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生社团和中国的民族主义

20世纪初期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不像幼童那一代是有组织的，而是作为个人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学校。尽管有不少困难（相距遥远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还是成立了吸纳多数留美学生的各种组织，以满足人们政治的、专业的、社交的和宗教的等多方面的需要。

社团活动在留学生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社团中，留美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简称“留美学生会”）是人数最多和最为组织化的，在一个时期内也是影响最大的。在其巅峰的1910年，三分之二的留美学生都加入了该组织^[1]；它的许多骨干分子回国以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2]。在其鼎盛时期，作为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它积极倡导自治和大众参与——这是20世纪初中国人所热衷的两大政治主张。通过参加以留美学生会为代表的学生社团活动和参与美国校园生活，一些中国留学生学习着如何参加辩论、组织选举和主持会议等英美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技能。

留学生们还成立了其他类型的组织，包括立足于各个校园的学生会和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后者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学生的主要组织。20世纪20年代，当留美学生会退化为一个社交团体时，另有两个规模小得多的团体出现了，以此吸引热衷于政治的学生：成志会——一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兄弟会”；大江会——清华学校某几个年级毕业生的同学会。不同团体的存在显示出留学生们结社的热情和社团类型的多样。

如何用现代的、自愿参加的形式将中国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是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先驱”在世纪之交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梁在其著作中论到“群”（严复是最早将此概念赋予现代意义的人^[3]），认为它是现代西方人成功的关键所在。梁启超认为，把中国人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是实现一个强大和现代的中华民族所不可或缺的，而在他看来，结社就是把中国人组织到牢固和统一的共同体中的重要手段。^[4]

19世纪最后十年各种自愿结合的社团在中国竞相涌现，到新世纪的头十年方兴未艾^[5]，显示了中国思想进步人士寻求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和相互交往的强烈愿望。在清末的政治背景下，自愿结社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结社现象也应在这一背景之下理解。对世纪之交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在旧有的“象征体系”衰落之后，民族主义提供了“半宗教性质的价值中心”（quasi-religious center of meaning）^[6]。民族主义获得意义的另一原因是那一代人的个人记忆都与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相联系。1915年一位留美学生以“中华兴”的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那一代很多人共同怀有的强烈的民族情绪：

我们中许多人都生于1894年前后。没有人告诉你1894对中国是个什么年头吗？那是中日为朝鲜半岛开战的一年……我们民族的一切屈辱都是在我们发出第一声婴儿啼哭时发生的，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国将不国时出生的吗？一旦意识到我们是一个衰败民族的子民，我们本能地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救中国。^[7]

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明确的和处于中心位置的现代性主题。^[8]作为一个“广泛传播的意识”和一种“思想运动”，19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大“转折”。^[9]中国知识分子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是在大约一代人中完成的。^[10]如果说“普遍论”（universalism）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在思想先驱一代中依然有影响的话^[11]，20世纪初的一代学生对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态度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他们抛弃了“普遍论”而接受了中国是一个“终极政治共同体”（terminal political community）的观点。^[12]

许多中国人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空间意识上的转变”（spatial change）^[13]，不仅意味着中国从此被认为是“世界诸国中之一国”，也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的改变，即个人的基本身份由中国某一个地域的人转变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由此而树立了一种中华民族的意识。因此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空间调整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14]，涉及每一个人。这一时期出现的两个相对立的观念——“自治”和“中央权力集中”^[15]，反映了在空间意识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不同的观点考验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弹性，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应当如何治理的问题。中国留美学生虽然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支持过自治的理念，但总的倾向是支持作为一个统一政治实体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许他们比国内的同胞对身为一个中国人更为自觉，旅居国外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更加明确了。^[16]

在清末“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上，留美学生赞成改良派的主张，支持以改良为目标的立宪运动。但他们的政治倾向在国内新闻媒体上报道得不多，这使他们被政治主张激进的留日学生所遮蔽。由于“革命派”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占尽风光，留美学生往往被视为不问政治。^[17]其实他们与留日学生的区别并不在于回避政治^[18]，而在于不认同“过激”的政治。

有关留学生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有三个时期值得特别关注：清末（1906—1911），彼时中国国内正开展立宪运动；民国初年（1912—1916），彼时袁世凯主宰了政治舞台；袁死后的北洋政府和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留美学生社团的状况与国内的政局相呼应。清末学生们对民主政治充满热情，1912年后一直到1920年代，学生们对民主是否真的能维护国家利益逐渐产生怀疑，他们在自己的组织内进行民主尝试的兴趣也随之减退。考察留美学生二十年间的政治立场和活动，会使我们对他们的社团生活有一种切实的感受，也使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的矛盾有一清晰的了解。

[1] 这里引的数字主要来自《留美学生月报》，1908年留美学生的总数据报道是217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参加了学生会。1911年总共650名学生中有385人为学生会成员。1914年总数约1000名学生中有644人参加了学生会。

[2] 在学生会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顾维钧、郭秉文、宋子文、王正廷、王景春、罗隆基等。

[3] 严复把斯宾塞的著作The Study of Sociology译作《群学肄言》，其中“群”一词取自荀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之能群也”。关于严复“群”的观念，参见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

[4]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7页。见张灏在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一书中（pp.95-112）对梁启超“群”的观念的论述。

[5] 有关“百日维新”时期的学会，可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时期的学会组织》，第403—426页。除了19世纪末的学会，李还简要论述了“新政”时期的精英社团。又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3—275页。桑认为，1901—1904年间的自愿结社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很多。

[6] 张灏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一书中精辟地论述了“东方象征主义”（orientational symbolism）危机，the introduction, p.7。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chap. 3）论述了“半宗教性质的”民族主义价值中心。

[7] 《中华兴》（Chung-Hwa Sing），载《留美学生月报》1915年11月，pp.39。

[8] 唐小兵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书是新近出版的一本论述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专著。

[9] 以1895年作为分界点是张灏提出的，见“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98”，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l.,p.335。史华慈则对普拉森吉特·多拉（Prasenjit Duara）有关民族主义可以在前现代中国找到的说法表示质疑，见“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s”，Daedalus（Summer 1993），pp.219-222.

[10] 詹姆斯·唐森德（James Townsend）论述了“文化论”（culturalism）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认为在中国久已存在的“文化论”使得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这种转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仅差不多一代人就完成了，见“Chinese Nationalism”，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uary 1992），p.114。我认为这一转化是由19世纪最后十年的那一代开始，由20世纪初登上舞台的一代完成的。

[11] 张灏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一书中认为，在19世纪末那十年的“过渡一代”（以张书中的四个人物为代表）中，存在着民族主义和“普遍论”两个极端（p.2）。

[12] 见张灏对梁启超的研究（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p.166）。

[13] 唐小兵在其著作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使用了这一术语。

[14] 唐小兵在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书中考察了现代中国人在空间上的转变，但他主要论述的是国际空间方面的转变（见该书“导言”）。

[15] Young，“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The Era of Yuan Shihk'ai，1912-16”，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p.208. 有关这一问题又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ap.6，“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Federalism and Centralism in Modern China”。

[16] 卢西恩·派（Lucian Pye）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人避免了其他过渡体系经历的身份危机，“他们越是与外界接触，就越加强了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我对留美学生的考察倾向于同意派所说的后半部分。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pp.5-6.

[17]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2页。

[1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