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布赖特法案》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开幕，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成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为了说服美国国会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成立，富布赖特于5月21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和文化关系，鼓励各国之间学者和学生的国际交流，提高国际教育的总体水平。该组织将作为世界各国教育体系的咨询机构，面向所有国家，不谋求控制和干涉各国的教育制度。”富布赖特强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当时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都是促进各国之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力量，认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促进国际教育交流，有助于消解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敌对和隔阂，传播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并由此清除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富布赖特在报告中指出，“如果不开展战后教育与文化重建，不启动国际教育交流，就无法根除法西斯主义存在的根源，那么法西斯主义就会死灰复燃，暂时实现的和平就不能长久”。^[1]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赞成展开学生和教师的交流，翻译书籍，并且向各国传播。他强调，这种国际交流有助于维护和平，控制冲突，美国政府决策和政治家们应该克服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偏见，充分认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9月27日，富布赖特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利用出售美国在战时的海外剩余资产所获得的资金，资助美国学者和学生去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授课或其他学术活动，同时招聘外国学者来美从事学术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增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他强调，“增进我们对其他人的理解和他人对我们的理解的必要性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11月，他就《剩余资产法》提出一项修正案，赋予国务院处理美国在海外剩余资产的权力，授权国务卿可以与外国政府签署相关协定，以支持美国公民到国外从事教育交流活动，同时为外国学生和学者提供来美国学习的旅费；用于国际交流的费用完全来自出售美国海外资产所得。^[2]富布赖特的提案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

富布赖特希望通过教育与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世界和平，增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他指出，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的宗旨是通过这种交流活动，“使人们对国际事务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理性和多一点同情心，并以此促使各国最终学会和平而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他回忆说，“我考虑了可以设想的一切办法，想到了有一件可以给我带来一点希望的事，即通过教育交流培养一种社会风尚。这种风尚概括起来讲就是相信必须造就——特别是在大国——一代代的领导人，他们有了教育交流的亲身经历之后，必然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有些感受和了解，懂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工作、那样想事、遇事有那样的反应，也会懂得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样，国际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战争危险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他认为，通过跨文化的教育交流有助于人们找到和睦相处的途径和办法。^[3]

富布赖特深知，要想使他的这一提案获得通过并非易事，一些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都对此持反对态度。因而，富布赖特必须首先争取获得更多议员和政治家的认同。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剩余资产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奥马奥尼以及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都表示赞成这一设想。随后，他又想法说服了共和党少数派领袖肯尼斯·惠里等人。

不仅如此，富布赖特在提出和推动国会通过这一提案过程中，采取了“低调处理”的策略，确保该提案不引起讨论或争议。富布赖特清楚地知道，美国国会中怀疑这个计划的人实在太多了，唯有不经辩论尽可能悄悄地通过，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批准。在奥马奥尼担任主席的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该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并未出席，只有富布赖特和另外5名该项提案的支持者出席作证。1946年4月12日，当该提案被提交到参议院讨论的时候，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争论，富布赖特的讲话非常简短。他认为，这一提案受到关注的程度越小，获胜的几率也就越大；如果他当时就此做了重要发言，或这一问题引起了新闻界的注目，很可能会有人表示反对，并阻止议案的通过；“如果经过全体辩论，我怀疑能否获得通过”。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事后就表示，如果事先了解到这个问题的话，他会表示反对，因为把美国的青年学生送到国外受外国“主义”的影响是十分危险的。^[4]幸好，这种反对的声音来得太迟了，富布赖特的低调处理使议案未经讨论便获得国会的通过。

同样重要的是，富布赖特提出的国际交流计划不需要美国国会额外的拨款，资金来源是靠出售海外的剩余物资，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应当说，如何处理战后美国的海外剩余物资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情，富布赖特提出的教育交流计划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1946年8月1日，杜鲁门签署了该项法案，富布赖特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不久，美国国务院与英国政府率先达成协议，美国从出售海外资产所得中拨出2000万美元用于资助美国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教育交流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还与20余个国家就此展开磋商。富布赖特频频出访欧洲和亚洲，努力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1948年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正式开始实施，有35名外国学生和1名教授来到美国，65名美国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授课。从此以后，富布赖特将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为了使国际交流项目顺利展开，富布赖特力图将其说成是美国对苏联实施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奔走各方，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50年代初期，他还想方设法压缩“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经费。他在参议院强调，“欧洲本能地抵制美国官方的宣传，我们实际是在浪费金钱”，美国应该通过人员交流来传播其文明，这是促进国际的相互了解和改善关系的有效途径，美国应为此投入更多的经费。他和参议员本顿提出一项决议，称美国的海外宣传计划“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缺陷”。^[5]在富布赖特的积极争取下，《富布赖特—海斯法案》终于在1961年获得通过，确定每年以国会拨款的方式为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这为日后富布赖特项目的扩大以及顺利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和资金保证。时至今日，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人参加了这一项目，每年还以数千人的规模递增。《富布赖特法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同时美国期望也借此向他国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被认为是美国公共外交的肇始。

就规模和人数而言，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在富布赖特所有项目中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它却是开展得最早的。1947年11月，美国与中国签了第一份富布赖特协议书。第一位来华的富布赖特学者是美国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德克·博德（Derk Bodde），曾于1948年至1949年间在燕京大学将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成英文。到1949年为止，共有27位美国人和24位中国人参加了这一项目。新中国成立后，该项目中止。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项目于1980年重新启动。1985年，中美两国签署了教育交流议定书，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双方教育交流范畴。目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两国重要的政府间教育交流项目之一，所涉及的学科范围从最初的人文学科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1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了这一项目，每年有数十名学者和学生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和学习。

“富布赖特计划”的实施已有六十多年，其规模和影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所无法比拟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赞誉说，富布赖特项目是二战后世界上“最为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情之一”。肯尼迪总统称富布赖特国际交流计划是“铸剑为犁的经典范例”，是用来改善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的重大且具有建设性的一步”。富布赖特在牛津大学的导师麦卡勒姆称这一项目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人类进行的规模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学者交流活动”。富布赖特一生的政治成就斐然，但其中他最引以为自豪并且认为也是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就是该项目的实施。^[6]

与此同时，富布赖特还不断著书立说，阐释国际文化和教育交流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培育与构建人类共同体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教育，本质上是要使受教育者培养起一种同情心，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更好地确保和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这是大国关系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因而，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的理念和活动不应该被置于国际关系的边缘，而应该是中心位置。他强调，国际交流计划并非是根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可能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提供了一条最有希望的道路。^[7]

[1] 孙世鳌：《富布赖特国际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8—29页。

[2] U．S．Senate，Congressional Record，September 27，1945，p.9044；Woods，Fulbright，p.132．

[3]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113；Fulbright，The Price of Empire，pp.193-194．

[4] Fulbright，The Price of the Empire，pp.212-213；Harry P．Jeffrey，“Legislative Origins of the Fulbright Progra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y 1987，p.45．

[5] U．S．Senate，Congressional Record，April 26，1950，pp.5775-5777．

[6] Johnson and Gwertzman，Fulbright，p.108；J．William Fulbright，“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Activity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Engage in During My Years in the Senat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 1976，p.3．

[7] Fulbright，The Price of Empire，p.217，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