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会东部会的政治实验

留美学生会在旧金山成立之后，在绮色佳、芝加哥、伯克利等地也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组织。而当若干北洋大学堂的学生转学到东海岸及一些省派公费生也来了以后，东岸便成为中国留学生社团活动的中心。1905年8月，36名中国学生在麻省阿默斯特的聚会标志着中国留美学生会东部会的诞生。

留美学生会东部会按一般美国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做法照章成立。写于1905年冬天的章程（constitution）可能是中国人仿照西方体例制订的最早的“宪章”式文件。东部学生会的目标有三：为中国的复兴努力；促进中国在美留学生之间的联系；维护留学生的共同利益。^[1]与几年前在西部成立的中国学生会不同的是，新成立的组织针对的人群由美国出生的华人青年转向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本身。

1911年秋季，包括东部学生会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团体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留美中国学生会。这一全国性组织分为西部、中西部和东部三部分，各自有独立的机构和章程。在此后的二十年间该组织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直至1931年解散的过程。^[2]在三个按地区划分的分会中，以原东部学生会为基础的东部分会最为活跃和富有成果，保留下的记载也最完整，我的考察也主要是关于东部学生会的。

早期的东部学生会充满创新精神。1907年它增设了一个“代表会议”，目的是平衡执委会的权力，“更好地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3]。曾有人建议每五个会员选派一人参加代表会议。这个提议显然不切实际，但反映了吸纳最广泛的基层会员参与学生会事务的愿望。

代表会议具有立法职能，其权限大到能够否决执委会的决议：如果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遭到执委会理事长的否决，代表会议可以重新表决，在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即可通过执行。对这一限制他们自身权限的做法，执委会的理事们都表示支持。1907—1908年间任东部学生会主席的王景春认为执委会的功能“不过是执行宪章和大多数成员的意愿”^[4]。他的继任者王正廷把自己的职责比作“总机台的接线员”，其作用是“传递会员们的声音”。^[5]《留美学生月报》（时为中国留学生东部会的会刊）上刊登了很多执委会和代表会议负责人之间的通信，显示了对待规章的认真态度和管理会务的透明做法。

如果说《留美学生月报》给学生会提供了一个公共论坛，那么每年夏季举行的“年会”就给这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6]一种实体感。年会通常在位于新英格兰地区风景秀丽的大学城举行，从各处来的中国学生在那里聚会一个星期左右。会议的日程仿照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形式：上午开会，下午开展体育活动，晚上举行社交聚会或娱乐活动。年会使学生们彼此联系起来，有了表达共同关心问题的场所，并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艺术和体育才华。它还鼓舞了学生群体的士气，使中国留学生们有一种归属感。对当地的美国居民来说，年会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学生的窗口，地方报纸常常很有兴趣地对中国留学生年会进行报道。^[7]

年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大会讲演”。讲演者包括中国政府驻美官员、美国教育家，有时也有美国政府的官员。^[8]退休以后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德高望重的容闳参加了1910年的年会。这位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向学生们提出“教导和忠告”^[9]。在华的美国知名人士如长沙的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负责人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也曾到会发表演说。许多讲演者表达了对学生们的厚望。大会讲演为每年的年会定下基调，希望借此给男女青年学生一种目的和方向感。

直到1911年中国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学生聚会，那以后国内才开始举办学生夏令营^[10]，因此留美学生会的夏季年会是独特的“美国式”经验。从一开始就有人想使会议侧重于娱乐方面，但早期的年会保持着“严肃性”与娱乐之间的平衡。参加了年会后，很多人说他们感到“精神境界的提高，社交活动的满足和体力的恢复”。一个学生说：“有谁能说他或她的一生中有哪一个星期比这过得更有价值吗？有哪一个星期我们过得更愉快，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指教和丰富多彩的娱乐？”^[11]更重要的是，如《月报》的评论所说，夏季年会提供了一个使学生们学习“实践中的民主”的机会：

没有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学生情愿在离开美国时没有参加过至少一次中国留学生年会，在实践中体验民主并与他的同胞分享自治的经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的富强——而同心协作。在我们看来，学生会在机构和组织上是……一个迷你型共和国。^[12]

或许最好的“在实践中体验民主”的方式就是参加学生会负责人的选举。按照东部学生会的宪章，所有的负责人每年都要改选一次。作为1909年在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校园举行的年会的指定记录人，顾维钧详细记述了那一次竞选的情况：

选举前三天，当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人们在镇上可以看到一些学生来去匆匆，拦住过路的同学，也许是要他们答应选自己，也许是建议他们自我提名参选。当提名结束、选举临近时，人们纷纷议论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科尔盖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三三两两，有的人歪戴着软帽，手指间掐着香烟，低声与人交谈，间或向周围扫两眼，显然是怕有人偷听。十有八九，那是在进行“政治竞选”。^[13]

