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之人，尤其是在青年时代，就存在着回避竞争的劣根性，那这种人最终是无法求得进步，也不可能发达的。谁都知道，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竞争。因此，不躲避强力的对手，与之竞争，同时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是人生处世不可或缺的两个必要条件。人以德对我，我也以德待人。毕竟人在这世上是要相互支持的，所以大家彼此不骄不侮，彼此兼容忍让，这是我的信条。
《论语》与算盘，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要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必定得依赖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充分地去谋利，才能成功。否则决难有所进展。
——涩泽荣
如今谈论道德，当以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最为重要了。对这本书，大家只会读，却不知《论语》之中有算盘之理。从外表看起来，它们相隔甚远，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始终认为，算盘可因《论语》打得更精，而《论语》也可借由算盘来发扬真正致富之道。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两者的关系是形疏实亲。
我的友人在我七十岁的时候，作了一本画册送给我。里面开头一张画着《论语》以及算盘，另一边画着一顶大礼帽及日本刀。一日，学者三岛毅先生到寒舍造访。他看到这张画之后，甚感兴趣地说：“我是研究《论语》的，而你是专攻算盘的，打算盘的人尚且知道如此充实地倡导《论语》与算盘的关系，那我这个读《论语》的人，今后也应该好好研究算盘一番。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努力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写了一篇有关《论语》与算盘的文章，强调“道理、事实与利益三者一致”的论点，并在文中举了不少例证来加以证明。
我经常认为，要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必定得依赖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充分地去谋利，才能成功。否则决难有所进展。如果国民只知沉湎于理想空谈，且偏爱虚荣的话，是绝对无法发展真理的。所以，我等希望政界、军界不要跋扈非为，而实业界则要力求发展，努力提高生产，增加物质财富，这才是促进国富的最好方法。若全然不顾及此，则国富难成。若问增进财富的根源何在？我想就是依据“仁义道德”了。只有依据正确的道理所积累的财富，才能完美、持久。因此，我认为《论语》与算盘两者表面上虽不相关，却可互相辅助使其一致，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紧要的任务。
士魂商才
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经济上则容易招致灭亡，故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
——涩泽荣
从前，菅原道真[1]倡导和魂汉才，这很有意思。相对的，我常常提倡士魂商才。所谓和魂汉才，是指日本人要以日本特有的大和魂为依据，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优越，尤其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贤者，在政治、文学及其他方面都比日本发达，所以日本就必须学习汉土的文化、学术，以培养自己的才艺。
说到汉土的文化、学术，书籍很多，但以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为中心。此外记述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书，据传全是孔子所编纂的，故所谓汉学，实乃孔子之学，是以孔子为中心的。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籍，据说是菅原道真最爱读的一本书。相传在应神天皇[2]时代，百济的王仁所献的《论语》和《千字文》，曾传之于朝廷。菅原公用笔将它抄录下来之后，呈献给伊势大庙[3]。这就是现在还保存着的菅原本《论语》。
“士魂商才”的意义也就是，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经济上则容易招致灭亡，故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要培养士魂，书本上能够借鉴的有很多，但我认为，还是《论语》最能培养武士的根底。
那商才又要怎么培养呢？商才也可以通过《论语》来培养。虽然从表面上看来，道德方面的书与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商才原本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偏离了道德的诈骗、浮华、轻佻等，只是卖弄小聪明而已，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商才可由探究道德的《论语》来养成，也是不容置疑的。人生处世之道虽然十分艰难，但在你熟读《论语》且细细品味过后，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我一生都尊奉孔子的教导，将《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片刻不离左右。
