于他对内政的关怀，这一点将可特别从他捍卫共和、再建民国法统的努力上见出。本书将指出，太炎在1912年反对联邦制是追求全国的统一，1920年代推动联省自治以实现联邦制亦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所不同者，是太炎救国方法或手段之变化随着时代现实政局的变化而变化。支持章太炎这样一位学通古今的国学大师如此投入这场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他前往湖南为地方自治宣传造势，给予鼓励，充当舆论、道义与合法性旗手的角色，凡此种种，正是他一以贯之重视个体自由与追求民主共和政治理想的反映。对其联省自治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说明鲁迅的晚年章太炎论述过于简化和偏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中进一步窥探太炎深层政、学思想内涵以及晚年的时代关怀或具体社会活动，从而补充目前对晚年章太炎研究之不足。本章部分内容首刊于《汉学研究》第36卷第1期，2018年3月，拙文名为《章太炎对联省自治运动的贡献》，初稿最早成于2016年，与时任本人研究助理的徐全先生合著。

第七章将承接上述数章，尝试勾勒出一个有别于近数十年来有关章太炎其人其学的形象，由此而试图恢复被过于简化了的章太炎；而被简化的章太炎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在“五四”时期占据舆论中心、在死后又被神化的鲁迅的论述。本章将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章太炎其人其学的形象之被塑成与鲁迅有着莫大关系，而学界也一直津津乐道于他们二人的师徒交谊与学说思想的传承关系。但是，目前不少论述仅流于表面和过于简单化，未能厘清他们的真实交谊与学思关系。本章首重于辨正二氏的交谊关系，并兼及他们的个性特质、文化立场与救国心态等学思差异问题。全章将由以下五个要点展开探讨：第一是简述过去相关研究主题趋向。第二是厘清二氏的结缘经过和他们一生的交往情况。第三是论述早年鲁迅与章氏的师承关系以及鲁迅后来如何评价师说。第四是阐述鲁迅与章氏在学术观点上、特别是国学与白话文方面的歧见和他不敢（或不欲）面见其师的原因。第五是综合前述各点而展现二氏的个性与真实交情。借着上述数方面的探讨，冀能补正目前过于简化的论述阙失，客观呈现二氏的交谊与学思关系，并使二氏的思想个性更全面地呈现出来，让褒贬得其所宜。重新探究之目的，有助于重新展现被鲁迅话语覆盖掉的章太炎晚年其人其学，使其思想关怀与行动实践获得新的肯定和重视。本章内容曾以《章太炎与鲁迅的师徒交谊：兼论二氏的学思差异》为题，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26卷，2007年。

综合而言，本书希望透过上述各章的探讨，试图详人之所略并且略人之所详地探讨章太炎其人其学，尤其是彰示作为思想家的章太炎与作为政治家的章太炎，在“再造中华”的思想旨归下于不同时期，因应不同思潮或时局问题所展现的思想复杂性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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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论述请参考拙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第一章《五四运动的思想脉络》中第二节《定义“五四”：广义与狭义》，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2—52页。

[2] 太炎所说的“国学”其实是泛指中国的一切固有学术文化传统，诸子、文史、制度、内典、理学、历史等等均统摄于“国学”这个名词下。换言之，传统的“经、史、子、集”也是“国学”了。故此，本书所说的国学究底而言便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至于太炎所谓的国粹，其实与国学是二而一的概念，两者并没有意义上的区分。因此，本书亦视这两个概念为一对同义词而已，并不拘泥于它们在原产地——日本的实际使用习惯。

[3] 《国学讲习会序》，章太炎主编：《民报》第7号（日本东京民报社，1906年9月5日）。

[4]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5页。

[5] 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6]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6页。

[7] 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274页。

[8] 梁启超：《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7页。

[9] 章太炎：《国家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63—464页。

[10] 章太炎：《与满洲留日学生》（1911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1] 章太炎：《与教育部》（1913年3月上旬），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502—503页。

[12] 《作始纪略·中华民国联合会缘起》，见曹亚英整理：《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近代史资料》总84号，1993年11月，第21页。

[13] 《改党纪略·联合会改党通告》，曹亚英整理：《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第30页。

