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后“五四”时期的“国学”发展：“五四”一代对国学的扬弃

为了对抗过度西化的问题，倡扬国学继续被章太炎看成救国救时的凭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上一度涌现的国学热潮与章太炎的大力推动关系密切。当时不少学术机构和专业学院的系所纷纷以“国学”命名。^[114]以“国学”为名出版的著作超过40部，^[115]学术期刊也有21本；有论者更直指国学研究的机构、刊物在那时已遍及华夏大地，甚至远在海外。^[116]然而，不可以忽略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在以国学为名的教研机构下工作，究竟不如太炎般研究国学是为了发扬国光，反是以批判国学为其治学之首要任务。除胡适外，陈独秀、顾颉刚、郑振铎、陈源、何柄松、成仿吾、许地山乃至太炎门生钱玄同、鲁迅等，均先后发表了批判国学的言论。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其形成背景的主因之一便是要批判那滥觞自章太炎的国学思潮，对传统固有学问进行“现代性”的总结与整理。有趣的是，这场在现代学术史影响深远的运动与清末章太炎的治学精神却有莫大的关系，太炎借复先秦诸子之古而批判大一统以来的儒学思想，实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学风；所谓“整理国故”中的“国故”一词，便是沿袭自太炎的《国故论衡》。章太炎的学说对于胡适、顾颉刚以至傅斯年而言，无疑有启蒙之功。即如胡适所说的，太炎虽有其“好古”毛病，但是也让“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117]

不论是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古史辨运动甚至整个的新文化运动，都与章太炎有一定的思想渊源。整理国故运动承接章太炎《国故论衡》的余绪而有，不同在于标榜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古史辨运动承接章太炎反孔、复古以反传统的学术精神，相异的是超越先秦诸子研究而直入“黄金古代”作一番革命性考证。正如当代新儒家唐君毅所说的：“在我开始读中学的时候，那时讲甚么整理国故，考据历史，说甚么疑古，这些都是从章太炎先生的观念传下来的。”^[118]不过，唐氏更加注意到，民国初年的新派知识分子在承继章太炎、梁启超的早年思想后，却反过来骂他们的晚年，他说新一代人“对章太炎也没有好感，骂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响的人。胡适之，其实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响”。^[119]

从时人骂章太炎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的便是国学如何被新一代知识分子扬弃。胡适曾如此评价国粹派说：“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他们的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120]此说算是总结了章太炎一系在清末时的治学特色与目的。新一代学者与太炎的冲突，除了在治学的态度上，也表现于治学的方法上。无论是胡适，还是顾颉刚，都标榜治学要用科学的精神求真求是。胡适强调整理国故“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扬言以新原则和新方法研究国学：“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21]“从无发扬民族精神的感情作用。”^[122]顾颉刚也明确反对上一代学人的治学态度，宣称研究国学的主旨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史料，而“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123]他们的言论，不难让人感到有意否定太炎的治学风格。

胡适赋予国学新的意涵，一方面见出他试图摆脱前人的学说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固有学术过渡到现代社会做好嫁接工作。他认为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而研究国故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又可以省称为“国学”；所以，“国学”实际上是“国故学”的缩写。^[124]胡适的新诠释，见出他不认同章氏与国粹派对国学所充满的褒扬之情，也不认同把国学视作激发民族大义的救亡武器，当然也不像太炎般存在为了救国而要救这传统固有之学的宗教热情。他有意把国学与民族主义脱钩，将之厘正为一门研究“国故”的学问，借以回复学术求知求真的原意。他把国学等同国故或者直接以后者取代前者，就是因为后者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125]胡适的界定，用词简单，但寓意深远，并且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学术界普遍把国学理解为“国故学”，相信也是受到胡适的影响。

胡适的国学观念的出现，表明了章太炎的国学诠释及内容划分在民主、科学思潮下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修正，继而有被逐渐边缘化的危机。胡适把国学从救国的致用性论述拉回到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求知层面，在研究范围上比章太炎的更广阔，但也更细致。其言曰：

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126]

胡氏之言，无疑超离了章氏特重历史与语言文字的内容。他强调以实事求是、破除门户之见的学术态度研究国学，认为无论是戴震、惠栋，还是今文家的刘逢禄、康有为，均应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127]这与太炎意欲发扬国学以救亡的心态以及因为坚守古文家立场而有治学上的偏颇不同。

进入新社会，时代思潮越走向多元化，学术的空间也不断扩大，章太炎继续持守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思想，对新冒升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方向予以批判，凸显了一种看似保守落伍的形象，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对国学的维护之情，也成为了新思潮发展的阻力，以及成为他批判西学与新一代学者的缘由。事实上，他的国学救国论述在民初以还已经被新知识分子的救国言论边缘化。在胡适、陈独秀等新一代学人的思想意识里，西方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德先生”“赛先生”才是中国的真正救星。他们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并不寄存于国学、国粹等传统固有旧物上。相反，“国学─国故学”里面更有很多阻碍民族发展和进步的绊脚石，这些都是不得不予以清理和抛弃的。

胡适声言要把国故学中所有不合时宜的旧物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予以整理。按着他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从烂纸堆里把无数“能吃人，能迷人”的“老鬼”打死，然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告诉国人国故学里虽然“把戏千万般，说破了‘也不过如此’”。^[128]这说明了从求知一途研究国学的胡适，要把国学的一无是处无所隐遁地彰示出来。

陈源更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于‘整理国故’这个勾当，压根儿就不赞成。”在他看来，“一座旧房子里的破烂家具，无论你怎样的清查，怎样的整理，怎样的搬动，怎样的烧劈老朽，怎样的重新估定价值，怎样的报告一个‘不过如此’，弄来弄去，左不过还是那些破旧东西。而且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故此，他认为：“目前的急需，是要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电灯、自来水，造新的厨房，辟新的毛厕，添种种新的家具。新的有用的来了，旧的无用的自然而然的先被挤到一边去，再被挤到冷房子里去了，末了换给打估的人了。”经过这些比喻，他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只有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然后才能‘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最后的一刀’。”^[129]其论表明，只说整理是无济于事的，非把国故抛弃而不可。

然而，陈源之论还要算是平和的，陈独秀与成仿吾的批评则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了。前者视整理国故为“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视之为“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130]

太炎的门生鲁迅对国学或国粹也毫无好感，直言它们毫无保留的价值，明言“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131]他视国学没有保存的价值，而衡定的标准在于它没有“保存我们的力量”，^[132]故又倡言青年们不要读中国书，^[133]倒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他认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34]为了不使国人被世界人抛弃，他呼吁人们不要再蹲在“国粹”的影子里张目摇舌，一切“国术”“国技”“国花”“国医”只会使得中国更加“闹得乌烟瘴气”。^[135]在他的笔下，“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不再能有助于光复中国，国粹也没有任何正面与积极的价值意义。当他针砭时弊或批评中国的国民性时，国粹实际上已成为了他挖苦别人时的用语和直接讥讽的对象。有关文章可以参阅《随感录第42》（1918）^[136]、《寸铁》（1919）^[137]、《聊答“……”》（1925）^[138]、《华德保粹优劣论》（1933）^[139]、《关于中国的监狱》（1934）^[140]。这数篇文章所说的国粹实不过尽是些“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拖大辫”“吸鸦片”“造谣”“说谎”“诬陷”等极为负面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国粹”本身已变成了一组十分负面的形容词。若说“国粹式”的某某东西，究底而言是说明所表述的东西是落后、保守、顽固、野蛮与无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