我国众多的贤人豪杰中，善于作战又巧于处世的，当推德川家康[4]公。正因为他处世之道的巧妙，所以能威服四方英雄豪杰，开拓了十五代的幕府霸业，使人们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过着高枕无忧的生活，实在是伟大。
因家康公处世之道的巧妙，所以有种种训言传给后代。他的《神君遗训》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处世的道理。我曾把《神君遗训》同《论语》对照了一下，发现两者竟然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其大部分内容都出自《论语》。例如《遗训》上说的“人之一生，如负重任，如行远道”，就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很相似。
此外，“责己莫责人”是从《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的意义引申而来。“不及胜于过”与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相一致。“忍耐是长久平安的基石，怒为大敌”，也就是“克己复礼”的意思。“人当自知自量，如草叶之露，重则坠兮”，是说要安分守己。另外，“常思有所缺，则无不足；若心生期望，则当思量困穷之时”，又“估胜不估败，害至其身”等说法，都能在《论语》中找到。由此可知，家康公巧妙的处世之道以及能够开拓两百多年的丰功伟业，大都是受益于《论语》。
世人认为，汉学之教，乃肯定禅让讨伐，故与日本国体不合，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从孔子的“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能明白。韶乐是称赞尧舜的音乐，尧欣赏舜之德而让位，因此歌颂尧舜的音乐是尽善尽美的。武乐是歌唱武王之事，纵然武王有德，但他发起革命，以武力获得天下，所以评价武乐也未尽善。从这可以看出孔子是不希望革命的。其实凡是评论一个人，必须仔细考虑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是东周人，自然不能露骨地批评周朝的缺点，只能婉转地表示虽已尽美但未能尽善。
世人论孔子之学，务必要好好探究一下孔子的精神，如果不能以入木三分的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必有流于皮相之虞，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一再主张人生处世，如果不想误入歧途，首先要熟读《论语》。
随着现今社会的进步，欧美各国的新学说不断传入。其实，这些新东西在我看来，仍是古老的东西，跟东洋在数千年前所倡导的完全一样，只是表达方法不同，更善于措辞罢了。虽然欧美诸国日新月异的新成就值得我们研究，但也不要忘了，在我们从古时传承下来的文化之中也有不能抛弃的东西。
注释：
[1]菅原道真：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公卿，学者。生于世代学者之家。长于汉诗、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和魂汉才：指日本的固有精神和中国学问的结合。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级最尊贵，商人最低贱。
[2]应神天皇：日本第十五代天皇。
[3]伊势大庙：即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国家神社。
[4]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及江户幕府第一任征夷大将军。
天不罚人
人无论如何祈神求佛，只要做出不合理的事，不合自然的行为，则因果报应必然加在他身上，绝无侥幸。
——涩泽荣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在这句话里所讲的“天”，究竟是指什么呢？我想“天”就是天命的意思，孔夫子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孔子所谓“获罪于天”，我认为是指人们无理地模仿或做出了不合乎自然的行为，结果必然给自身招来恶果。到了这时，纵想逃脱责任，但“自作孽，不可活”，如此恶果乃是报应。这也就是“无所祷”的意思。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在《万章》篇中也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也就是说，如果世人因无理地模仿或不合大自然的行为而获罪于天，天并不会采取什么有形的方式来惩罚他，但会以其周身之事令其感到痛苦不堪。这就是所谓的“天谴”。人类想尽办法避免天谴，但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就像自然中四时运行，天地万物生长一般，这都是天命，人自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孔子在《中庸》的开头就说道：“天命之谓性。”人无论如何祈神求佛，只要做出不合理的事，不合自然的行为，则因果报应必然加在他身上，绝无侥幸。因此，除非行自然之大道，不做任何不合理的事，问心无愧，方能产生像孔子在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时那样的自信，由此获得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观察人物的方法