顾维钧还报道说，选举当天，年会的135名与会者中有100人来到会议厅，整个上午在选举中度过。^[14]

在留美学生会东部会选举了他们的负责人两个月之后的1909年11月，国内各省有资格选举的人进行了咨议局的第一次投票。这是向建立全面的立宪政府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清政府为了挽救它危机四伏的政权，参照日本君主立宪模式实施的“新政”之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科尔盖特校园进行的选举与国内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抑或仅是巧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留学生们的信息来源是否畅通。

那些对国内政治事件感兴趣的学生是能够及时获得有关信息的。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美国报刊，上面有关于中国的重要事件的报道。《月报》上也辟有国内新闻专栏，对重要事件做及时报道和分析。与国内家人和朋友的通信提供了消息来源的另一渠道，它不但使学生们获得信息，也让他们对国内的氛围和民情有所知晓。^[15]

那个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确有历史意义。1909年省一级的咨议局选举虽然只涉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却标志着社会上非官方人士参政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16]选举出来的咨议代表使地方上的非官方精英——他们有些受过现代教育甚至留过学^[17]——在地区、省和全国的政治中有了发言权。在省咨议局和后来在北京成立的资政院中，这些精英力主“自治”，有意识地对省一级和朝廷的权力进行制衡。^[18]

这一时期的一个最主要的冲突，借用玛丽·兰金（Mary Lankin）的话，是“国家和社会”（state-societal）之间的矛盾。^[19]新的政治角色的出现不但加强了“社会”的力量，也扩大了省的自主性。但是作为“开明的知识分子”，新的政治精英并不限于倡导地方利益，也寻求提升国民意识，以促成一种“国家的地方主义”。^[20]不久这些人与清政府（它已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和歧视汉人）的矛盾达到了顶点，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

许多留美学生都为国内的立宪运动所鼓舞，《月报》也密切跟踪其发展趋势，怀着明显的支持态度报道立宪派的活动。作为当时重要的留美学生领袖之一，王景春称立宪改革是自1902年以来国内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他在1910年评论说：“中国在这一短时期内与西方文明接触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在类似情况下所曾经有的。”^[21]

鉴于国内正在开展的立宪运动，我们可以说东部留美学生会在此刻的政治实验不是孤立的或是纯粹模仿美国政治模式的现象，相反，它应被视为中国留美学生在间接参与国内的现实政治。学生会成员们对学生会宪章（1912年前曾数度修改）的高度重视以及1907年成立代表会议限制执委会的权力，都表明留学生们受到正在国内进行的立宪运动的影响和鼓舞。

曾一度担任东部学生会副主席的S.T.Lok（罗）认为，学生会的活动与国内立宪改革有着明显的联系。罗鼓励同学们参加学生会活动。她十分自信地对大家说：“参加学生会就是进入一个自治的实验室。”在她看来，“学生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自治机构的基本原则”。她相信每一个同学回国后都有机会做地方或全国立宪政府的领导者，因此希望大家在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为将来担当起在国内的责任做好准备。^[22]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女性。需要指出的是，罗只是那个时期中国留美学生会若干引人瞩目的女生积极分子中的一个。

东部会与中国立宪运动潜在的关联给学生会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在中国，省咨议局代表对执政当局不信任是有实在的政治原因的，而留学生会的代表会议与执委会的冲突则是人为制造的，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常常导致会务的拖延。每一任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在与庞大分散的代表会进行沟通时都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当立宪运动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时，学生会代表会议的作用也名存实亡了，权力再次集中在执委会的手里。这一结果不啻说明，这一阶段中国留美学生会进行的民主尝试是受到国内立宪运动很大影响的。

虽然学生们总体上认同国内的立宪派，但他们主张比省一级改革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称之为“新的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会议的召开被《月报》当作证据来驳斥一些“外国人”所谓“中国的每个省都是一个小王国”的说法。《月报》强调说，中国的省咨议局代表们都心怀“整个国家的利益”。^[23]《月报》还在另文中欢呼“新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并批驳“地方主义、派系、省中心论”的倾向，视它们为过时的东西。^[24]同时，学生会在自己的组织内部有意识地培植“新的民族主义”。一位资深的学生会成员说，学生会的目的之一是把来自“国内不同省份、相隔遥远、方言宗教各异的留美中国学生”结成一个统一体，使得他们能“彼此结识，亲如兄弟”。^[25]

当学生把自己视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时，他们表达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在中国传统里，籍贯对于知识阶层十分重要^[26]，而在学生会的注册登记表上却没有“籍贯”一栏，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夏季年会的组委会要求与会者“穿标志学校颜色的服装和携带校旗”。在会议的各项活动中，校与校之间相互竞争。在作为夏季会议重要仪式的集体合影中，学生们围聚在自己的校旗周围。对学校的认同显示出美国校园文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为了淡化中国的地域差别，在夏季会议上英语被作为“官方”语言。这个决定意味深长。它不但避免了中国方言的麻烦，在无形中淡化了地域的重要性，更培养了共同身份的认同。此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留学生要用一种西方的语言来达到强化中国人民族认同的目的。