[14] 《改党纪略·联合会改党纪事》，曹亚英整理：《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第31页。

[15] 《改党纪略·政纲浅说》，曹亚英整理：《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第40页。

[16]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之演讲》（1912年1月3日），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17] 《改党纪略·政纲浅说》，曹亚英整理：《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第39页。

[18] 章太炎：《与黄侃》（原刊于《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4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98页。

[19] 章太炎：《与梁启超》（撰于1912年4—5月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页。

[20] 章太炎：《与孙中山》（刊于《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8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18—419页。

[21] 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2月13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21—422页。

[22] 章太炎：《与张继》（1912年3月），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1页。

[23] 章太炎：《与梁启超》，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页。

[24] 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

[25] 汤志钧：《章太炎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3页。

[26] 马勇：《民国遗民·章太炎传》，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163页。

[27] 〔美〕杜赞奇著，王宠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28] 太炎曾写信给包括陈炯明在内的华南、东南军政领袖，呼吁他们有序推行联省自治政府：“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躐等。广州欲亟设联省政府，鄙人已斥其非矣。”参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53页。

[29] 章太炎：《致陈炯明》（《申报》1922年6月21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48页。

[30] 李达嘉：《广东政局与联省自治运动的盛衰》，《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1]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54页。

[32] 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第255页。

[33]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1927年6月13日），《宝树园文存》卷一，《顾颉刚全集》第33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2—273页。

[34] 李大钊：《新的！旧的！》（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张宝明、王中江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7页。

[35]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339页。

[3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第260页。

[3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回眸〈新青年〉》，第267页。

[38] 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说：“顷见6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钱玄同：《通信·致独秀》，《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39]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339—340页。

[40]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如何现代，怎样文学？》，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2页。

[4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第361—365页。

[42]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晨报·五四纪念增刊附录》（北京），1920年5月4日。

[43] 有关1919年至1928年的所谓广义的“五四”期间发生之各种学运、学潮，分别有共99次反对新旧校长、37次不满学校设施、30次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20次反对经费及收费问题、17次反对教职员、17次反对列强、12次学生冲突、6次检查仇货事件、5次教职员冲突等等。其中有关学生不满学校设施包括了学校设备问题、要求废止考试及点名制度等。从此可见，“五四”学生一代个人维权意识高涨，同时也敢于抗争。这种抗争文化也为他们因为抗争行动失败后转为倾向政党、组织而成为学生政客埋下了伏笔。有关学运、学潮的资料参考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3页。

[44] 新近也有学者尝试论说鲁迅何以称得上是“思想”上的章门弟子，特别是在狂狷精神与文化革命一脉上两者如何贯穿和一致。相关研究可见林少阳：《鲁迅如何“影响”了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7期，第4—17页。

[4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3页。

[46] 胡适：《再版自序》，《中国古代哲学史》，章清整理：《胡适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47] 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8—195页。

[4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47—157页。相关论述参考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08、233页。

[49]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原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5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版，第8页。

[51] 同上书，第3页。

[52]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49—156页。

[53] 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8页。

[54]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55] 清末民初不少学术机构和专业学院的系所纷纷以“国学”命名。比较知名的，在清末有“国学保存会”（1905年，邓实、黄节、马叙伦）、“国学扶轮社”（1905年，王均卿、刘师培）、章太炎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及“国学振起社”（1907年）；民初有“国学扶危社”（1914年，陈尔锡、吕学沅）、“国学昌明社”（1915年，倪羲抱）、“成都国学院”（1919年，谢无量、廖平）、“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年，唐文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蔡元培、胡适、沈兼士等）、“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1922年，顾实、陈去病、陈钟凡）。以“国学”为名出版的著作超过40部，参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第25—38页。学术期刊也有21本。有论者更直指国学研究的机构、刊物在民初已遍及华夏大地，甚至远在海外。参郭建荣：《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八十年（1928—1998）》，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页。

[5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版，第10页。

[5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版，第4页。

[5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版，第4页。

[5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集》卷一《顾颉刚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21页。

[60]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3年3月6日），《顾颉刚全集》第44册，第333页。