初次见面时，好好观察判断一个人，多半不会有错。而经常见面之后，次数一多，由于种种考虑，反易导致不正确的判断。
——涩泽荣
佐藤一斋[1]先生认为，根据初次见面时的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最正确、最不会发生差错的人物观察法。在其著作《言志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初次见面时对人的观察判断，多半无误。”正如一斋先生所说，初次见面时，好好观察判断一个人，多半不会有错。而经常见面之后，次数一多，由于种种考虑，反易导致不正确的判断。
初次见面时，对一个人并无成见，也不掺杂各种考虑和私情，这样的观察处在一个最佳的状况。如果对方有所掩饰，那这种掩饰在初见之时，就会明明白白地映现在观察者胸中的明镜上而容易觉察出来。但是，见面的次数一多，就容易被种种缘故或别人的反应或建议所困扰，以致考虑过多，反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误。
孟子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一派的人物观察法。也就是根据人的眼睛来鉴别一个人的好坏。心术不正的人，其眼神阴暗不明；心术正的人，其眼神清澈而明亮。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一个人，也是相当准确的。只要仔细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大抵就能判断这个人的善恶正邪。
《论语》上有：“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佐藤一斋先生的以第一印象看人的观察法和孟子的观人眼神观察法，都是简易、快速识别他人的方法，能够大体上正确地判断一个人而不致有太大的失误。但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上面所说的两种简易、快速的方法尚显不足。必须根据上面所举的《论语·为政》上的话，从视、观、察三个方面来识别一个人，此乃孔夫子之遗训。
视和观，都属于看。不过，视是单凭肉眼看其外形，而观则更进一步，不仅看外表，还要看其内在；不仅要用肉眼看，还要用心去看。也就是说，孔子在《论语》中所教导的人物观察法，首先是看一个人表现在外的行为，以此来判断其善恶正邪，进而由此观察他的行为动机，然后再进一步观察他的居心所在，生活追求是什么，这样，必能明了此人的真实人品，即使他想隐藏也隐藏不了。
其实，无论一个人外部的行为表现如何正直，假如其心术不正，就决不能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他有时可能是不敢为恶。又假如一个人所呈现的行为端正，心术也纯正，但如果其追求的只是饱食暖衣逸居，那他则容易陷入诱惑之中而意外地做出坏事。所以，行为、动机和追求三者不能全部端正，就很难说这个人完完全全、自始至终是一个正直的人。
注释：
[1]佐藤一斋（1772—1859）：日本江户后期的儒学家。
《论语》是大家共同的实用箴言
高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我们献身努力的伟大事业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为官才尊贵。
——涩泽荣
明治六年（1873），我辞去官职踏入多年来一直向往的实业界。从此，我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在我刚刚成为商人的时候，心中突然感到，从今往后，自己怕是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了，那我应当秉持什么样的心志呢？我想起了以前所读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有关日常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难道我们不能用《论语》的教诲来经商吗？我觉得，如果用《论语》的教诲来进行商业活动，必可宏图大展。
当时，有位叫作玉乃世履的岩国[1]人，此人后来曾担任过大审院长之职，他的书法、文笔都不凡，为人处世也极认真热忱。在官员中，玉乃和我被认为还算是循吏（认真、守法、热心治民的官吏）。在官场上，我俩关系非常亲密，同时被封为勅任官（明治宪法下，由天皇亲自勅命的高等官吏）。两人都为日后能成为国务大臣而一同努力着。如今他突然听到我要辞官从商时，痛惜不已，说一定要劝阻我。
当时，我是井上[2]先生的次官。井上先生因官制问题与内阁意见不合，最后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界。我这个次官也和井上一同辞职了。因此，我被认为也是同内阁发生争执而辞职的。
当然，我和井上先生一样，与内阁有意见不合之处，但我的辞职，并不是由于争吵，而是另有别的原因。我辞职的原因是这样的：我认为，当时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教育上，都有改革的必要，但最为不振的是商业。商业不振，就不能增进国家财富。因此，在其他方面谋求改善的同时，也必须大力振兴商业。日本社会当时认为，经商不需要学问，有了学问，反而会受到妨碍。所谓“经商挣来的钱，传不过第三代”。人们认为第三代是最危险的一代。
