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环节

问：蔡老师，鉴于您刚才提到去行政化的问题，您是更希望我叫您蔡老师、蔡博士、蔡教授还是蔡院长？

蔡洪滨：可以叫我洪滨。比如在美国，除了65岁以上的老人，其他人都直接叫名字，否则会觉得你把他叫老了。这是我们反映在文化上的一些东西。以色列没有等级观念体现在什么地方？所有人从总统到总理都直呼其名，还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昵称之类的。他们在报纸上不写什么总统、什么总理，是直接写这个人的名字。称呼背后反映了文化等级观念的烙印。

问：刚才蔡老师讲的问题非常好，创新在于交流，交流在于平等，其实在很多企业当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的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但是它的创新能力确实也挺强的，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蔡洪滨：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很多人总结日本20年的创新时，发现它的整体创新能力是衰退的。关于创新我其实没有太多研究，加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还不一定有资格。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的创新。日本在制造一个同样的产品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创新改进、不断细化的能力比较强。日本在新产品早期、经济起飞的阶段是不错的，但后来其实也反映不出它有过人之处。所以日本的创新能力强还是不强，可能具体要看从哪个维度和参照度来说。

问：蔡老师，您刚才讲创新，我也看过斯坦福大学一些关于创新的著作，就创新和文化的特点来讲，基本上西方文化好像在创新上有更多优势。而我们老提“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蔡洪滨：你读文件读得不透。说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但没有说到文化自信。不是说东方文化或者东方人就没法创新。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等级，这是自然的，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学校都有一定的等级。但是等级观念不一定要跟等级完全联系在一起。创新这一点我自己很坚信，好的思想确实是通过交流产生的，没有好的交流渠道，思想不能真正地碰撞，靠个别天才，国家的持续创新能力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管是学术上，还是高科技企业、国家层面的创新，逻辑和原则一定是成立的。从东方文化来讲，我们需要做的是保留好的东西，但一些对创新能力发展不一定有利的东西我们是可以调整的。文化是动态的，跟我们的肤色或其他东西不一样，文化本来就是演变的。我们现在的文化跟秦朝的文化一样吗？这很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观念已经有差别了，文化是动态变化的。在这个变化中间我们要提倡更平等的理念，这种平等不是说不需要等级、组织架构、指令的传递，而是说人格的平等。如果大家都处于底层，级别不高，但是可以自己思考，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也会有利于创新。作为上级应该容忍下级提反对意见，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应该鼓励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此下来，慢慢地就会形成这样的文化，无论在小的组织还是在国家层面都会促进创新。

问：从创新角度讲，在博弈主体之间的地位本来就很不平等的情况下，弱势群体要想通过创新方式改变它的主体地位是很难的，更重要的是博弈主体的强势往往压制弱势群体的创新，我觉得这是观念问题。讨论别的东西有用，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蔡洪滨：这听上去是阶级斗争论，跟博弈论也没啥关系。大家本质上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确实很难有交流的基础。如果我心里想的是你在害我，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听，反过来也一样，那么大家就是在斗争。我们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竞争，但更大程度上是怎样谋求更好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才有基础。然而有交流基础并不一定能够有新的想法的出现，实现共赢。有的交流不一定是共赢：一些人在交流中得益，一些人受损。但我们讨论的是全面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组织、企业、学校的创新能力，直接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比较小的。比如学术讨论的时候，有些人会想，我的想法会不会被别人拿去？但是有些人就是公开地跟大家讨论。如果你有贡献我也有贡献怎么办？大家合作。有一个流浪汉是数学家，他没有家，到处流浪，在这个地方写篇文章，在另一个地方又写篇文章，所有的数学问题就都以他的文章为中心联系起来。说到数学家，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陈景润。陈景润是坐在小屋子里面搞学术，而国外的数学家是到处游行、跟不同的人交流写文章。坦率地讲，陈景润的贡献在我们当时的政治宣传下很了不起，但他研究的其实不是国际数学界真正关心的问题。我说的意思不是贬低陈景润，而是我们理解的创新都是这一类创新，无论你理解乔布斯还是陈景润，都是这个角度的创新。整个数学界的活跃、整个学术界的活跃需要大家不停地交流思想。从我多年观察研究的经历来看，不跟人讨论，就没有什么想法。而平时看文章、微博跟讨论完全是两回事。

问：您刚刚说到创新和交流，您是怎么把创新和交流应用在学术研究与学院的日常管理当中的？能否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蔡洪滨：我刚刚讲到了很多学术交流。从学院来讲，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学术机构需要大家有特别平等的关系。北大有很好的传统：北大教授不觉得院长了不起，没人理这个院长；别说院长，校长来了又怎样？没有人紧张。这些教授见了校长绝不会哆嗦，他们想批评校长就批评，北大就是有这样的传统。真正对创新有利的文化就是大家平等、积极参与，所以学院的教学管理、项目管理、后勤管理、财务管理、职称评定全部是由教授委员会投票决定。作为院长，评职称时我只有一票。不管在学术交流还是学院事务上，我认为光华管理学院都可以真正地建成平等的交流环境。

问：洪滨您好，我是清华大学的员工。在您的讲座里边提到交流和平台都在咖啡厅，您感觉咖啡厅的数量和创新指数是不是成正比？光华管理学院什么时候开咖啡厅？

蔡洪滨：我是每天要喝很多咖啡的。喝咖啡有一个文化的因素，中国有接受的过程。在西方，咖啡厅是大家交流的地方，所以一定程度上交流跟咖啡厅的数量可能有关系。我们学院楼下其实有很好的地方。你们的咖啡厅我以前也经常去，确实不错。我们学院的咖啡厅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搬到光华新楼以后学院有一个咖啡厅，咖啡质量不错，但定价有问题：一小杯咖啡按照五星级标准要收42块钱。那时我还不是院长。第一个月在那里喝咖啡的就我一个人，我离不开那儿，所以我每天去喝，每天花好几个42块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我们就不停地跟学院抗争，抗争到最后我们有了内部价。学院咖啡厅的内部价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去你们的咖啡厅就比较少了。谢谢你的这个问题。

问：我是某个机场杂志的记者编辑，想问一下我们行业里的一个问题：民航局长李家祥说，虽然国家很多小地方都在大力地兴建机场，但是那些中小机场都是在亏损的。如何运用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

蔡洪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很多行业知识，所以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们有一些校友在这个行业工作，可能会帮你回答，哪位同学对这个问题有特殊的理解？

学生1回答：支线机场之所以不赚钱是因为客流量和货运量的问题。刚刚老师说到为什么要兴建机场，是因为它是政绩的一部分，在新建机场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规划。所以它最终赚不赚钱是规划的问题而不是创新的问题。

问：我觉得要是有更好的规划也算是一个创新吧。

学生2回答：美国小型机场可能有三四万个，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个。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航空管制，所以这也可能影响支线的发展。

问：航空管制一般都是大型机场。

学生2回答：小型机现在放开了管制，但是没有完全放开。特别是在国外飞行员培训很多，但是中国想拿到驾照不是很容易。

（时间：2013年6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