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致中文版读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艾英编辑告诉我，准备再版拙著《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嘱我写一篇新文。该书中文版2012年初版时，我曾写过一篇“致中文版读者”，此为“再致中文版读者”之由来。

艾英建议我写写1980年代中期采访几位20世纪早期留学前辈的情形。我脑子里浮现出在北京拜望的李景汉、章元善、陈翰笙、陈岱孙和周培源诸先生，及住在美国纽约市附近White Plain的孟治（Paul Chih Meng）先生。我的老师史景迁教授（Jonathan Spence）帮我找到了顾维钧先生纽约寓所的电话号码，接通电话时我充满期待，但被告知年迈的顾先生不见客，令人殊为遗憾。

此外，我还访问了几位那一代前辈的后人：在北京我见到李景汉先生的公子李伟格、梅贻琦先生的公子梅祖彦、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伉俪的公子梁从诫、潘光旦先生的女公子潘乃谷、闻一多先生的孙辈闻黎明，在美国我访问了任鸿隽/陈衡哲先生伉俪的女公子任以都。

2001年该书英文版出版后，我所任教大学的一位已经不会说中文的年轻同事告诉我，她的外公是梅光迪，此后我陆续接到一些来信，询问他们的先辈亲属留学时的信息；近年来，我在波士顿地区结识了邹秉文先生外孙伉俪。通过年轻一代，我与百年前留美前辈们的缘分在继续着。

当初不懂什么叫“口述历史”，况且在见到老先生们之前我已经爬梳了大量的铅字资料，之所以想方设法“寻人”和登门造访，与其说是要手持问卷收集材料，毋宁说就是想面见真人，亲眼看看那些在文献中生龙活虎、历经时代风雨而残存的老人。对我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他们不啻历史的“活化石”，是曾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人物。我赴美留学的1980年代初，国门乍开、百废待兴，这使我对在清末民初那一历史节点远渡重洋的前辈们不仅心生好奇，也感觉亲近。1980年代国内的文学界兴起一股“寻根潮”，在一定意义上，我也是在寻根。

在本书初版的“引言”和“后记”（见本版“余论”）中，我曾分别写下当年从李景汉先生简朴的家中出来后的感慨，及我所了解的李先生归国后几十年的情形。还清楚地记得，当我1985年秋拜访年逾90的李老时，他告诉我出版社将再版他1949年前发表的著作，这时，他浑浊的老眼居然闪出光来。我不知道李先生所说的重版书籍是否指《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该书于1986年秋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女儿终于买到书时，老人却因突患脑溢血于几天前过世。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被今天的学人称作“中国农村调查的里程碑”。令人扼腕的，不仅是李老没能亲见心血之作在暌违了几十年后重见天日，更是他与同仁们开创的农村调查事业长时期的中断。在“余论”里，我比较详细地讲述了李先生的贫苦农家背景、七年留美经历、1924年回国后从事的“属开荒性质、无定例可参考”的中国社会调查，及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在此不赘述。

在这一版中，我想用些篇幅写写另外四个人：孟治、章元善、邹秉文和潘光旦。我在1980年代中期造访过孟、章二位，写他们俩，一是算向艾英编辑“交差”，二是因为他们俩人人曾在各自的领域有过十分出彩的贡献，但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已不大为国人所知；写邹秉文，是因为近年来我通过他的外孙伉俪“认识”了他，始知我当年写书时竟然忽略了一个如此精彩的人物，这不但对邹先生本人不公平，也对民国时期学农的留美学生不公平，利用这一版，我来补过；最后一位是潘光旦先生——20世纪早期所有留美学生中我最为景仰的人，本书初版时我在“致中文版读者”中已表达过此意。这回要写的，是他的死亡。

写完四位先生，发现篇幅较长，因此放在了这一版的结尾作为附录，题为“四位留学前辈的故事”。讲述四位先生的故事，在我是欲罢不能，言犹未尽，也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本书最后的篇章。

本书初版收在“留学史丛书”中，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该丛书主编叶隽先生，并感谢译者周子平先生。本书再版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项浩南同学为查找书中一些引文的中文原文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想表达对本书责任编辑艾英女士的感谢，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2016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