因此，我便决定要做一名商人，且靠学问来经商谋利。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对于我的友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他们误以为我的辞职是缘于和内阁的争执，故对我严加责备。玉乃忠告我说：“你不久就能成为长官，成为大臣，我们应共同为国家效力才对，而你却被肮脏的金钱弄得眼花缭乱，竟然弃官从商，实在是愚蠢至极，想不到你是那一种人啊！”
当时，我向玉乃大力辩驳，最终说服了他。我用《论语》作为例证，引用了赵普以半部《论语》为相治国，半部《论语》修养其身的故事。我将贯彻始终，奉《论语》为一生的信条。再说，处理金钱的事何以就是卑贱？如果人人都看轻金钱的话，国家何以立？高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我们献身努力的伟大事业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为官才尊贵。就这样，我从《论语》中引用了许多话来予以辩驳，才说服了他。我认为《论语》是完美无缺的真理宝库，故决心用《论语》作为我的信条，以其教诲为标准来从事商业活动。这是明治六年（1873）5月间的事。
从此以后，我就仔细地研读《论语》。我曾听过中村敬宇[3]和信夫恕轩[4]先生的课，但两位老师都很忙，终不能读完。最近我又向大学教授宇野[5]老师请教。
宇野老师的课主要是为孩子们开的，但我也参加了。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一些解释也提出我的意见，因此相当有趣，同时也获益不少。宇野先生是一章一章地讲授，让大家共同思考，待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后再往下讲，所以进度虽慢，但大家都能彻底理解，孩子们也觉得其乐无穷。
至今为止，我已跟从五位先生研读过《论语》了。由于不是在学问上探讨，所以有时尚不能理解其深意。例如，《泰伯第八》中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句话，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我近来特别勤加研读《论语》，因此领悟颇多。其实，《论语》并没有深奥难懂的学理，不是那种必须靠学者的解读才能懂的深奥著作。《论语》原是为众生所写，是浅显易懂的，却被后来的学者们弄得玄妙难懂。结果使农工商阶层之人以为《论语》与自己无关，对它敬而远之。这是多大的错误。这样的学者，就像是不讲理的顽固的守门人，对孔夫子来说，是一种阻碍。想要通过这样的守门人去见孔子，那是见不到的。其实，孔子并非爱刁难别人，他是一位格外通情达理的先知。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任何人他都愿加以教导。孔夫子的教诲，是极实用且通俗的。
注释：
[1]岩国：是日本本州西部城市。
[2]井上：即井上馨（1835—1915），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政治家、实业家。明治、大正两朝元老重臣，幕末以及明治时代的活跃人物。次官：日本官职的职称。
[3]中村敬宇（1832—1891）：自幼学习汉学，兰学，英文，精通儒家经典。
[4]信夫恕轩（1835—1911）：著名儒家学者。
[5]宇野：即宇野哲人（1875—1974），儒家学者中东方学的先驱之一。
等待时机的诀窍
不躲避强力的对手而与之竞争，同时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是人生处世不可或缺的两个必要条件。
——涩泽荣
世上之人，尤其是在青年时代，就存在着回避竞争的劣根性，那这种人最终是无法求得进步，也不可能发达的。谁都知道，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竞争。因此，不躲避强力的对手而与之竞争，同时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是人生处世不可或缺的两个必要条件。
我到现在，在面对竞争时仍是决不回避，勇敢地去争取。不过，以我半生以上的长期经验，我稍微领悟到，人生在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某一件事情已经有因，而将产生某种结果时，突然节外生枝，转变因果之势，接着任你怎么去争取，在一定时机到来之前，以人力终究无法扭转其形势。
所以，人生处世要能够观察形势，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这点务必切记在心。但如有人硬要歪曲真理，则必须挺身与他力争到底。所以，我想奉劝青年子弟们，一方面要积极争取，一方面要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不能急躁。
我对日本今日的现状，并不是没有想要极力去争取而改变的念头。我认为今天的日本最令人遗憾的还不仅仅是官尊民卑而已。为官者无论做出多么不妥当的事，结果大都不了了之。虽然偶尔因社会上非议太甚而移送法办或免职处分的也有，但与为官者犯案数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而已。总之，为官者的为非作歹只要不超过一定程度，是被默许的。这样说并不过分。
反之，百姓一旦有丝毫恶劣的行为，就马上有身陷缧绁之忧。凡是为非作歹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上官下民理应一视同仁，而今天在日本的情形却是，在裁夺上依据官民身份的不同有着宽严的差别。
