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缺席下的多数暴政

全剧一开始，凯撒战败庞贝后凯旋。如阿兰·布鲁姆指出，该剧中罗马处在一个“历史决定性的时刻：共和国的顶点以及帝国的开端”^[1]，“开场时庆祝的那场胜利来源于对高贵的罗马公民的践踏。”^[2]整个罗马沉浸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庆典背后则是罗马的政治危机。罗马平民一方面高喊着民主、自由，一方面却又向凯撒顶礼膜拜，几若奉之为神明：“要是凯撒刺死了她们的母亲，她们也会同样原谅他的”（1.2.269）。健忘的罗马人似乎早已把他们曾经爱戴过的庞贝将军抛之脑后。庞贝的支持者们义愤填膺地怒斥罗马平民：“你们这些木头石块，冥顽不灵的东西！冷酷无情的罗马人啊，你们忘记了庞贝吗？”（1.1.34—36）

罗马平民中的每一个体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旦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平民阶级汇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却常常表现出惊人的建设或破坏性力量。该剧中，凯撒、布鲁图斯和安东尼都非常清楚，争取平民阶层的支持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安东尼和凯撒都是善于操纵民意的政治高手。“凯撒的胜利被用来颠覆制度和控制平民，他既具备操纵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也拥有民众爱戴的可敬的慷慨……凯撒将平民变成同盟，于是他不必再害怕从平民中出现对手，这个政策确实一箭双雕。”^[3]

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了平民阶层对罗马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也生动再现了这股政治势力所具有的破坏作用。诗人西那在去往凯撒葬礼的路上，与罗马的暴民不期而遇：

市民甲：你用朋友的名义去参加呢，还是用敌人的名义？

诗人西那：用朋友的名义。

……

市民丙：先生，你的名字呢？确确实实地说。

诗人西那：确确实实地说，我的名字是西那。

市民乙：撕碎他的身体；他是一个奸贼。

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

市民丁：撕碎他，因为他做了坏诗；撕碎他，因为他做了坏诗。

诗人西那：我不是参加叛党的西那。

市民乙：不管它，他的名字叫西那；把他的名字从他的心里挖出来，再放他去吧。市民丙：撕碎他，撕碎他！来，火把！喂！火把！到布鲁图斯家里，到凯歇斯家里；烧毁他们的一切。去几个人到狄歇斯家里，几个人到凯斯卡家里，还有几个人到里加律斯家里。去！去！（同下 。）

（4.1.20—37）

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LeBon）对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并不乐观：“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4]安东尼不愧为一个高超的演说家、煽动家，“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5]勒庞所列举的演说家惯用的伎俩，安东尼全部具备。对暴民心理特征的洞察更使得他如鱼得水，完全操纵了罗马暴民的喜怒哀乐。当确信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之时，安东尼根本无需直接号令罗马民众，只是通过暗示的方式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民暴动，罗马内战也接踵而来。

非此即彼、简单粗暴的逻辑思维使得罗马人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安东尼的演说不但极富感染力，而且使得罗马暴民心中滋生出无比的力量感和崇高感。瞬刻前还信誓旦旦地要效忠“高贵的”布鲁图斯的罗马暴民，转而即要准备投身于凯撒的“正义”事业之中。这一特点在安东尼葬礼演说前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缺乏法律的制度保障、法治观念无法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罗马的暴民们上演了一场群体疯狂的悲剧。法不责众使得平民无人害怕遭到惩罚，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基于此，柏克甚至认为多数人的暴政比王权暴政更加残暴，“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6]颇为反讽的是，在罗马平民高呼自由、平等之时，罗马的民主政治却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1] 哈瑞·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莎士比亚的政治》，第71页。

[2] 同上书，第97页。

[3] 哈瑞·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莎士比亚的政治》，第79页。

[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5] 同上书，第37页。

[6]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