[61] 欧阳哲生：《傅斯年一生的志业及其理想——〈傅斯年全集〉序言》，见氏著：《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台湾秀威信息科技，2014年版，第38—39页。

[62]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毛子水全集·传记》，台湾日冠文史资料供应社1992年版，第190页。

[63] 章太炎：《与柳翼谋》（192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40页。

[64] 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微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太炎1916年获释后，其授课内容由吴承仕整理出版。）

[65]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1932年3月24日），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00—303页。

[66] 章太炎：《经的大意》（1907至1910年讲于日本），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75页。

[67]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935年），《章太炎演讲集》，第407页。

[68]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演讲集》，第408—411页。

[69]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12月27日），载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69页。

[70] 钱玄同：《致陶孟和》（原刊于《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53页。

[71]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四），第353页。

[72] 胡适曾撰诗文调侃钱玄同：“该死的钱玄同 怎么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胡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鲁迅也曾讥笑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鲁迅：《教授杂咏》，《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73]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原刊《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63—64页。

[74]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原刊《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65、67页。

[75] 钱玄同：《国文的进化》（原刊《国语月刊》第1卷第9期，1922年10月20日），《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264页。

[7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第10页。

[77] 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3页。

[78] 相关观点可见章太炎：《与叶德辉》（1924年4月）、《与段祺瑞》（1924年9月），均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03、625页。

[79] 章太炎：《与张继》（1933年4月8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1页。

[80] 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章太炎演讲集》，第293页。

[81] 《申报》1927年6月17日《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2—513页。

[82] 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思想史》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83] 胡适和蒋梦麟对五四运动爆发后之学生运动批评甚多，而他们也受到学生的不少批评和攻击。如作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氏即被学生写大字报攻击为“媚章媚外”，见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1925年9月发表于《现代评论》），《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9页。蔡元培也因在学生争取免费派发讲义的“讲义风潮”中的言行，被迫弃职北大。相关研究参考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91、162—164页。

[84] 成仿吾：《今后的觉悟》，《洪水》半月刊1925年第1卷第3号，第60—61页。

[85] 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463页。

[86]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87] 章太炎：《与柳翼谋书》（192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41页。

[88] 章太炎著，虞云国点校：《菿汉微言》，《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89] 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第61页。

[90] 叶曙明：《重返五四的现场——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3页。

[91] 相观论述参考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46—147页。

[92] 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12页。

[93]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94] 《顾颉刚日记》卷二1931年9月19日，《顾颉刚全集》第45册，第564页。

[95] 《顾颉刚日记》卷二1930年3月25日，《顾颉刚全集》第45册，第387页。

[96] 《顾颉刚日记》卷二，《顾颉刚全集》第45册，第584、585、587页。

[97] 同上书，第723页。

[98] 顾颉刚：《禹贡学会工作计划》（原载1937年4月1日《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至三合期，题《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载《宝树园文存》卷四，《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227页。

[99] 顾颉刚：《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原载1942年3月20日《党军日报·边疆月刊》第一期），载《宝树园文存》卷四，《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27—329页。

[100] 顾颉刚：《序录》（一），《宝树园文存》卷四，《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14页。原文为《顾颉刚文集》第一册《序录》。草于1944年6月20日，写定于同年11月7日。

[10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19页。

[102] 胡适：《学术救国》，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103] 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463页。

[104] 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286页；转引自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85页。

[105] 章太炎：《与宋哲元》（1935年12月24日刊于《申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927页。

[106] 章太炎：《与蒋介石》（1936年6月4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975—976页。

[107] 章太炎：《与李根源》（1927年11月27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06页。

[108] 钱穆曾经如此称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师徒三人说：“三君者，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钱穆：《崔东壁遗书序》，载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6页下—1047页上。此外，顾颉刚亦曾于1931年9月9号的日记中记说：“振铎告我，谓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顾颉刚日记》卷二，《顾颉刚全集》第45卷，第561页。由此亦可见三氏在民初学界影响力之一斑，而钱穆之记述亦非无的放矢。

[109] 第一章内容曾于2016年10月发表于南京大学孙江教授筹办的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部分内容修改后再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

[110]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111] 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