此外，无论百姓对国家、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其功劳也不易被政府所承认。而为官者只要一有寸功，就会立即被政府承认，并加以恩赏。这些情形，都是我想据理力争，希望能够改变的。但不管我如何积极争取，时机未到之前恐怕我没有办法改变形势。因此，目前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发出不平之鸣，等待时机的到来。
人人平等
人与人之间必须平等，务求有节、有礼的平等。人以德对我，我也以德待人。毕竟人在这世上是要相互支持的，所以大家彼此不骄不侮，彼此兼容忍让，这是我的信条。
——涩泽荣
用人的人常说要考察部属的才能，量才适用，以做到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可是，这是一件对谁来说都十分困难的事。更进一步说，虽然有心要做到使人才适得其所，但在安置人才的时候，往往会牵涉到私心和权谋。如要扩张自己的权势，一定要将合适的人安排在适当的职位上，这样才能一步步、一段段地逐渐扶植起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这般，有朝一日终可形成一派的权势，无论在政界、实业界还是社会上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能施展其霸主的威风。但此种做法，绝非是我想效法的。
通览我国历史，德川家康对人才的巧妙安排以扩张其权势的技巧，还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为了加强居城江户的警备，在箱根[1]设立关卡；用大久保[2]相模守来把守小田原，以控制箱根之关隘；以水户家[3]抑东国之门户，以尾州家[4]扼守东海要冲，以纪州家[5]守卫畿内的后方，最后又将井伊扫部头[6]安置在彦根，以便压制平安王城[7]等。他将人物这样配备，的确高明无比。
此外，诸如越后[8]的榊原、会津的保科[9]、出羽的酒井[10]、伊贺的藤堂k，乃至日本国内所有要冲都配置了重臣心腹去把守，更不用说中国l、九州m了。如此一来，所有诸侯的手脚都被束缚得动弹不得，而德川三百年的霸业也就如此巧妙地建立起来了。我无意评论这般方式的家康霸道是否适合我国的国体，但无论如何，将适才配于适所的手段，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家康匹敌的。
在对人才和位置作适合的配置上，我很想仿效家康的智能，也不断地用心思考如何向他学习。当然在目的上，我却无意模仿家康。我涩泽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用我的真心来对待与我共处的人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这些功夫来构建自己的势力。我的夙愿只是想使人才能够适得其所而已。
如果人才能够适得其所，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的话，这是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之道，也是我涩泽对国家、社会贡献的途径。我就是根据这个信念来为人处世的。如果以权谋污辱他人，或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而加以利用，那样有罪的事情我是绝对不做的。
我认为每个人活动的天地都应该是自由的。如感到跟涩泽做事舞台太狭小的话，那就可以立即离开，自由自在地去开拓自己海阔天空的大舞台，我也衷心希望人们能发挥特长。只因为我有一技之长，有人自愿屈就为我做事，但我从没有看轻他们。他们只是不及我有一技之长罢了。人与人之间必须平等，务求有节、有礼的平等。人以德对我，我也以德待人。毕竟人在这世上是要相互支持的，所以大家彼此不骄不侮，彼此兼容忍让，这是我的信条。
注释：
[1]箱根：位于神奈川县西南部，距东京90千米。
[2]大久保：日本战国时代及江户时代前期武将，通称彦左卫门，幼名平助。
相模：日本战国时代的令制国，首府：小田原城，曾是战国大名北条家的首府。相模守指相模国的长官。
[3]水户家：水户德川家，常陆国（旧国名）水户德川氏的支系，德川御三家之一。
[4]尾州家：尾州德川家，尾张国（旧国名）尾州德川氏的支系，德川御三家之一。
[5]纪州家：纪州德川家，纪伊国（旧国名）纪州德川氏的支系，德川御三家之一。
[6]井伊扫部头：井伊（即井伊直弼）是日本的近江彦根（旧地名）藩主、江户幕府末期的大老。扫部头指负责宫内清扫事务的长官。
[7]平安王城：也叫平安京，是日本的京都的古称，平安京是日本在794年（延历13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后至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期间的首都，位于现在京都府京都市中心地区。
[8]榊原：指榊原康政（1548—1606）是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的武将和大名，上野国馆林藩初代藩主。德川氏重臣，江户幕府成立后，为十万石谱代大名。康政流榊原家初代当主。越后（旧国名）。
[9]保科：指保科正之（1611—1673），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三子。会津（旧国名）。
[10]酒井，指酒井忠次（1527—1596），是战国中后期名将，大永七年（1527）生于三河，酒井忠亲之次男，幼名小五郎，通称小平次。德川四天王之首，与石川数正被时人称为“德川二之重臣”“德川天下之元老功臣”。出羽（旧国名）
11藤堂，即藤堂高虎（1556—1630），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及江户时代的武将和大名。伊贺（旧国名）。