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仍然以籍贯作为重要的身份标志。^[27]大多数留日学生都居住在东京，那里分布着一些中国人的聚居区。^[28]这种环境使得同乡们很容易凑到一起。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分散在幅员广大的土地上，不太容易遇到来自中国同一个地区的人。除了美国和日本条件方面的不同，美国留学生有意识地促进“新的民族主义”也是关键。留美中国学生在政治上也许没有留日学生激进，但通过有意识地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他们淡化了中国传统的身份认同，建构了新的自我意识，而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形成中的、新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

[1] 《顾维钧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

[2] 该组织最后于1931—1932年间停止活动或“瘫痪”了，原因是“政治意见分歧”，见“Historical Sketch of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in Th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A.（New York，1934），p.24。

[3] “Chinese Students in Conference at Andover”，中国留美学生会东部会1907年夏季在麻省安多弗举行会议的剪报，引自费林（H. D. Fearing）有关中国学生会会议的剪贴簿，1906—1914年，威斯利安大学孟治收藏（Meng Chih Collection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4] “President's Message”，载《留美学生月报》1907年12月，p.26。

[5] “President's Message”，载《留美学生月报》1908年12月，p.22。

[6] 这个词我是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书中借用来的。

[7] 费林的两个剪贴簿中有许多剪报，它们来自1908—1914年间举行年会的那些城市。这些报道显示出当地对中国学生的浓厚兴趣。费林去世后剪贴簿由孟治保存。费林的收藏中还有早期留美幼童的照片、带照片的来宾簿和学生们1907—1909年间写的文章。费林与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些人有交往。20世纪初当第二拨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时候，费林热情地给予帮助，并参加了中国学生会东部会早期的所有年会，这很可能是他存有1908—1914年间地区剪报的原因。

[8] 几乎所有中国驻美公使都参加过年会并发表过演说，学生会与中国驻美使团的关系是很好的。中国驻美公使通常都在美国读过书，这也许是促成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因素。曾经参加过年会的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康涅狄格州州长弗兰克·韦克斯（Frank Weeks）和前麻省州长戴维·瓦尔施（David Walsh）。

[9] Y. S. Tsao，“A Brief History of the 1910 Conference”，载《留美学生月报》1910年11月，p.36。Tsao没有提供容闳讲话的细节。

[10] “The First Government Students Conference”，载《世界中国学生杂志》（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1911年11月，pp.607-608。第一届夏令营1911年在北京西山举行。

[11] “Conference Notes”，载《留美学生月报》1908年11月，p.44。

[12] “Editorial”，载《留美学生月报》1908年8月，p.269。

[13] Wellington Koo（顾维钧），“Brief History of 1909 Conference”，载《留美学生月报》1909年11月，p.44。

[14] Ibid.

[15] 例如胡适就经常与国内的家人和朋友通信，见《胡适留学日记》。

[16] 有关立宪运动，见Fisher, Chinese Democracy; T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17] 有关咨议局成员的社会和教育背景，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6—30页。又见Harrell,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Chinese Students, 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p.215。

[18] Min Tu-ki这样概括当时所取得的成果：“人们也许不同意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的说法，但传统的士绅阶层的确开始有了新的功能，士绅阶层的领导权从位居高位和高层的士绅手里转到了开明的知识阶层手里，一个新时代到来了。”（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171.）

[19]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20]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207.

[21] Chin Chun Wang（王景春），“The Coming Struggle in the Far East”，载《留美学生月报》1910年1月，pp.174-183。

[22] S. T. Lok，“Why Join the Alliance”，载《留美学生月报》1909年1月，p.170。

[23] “New Provincial Assemblies Formed and Convened”，载《留美学生月报》1909年12月，pp.83-84。

[24] 社评“The National Assembly”，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1月，第242页。

[25] “Prize Awarded by Minister”，1906年年会剪报。

[26] 很多学者都强调籍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并做过研究。见Ho Ping-ti（何炳棣），“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ui-Kuan landsmanschaften 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e Provinces”，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December 1966）。布瑞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y）论述过民国初期上海的一些老会馆向新式“同乡会”的转变，见“New Culture, Old Habits: Native Pl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Wen-Hsin Yeh, eds.,Shanghai Sojourners, pp.76-107。

[27] Harrell,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Chinese Students, 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pp.100-101. 又见黄福庆：《清末中国留日学生》（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pp.136，139，145。

[28] 黄福庆：《清末中国留日学生》（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