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中世纪晚期的认知理论》一书本应是一本关于中世纪知识论的著作。然而，由于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撰写这样一本书，于是它阴差阳错地成了一本关于认知理论的书。

本书缘起于我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1989—1994）期间所做的研究。我到了康奈尔跟从诺尔曼·克雷茨曼（Norman Kretzmann）学习，彼时他是该领域中执牛耳的美国学者，不幸于1998年罹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我的计划本来是同时研究哲学史和当代知识论，而且事实上我于1993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知识论而非哲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我的计划就是撰写一篇关于中世纪知识论的博士论文。但是，随着我的研究的展开，我发现我无法构建一个关于中世纪知识理论的前后一致的表述。我在一些逻辑诡辩句（sophismata）中发现了些许有趣的说法，并在根特的亨利与约翰·邓斯·司各脱关于神性光照的辩论中找到另外一些有意思的材料。但我看不到任何途径能把那些发现整合到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当中，因此这项研究最终作为两篇独立的文章出现，都在1995年。

在同一时期，我发现了关于感觉和理智层面的心灵表征的一套极为成熟的表述。一开始被我当成标准的中世纪观点——阿奎那的观点——其实只是关于心灵如何意识到外部世界的一长串极为有趣的辩论中较早的一个条目而已。阿奎那所熟悉的认知表征的承载物——感觉性和理智性种相（species）——在他身后一个世纪中每一个出色的经院学者手里经受了批判和修改。有些人拒斥阿奎那的大体上是被动性的理论，有人寻求给外部对象在我们心灵中一个更稳固的存在形式，还有人否认一种或多种在心灵和对象之间扮演中介角色的种相。更甚者，当我们带着这些随后的批判去更仔细地检视阿奎那自己的观点时，我们会发现他自己也被发展这一进路的各种不同途径所撕扯着。所有这些材料看上去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开展哲学研究了。

另外我很快就发现，在我为之付出辛劳的这条路上，我并不孤单。首先，我发现一位年轻而优秀的思想史学家，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威廉·考特尼的凯瑟琳·塔豪（Katherine Tachau）刚刚发表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主题。塔豪的书——《奥康时代的视觉与确定性》（Vision and Certitude in the Age of Ockham）——于1988年出版，刚好是我到康奈尔开始研究工作的前一年。我发现，她对我想要考察的资料已经做了大量的文本研究。更重要的，在那个PDF和网上书店尚未出现，研究生津贴无法跟今日相比的年代，我在费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塔豪的这本书，尽管是被水阴湿、品相不佳的一本。这就是缘分吧。

同样幸运的是，正当我开始认真地着手我的博士论文时，我发现康奈尔的中世纪研究团体又要因另一位年轻学者——多米尼克·佩尔勒（Dominik Perler）——的到来而迎来更加丰富的一年。他在瑞士弗莱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就是关于类似主题的。我们愉快地开始共同探索这一领域。当然，那时我还无从知晓，跟我合作的这个人物将要成为他那一辈的中世纪哲学领域独领风骚的欧洲学者。那时看起来只不过是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而同时我身边又有足够多能量充沛的人将其实现。

随着论文的展开，其中包含了一定量的知识论内容。对阿奎那观点的一个主要的反驳论证就是指那个观点会直接导致怀疑论。我甚至发现彼得·约翰·奥利维——在本书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出色人物，然而不幸的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得到应得的研究——以一种一度被认为仅仅出现于十七八世纪的方式谈论种相，即认为它“遮掩”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然而，随着我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我愈发清晰地感觉到，我所写的根本不是知识论史，而是认知理论史，或者至少是那部历史的前几章。

一旦我以这种方式理解我的这项工作，它的重要性就逐渐明朗了。尽管现在看来一部哲学史包含认知理论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可不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至少就我所知是如此的。事实上，在“认知科学”这个名下的认知科学研究在那时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第一个认知科学系在加州大学圣迭戈的建立仅仅发生在几年前的1986年。因此，那时的哲学史家可以研究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灵、知识或语言——基本上就只有这么多选项。然而，随着我深入到我所研究的主题中，我愈发清晰地看到我和其他人在中世纪哲学中发掘的丰富材料并不严格地是心灵哲学或知识论，而是认知科学历史的早期阶段。

1994年5月，我通过了诺尔曼·克雷茨曼，卡尔·金奈特（Carl Ginet）和西德尼·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担任评委的博士论文答辩。把名字放到纸面上看，这个学者委员会的来头真是要多大有多大，但那时我对他们三位已经足够熟悉，从而非常了解他们的为人——哲学界最友善最慷慨的成员。他们鼓励我在这个项目上做更多的工作，而那时它已经是庞大的两卷本作品，包括数百页的原始资料翻译和那些最终成为本书核心的若干章节。在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为期一年的访学（由我妻子处于上升期的法律职业资助，而不是由任何一所大学资助！），让我有时间润色我的论文，加入若干新的章节，最终它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并于1997年问世。我非常感谢于宏波翻译此书，让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能接触到我的这部作品。

自本书问世以来，已有大量关于中世纪认知理论的作品。我们现在认识到阿奎那更接近他的本来面貌——经院哲学中一位杰出但较为早期的人物，他在众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但很少在任何一个特定主题上发出决定性的声音。目前已经有非常大量的文献关注奥利维、威廉·克拉索恩、彼得·奥里奥尔和许许多多其他人物——而从前关于他们的不过是少数几项不无疑点的研究。研究的热情和能量尤其集中于14世纪上半叶这个极为丰富的时间段，那时争论已经开展到足够深远，使得学者们能够看到众多概念上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并且仍有学术上的自由去沿着我们才开始摸清的方向探索那些可能性。

仍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不仅是关于较为次要、较为边缘的人物，甚至关于那些最具创新性和最令人兴奋的作家、关于最核心的那些主题，亦是如此。可能性是如此众多而又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我来指出这个或那个方向。我们关于这个时期所了解的是远远少于我们尚未了解的，以至于几乎每一个主题都是好的选择。我自己近期回归知识论研究，希望我现在已经找到谈论中世纪知识理论的一个好的方式。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领域的未来一定充满惊喜。

[1] 校者注：species一词在中世纪的哲学讨论中含义丰富，这里并不是指我们熟知的对事物的分类或与这种分类对应的逻辑概念，而是指认知形式，它被阿奎那看作心灵表征得以实现的工具。参见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