12中国：日本地理中“中国地方”，说的是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地区。
13九州：即九州岛，日本第三大岛。位于日本西南端，东北隔关门海峡与本州岛相对。
争与不争
与人相争不仅不应该绝对排斥，而且在为人处世上还是非常必要的。
——涩泽荣
世上有人反对与人相争，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争总是不好。更有甚者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送上。”那与人相争对处世为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呢？这种实际问题，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既有人认为不能排斥与人相争，也有人认为那是要绝对排斥的。
我个人认为，与人相争不仅不应该绝对排斥，而且在为人处世上还是非常必要的。我也听到有人批评我做人过于圆滑，其实我虽能避免无谓的斗争，但也不是把绝对避开争执作为处世的唯一方针。
《孟子·告子下》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诚然，一个国家要想健全发展，则无论在工商业、学术、科技还是外交等领域，都必须常常保持与外国竞争且抱非胜不可的信念。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个人处世也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常保持与周围的敌人竞争且抱有非胜不可的斗志，那他是绝不会有所进步发展的。
辅导晚辈的前辈，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人。—种是，无论如何对晚辈都极温和亲切，决不责备或苛求，无微不至地鼓励、提携晚辈，绝对不以晚辈为敌。无论晚辈有什么缺点或失误，他们都与晚辈站在同一阵线，心平气和地去引导，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地庇护晚辈成长。当然，晚辈对这种前辈是非常信赖的，像对慈母一般地敬爱这种前辈。但是，如此对待晚辈，对晚辈果真有利吗？我想这值得商榷。
另一种前辈则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视晚辈如敌人，专找晚辈的茬儿，并以此为乐。晚辈稍有差池，他们就大发雷霆，严加申斥，将晚辈骂得体无完肤；一有失策，则将其打入冷宫，对晚辈极其苛刻。态度如此严厉的前辈，往往会遭来晚辈的怨恨，在晚辈中当然非常不受欢迎。但是，这样的前辈对晚辈果真没有益处吗？这一点，请青年子弟们好好思考一下。
无论晚辈有什么缺点，即便是失误，也始终给予庇护的前辈，其心地之亲切与诚恳，当然是难能可贵，令人感激的。但是，如果只有这样的前辈，那晚辈的奋发精神必定会受到影响。假使失策也能得到宽恕，那有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认为无论什么失误都没关系，前辈总会解救我的。这样，晚辈不必担心做错事，缺乏谨慎的态度，就会漫不经心、粗心大意，做起事来轻佻急躁。最终，晚辈的奋发精神也就钝化了。
相反的，如果在稍有过失便大声苛责，专找晚辈茬儿的前辈带领下工作，晚辈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一举一动都非常谨慎，唯恐留下把柄，因而自然注重品行，不敢有丝毫的怠惰。这样严厉的态度，能使晚辈加强自我管束，使他养成更扎实、更稳健的工作态度。而且，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专以找晚辈茬儿为乐的前辈，他不但会指责你的缺点、错误，甚至还会牵连到你的亲人，连像“自你老爸以来就没好种”那样的话也会骂出口。在这样的前辈下面工作，晚辈的失败、错误，不单使他自己无颜面对，就连父母也要受辱，故而晚辈们怎可随随便便而不努力奋发呢？
大丈夫的试金石
人世间的事因自动自发而有所成者居多，如果自己奋力想做一些事情，大抵都能如愿以偿。
——涩泽荣
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境呢？在此，我想引用实例来加以说明。这世上平常应该保持平和顺利，但就像水上有波、空中有风一样，平静如水的国家、社会有时也会发生革命或变乱。如果把这与平静无漪的时代相比，那显然应该算是逆境。人生若逢如此变动的时代，无奈地卷入旋涡之中成为不幸者，这就是真正的逆境了吗？就此定义的话，那我也是从逆境中过来的一个。
我出生在明治维新前后，正是日本社会最动荡不安的时代，后来又遭遇了种种变革而一直到了今天。回顾起来，维新时代正值社会变化，无论是才能出众者，还是勤奋上进之人，也许你会意外地横遭灾祸，或是突然时来运转，都未可知。
最初，我因主张尊王讨幕[1]，攘夷锁港[2]而东奔西走。不久后却成为一桥家[3]的家臣，变成幕府[4]的臣下。后来又随从德川大将军之弟民部公子去到法国。回日本之后，幕府已经垮台，变成王政[5]。在此变动期间，可能是由于我的才能不够，我自认已尽一己之力去奋斗，不会有什么不足之处。然而，面对整个社会的变迁和政治体制的革新，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就这样陷入了逆境。
当时在逆境中所遭遇的种种困苦，如今想来犹历历在目。那时历尽艰难的不只我一人，很多人都与我有着同样的境遇。毕竟在社会发生大变乱的时期，这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大波澜虽不常有，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人生中的小波澜是难免的。人世间不可能完全没有逆境。只是，人在处于逆境的时候，要好好探讨其由来，看看它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逆境，然后再拟定相应的对策。
自然的逆境是大丈夫的试金石。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凡人如我，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秘诀可言。我想，只怕也没有人知道这种秘诀吧。然而依我当时身处逆境时得到的经验，加上道理上的思考，我想，无论什么人，在面对自然的逆境时，首先他应该觉悟这是自己的本分（即接受现实），这是唯一的对策。
人要知足。逆境虽然令人难过，但无论你如何焦虑，也只是无可奈何。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是天命的话，那无论多么艰难，你也能心平气和了。相反的，如果将这种逆境都解释成人为的，认为能够用人力将它挽回，那就可能徒增苦恼，徒劳无功，最终反为逆境所累，再也无心探究将来的对策了。
因此，当人身处自然的逆境时，最好是先安于天命，慢慢等待命运的到来，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勤奋上进，才是上策。反之，如果陷入的是人为的逆境时，那又应该怎么办呢？因这种逆境大多数是由自己造成的，所以除了好好地自我反省，切实改正过失之外，别无他途。
其实，人世间的事因自动自发而有所成者居多，如果自己奋力想做一些事情，大抵都能如愿以偿。然而，许多人自己不积极地去开拓幸福的命运，反而自找麻烦，陷入困窘的逆境。如果你这样做，那么要想身处顺境，过着幸福的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的。
注释：
[1]尊王讨幕：日本明治维新前主张拥护皇室、讨伐幕府的政治思想。
[2]攘夷锁港：日本明治维新前主张排拒西方、闭关锁国的政治思想。
[3]一桥家：德川三卿之一，德川氏的分家。
[4]幕府：江户幕府将军的异称。
[5]王政：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武家政治后所采取的君主政体。
蟹穴主义
有的人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从而产生非分之想。他们只知勇往直前，而不知守本分，一味地猛进往往导致失败。
——涩泽荣
我的处世方针，一直到今天，始终都是以忠恕的思想为原则的。古往今来，宗教家、道德家中硕学鸿儒辈出，他们传道立法，最终都是以修身之道为本。
修身之道，复杂说来，不容易明白，但简单说来，就是指身边的一些事，像举筷时的一举一动都蕴涵其中。本此意旨，我待人接物皆以诚意为本。孔子有这样一段话：“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这些都是有关为人处世、做事修身之道。此外，关于享礼、聘招、衣饰、起居之事，孔子也有谆谆的教导，乃至饮食方面也有这样的教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 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这些都是极浅显的例子，但道德与伦理就恰恰包含在这些事物中。
首先要能够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其次便要做到认识自己。有的人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从而产生非分之想。他们只知勇往直前，而不知守本分，一味地猛进往往导致失败。螃蟹挖的穴一定按照自己外壳的尺寸，不大不小。我也是秉持安分量力的这种态度，始终固守我涩泽的本分。约在十年前，有人游说我出任财政大臣，也有人要我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一职。但既然我在明治六年（1873）就在实业界挖掘我的洞穴了，现在，决不能再从这个洞中出来，所以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孔子说，“进吾进也”，“止吾止也”，“退吾退也”。实际上，人的出入进退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为求安于本分，而舍掉进取的气魄，那就会一无所成。另一方面，抱着业不成至死不还，或但求大功不计小过，或者所谓男子汉大丈夫，一旦下决心，便义无反顾、孤注一掷去完成等等，也并不是让人忘却自己的本分。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最好在安于本分的情况下进取。
其次，青年人最应注意的是喜怒哀乐。其实，不仅是青年，但凡人在处世方面犯错，主要原因都是不能控制七情的发作。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教诲我们要调节喜怒哀乐。我辈有时也会饮酒取乐，但要以不淫不伤为限。总的说来，我的态度就是诚心诚意，对任何事物一概以诚待之。
得意之时与失意之时
人生在世当留心，得意之时不可松懈，失意之时不可气馁，保持一颗平常心，按照常理去为人处世，走完人生之路，才是最重要的。
——涩泽荣
人的灾祸多萌生于得意时期，因为得意之时，谁都有忘形的倾向，而祸害就趁机由此缺口侵入。所以人生在世当留心，得意之时不可松懈，失意之时不可气馁，保持一颗平常心，按照常理去为人处世，走完人生之路，才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对于大小事物，也应一一加以考虑才好。然而，大多数的人在得意时，其思想就全然相反，像所说的“小事一桩”那样，对小事抱有轻蔑、不在意的态度。所以千万要记住，不管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时，如果不能对大、小事都以细密的作风处之，就容易陷入意想不到的过失。切记！切记！
不管是谁，都会有面临大事的时候，在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的情况下，自会全神贯注、思虑周密，但在对待小事上，则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是社会上的一种常态。虽然不要过分拘泥于小事，如举筷之间亦劳心劳神，徒然耗费有限的精神，那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如此用心的必要。当然也有些大事，我们不用怎么费心就能完成。所以说事情固有大小之分，但不能仅从表面上观察，轻率地加以判断。有小事反成大事，亦有大事意外化作小事的情况。所以，凡事不分大小，事先要充分考虑其性质，而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的心态或许较为妥当。
那么，一旦遇到大事要处理时，应当如何去做才好呢？首先要考虑到底我们能不能把这件大事处理好。在这一点上，会由于每个人的思想不同而有所区别。有人将自己的得失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只考虑最好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有人愿意牺牲一切，只求把事情做好；而有人则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完全不顾社会的一切。总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答案也不会相同。
若问我如何考虑，我首先考虑的是，事情要如何做才算合乎道理。接着考虑用这种合乎道理的方法去做，对国家和社会是否有利。然后再想想，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如此思考之后，虽自己无利可图，但它既合乎道理，又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话，我会断然舍弃小我，遵循道理行事。如此考查探究是非得失，有理无理，然后再着手去做，这才适宜。
但是，在思考这一点上，必须细致周密。不能一看合乎道理就去遵循，或认为有违公益就迅速放弃。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合理，但也应该再从各个角度加以观察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同样的，有些事表面看来好像是违反公益的，但日后会对社会有利，也未可知。凡此种种，只有靠慎重的考虑才能看出。
一言以蔽之，仓促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有理无理是不可取的。万一处置失当，那一片苦心将全部泡汤。对于小事，人们往往不假思索随意决定，这非常不妥。既称为小事，表面看来自然微不足道，很容易被大家轻视。但是，就是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日积月累，终有一天也会变成大事，这点务必牢记在心。
当然，有些小事是转瞬即逝的，但有些小事却是大事的端倪。原以为是芝麻小事，没想到却在日后惹出大的问题来。有人以细微之事渐次作恶，最终变成坏人；也有人由小善做起，最后变成一个大好人。有些最初以为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步步演进，结果酿成大弊端；而有些小事最终带来一身一家之幸福。这都是积小成大使然。
对人不亲切或我行我素，也是由小而大，逐渐演变的。日积月累，政治家会使政治腐败，实业家会使业绩不振，教育家会误人子弟。所以，小事未必就真的小。社会中无所谓大小事之分，要把事情分大小，重此轻彼，在我看来，究竟不是君子之道。所以，凡事不分大小，均应以相同的态度去思考，去处理。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人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古人云，“名成穷苦日，事败得意时”，诚为真理。因为人在处于困难之中时，会用担当大事那样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故大多可成名。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成功的人，一定都有“咬紧牙关，渡过难关”或“超拔苦痛”那样的经历。这就是遇到困难时，全力以赴的证据。而失败的先兆，往往见之于得意之时。因为人在得意的时候，都会忽略小事，有一种“天下何事不能成”的气概，无论何事均自始即藐视之，这样往往因小失大，导致不可挽救的失败。这与积小成大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人在得意的时候不要忘形，无论大小事，均应充分予以思考才对。水户黄门[1]光国公壁书上写的“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诚为至理名言。
注释：
[1]水户黄门，德川光国的异称。黄门，即日本官职中的中纳言（太政官的次官，决于大纳言，参与政务机密），因与中国唐代官职黄门侍郎相似，故借用。光国公：即德川光国（1628—1700），日本江户前期的水户（三藩之一）藩主，务民事，重儒学。曾着手《大日本史》的编纂，奠定了水户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