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及其未来
——参加突尼斯国际会议的随想

正当美国的亨廷顿教授断言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难于避免，甚至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以近东的伊斯兰文化和远东的儒家文化为假想的敌手时，在具有伊斯兰传统的北非国家突尼斯却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互理解、多元共存的国际讨论会。会议由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突尼斯地中海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地点在美丽的地中海海滨小镇哈玛默特。到会者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马里、塞内加尔、黎巴嫩、日本、中国海峡两岸的人类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诗人和宗教领袖——神父、佛教法师。会议主题是“从不可见到可见”，意在从各种不同文化角度讨论不可见之神在不同的宗教中如何成为可感、可见，这实在是不同宗教共同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也讨论文学特别是诗如何从少量可见的“字”引向广阔的不可见的意义空间。我在此无意介绍会议的全面情况，只想谈谈我自己。

我发言的题目是“意义的追寻”。我认为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就已经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既然“言不尽意”，那么，圣人的意思，人们又如何得知呢？《易经·系辞》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圣人于是创立八卦符号（变动不居的卦象）来表达各种意义，又作系辞，用语言对卦象加以详细解释，以便人们能通过语言了解卦象，通过卦象，了解其所蕴藏的意义。这就是中国人通过言、象来追求意义的最早雏形。言、象是符号，意是符号所表现的，因语境不同而千变万化，永无穷尽的意义。我大致介绍了庄子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理论，王弼关于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补充，以及魏晋“言尽意论”“不用舌论”“言不尽意论”多种学派的辩论；也谈到佛教禅宗“我向尔道，是第二义”的主张，他们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话一说出，就受到语言的限制和切割，不再是原意。最后，归结到中国诗歌和诗学对“言外之意”，亦即对尽量扩大字词与读者体味之间的意义空间的追求，并举了一些实例加以说明，如“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之类。总之是从可见的极少字词引向无穷的不可见的意义。

这些议论在中国也算不得很新鲜，但却引起了不少到会学者的兴趣，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家。最令我高兴的是一些学者以此为例，论证如果以“多种文化并存”取代过去的“文化封闭”或“文化吞并”，势必带来21世纪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从其他一些讨论中，我也深深地感到，21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的空前发达，更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长久以来的东、西（即中、外）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很有可能不再有意义。中国知识界讨论古、今和中、外的关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些界限在21世纪也许将不再存在。最“古”的也可能是最“新”的，例如我国最古老的《易经》，目前已成为世界文化讨论中“最新”的内容；一些原以为是“最新”的事物和思想，也许瞬间就变为“陈旧”，如许许多多“一次性消费”的“文化”。这种变化或多或少是源于历史观念的变化。现代历史被二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事件的历史”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亲身经历，我们所能接触的只可能是“叙述的历史”。叙述必有叙述者，“叙述的历史”也必包含当代叙述者自身的视角、取舍和阐释，因此，也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这样一来，线性的、历时性的历史长卷遂即展现为并时性的、诸事纷呈的复杂画面。古代的东西可以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旧的未必即过时，新的也未必就一定好。

东、西的关系亦复如此。东方的未必就好、就有用，西方的也未必就坏、就无用，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把小小的地球看做一个整体，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心态，那么，只要有益于发展自己文化的东西，都可拿来利用，不必拘泥于它的原创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不必计较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不必算计自己是“出超”还是“入超”。有些人总在考虑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自己提出来的还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在我看来，只要问题本身对我们当前的建设有意义，谁提出来并不重要，况且，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当然需要参与讨论从世界角度提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这次在突尼斯讨论的“从不可见到可见”的问题，它确实是有关宗教和文学的一个普遍问题。从话语方面来说，有些人很强调屏除西方的一套名词概念和话语，从自己的本土文化中，重新建构一套新的话语。理由是西方的话语并不适于阐释中国本土的一切。在我看来，这一意愿虽好，却不能不说只是一种空想。首先，所谓本土文化是指哪一时期的文化呢?80年代?50年代?30年代？鸦片战争之前？其次，话语只能产生于较长时期的对话之中，自说自道，恐怕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想要人为地去营造一种本土文化的话语，恐怕更不可能。因为，如果是指当代文化话语，那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现代精神、西方精神已深深渗入了我们的心智和血液，例如我们都是从学校而不是从私塾培养出来，学的都是声光化电而不只是诗云子曰……期待从我们身上发掘纯粹的本土文化，实属不可能。况且，即便有了这样一种在封闭中营造出来的话语，我们又如何用它去和别人对话，去在世界上发挥我们的影响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话语”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传统语言学解体和法国福柯理论发展的产物！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的话语就已经完美无缺，事实上，世界各地，话语都在飞速地发生变革。我们当然应该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起来，不断更新我们的话语。

突尼斯会议提出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是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讨论。由于日本人类学家稻贺繁美教授提交了一篇关于拉什迪《撒旦诗篇》日文译者五十岚一被杀害的讨论文章，会议遂转向了讨论文化相对主义的极限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就是把某种思想或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去观照和评价，反对用他种文化的标准来加以干扰和判断。例如关于人类尸体的处理，西藏用天葬的方式，把亲人遗体撕成碎块喂鹰；埃及却将死人制成木乃伊，以求永存。古代中国人坚持“父母在，不远游”，必须“承欢膝下”，孝养父母，以尽其天年；非洲一个部落却将老年父母砍杀，以释放其灵魂，帮助他们转世。在文化相对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无可非议，无法评判，而且应该得到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问题在于永远如此相对下去，各民族文化之间又如何能够沟通并得到提高呢？我想，非洲杀父母的部落一旦认识了并无灵魂这回事，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屠杀他们的父母。但是，不杀父母是他种文化的标准，认同这一标准是否违背文化相对主义呢？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两难境地。

我认为把文化相对主义绝对化是不可行的。这样只会导致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隔绝和封闭，显然与“通过对话沟通，在共同的语境中，多元共存”的总趋势相悖。过去，西方文化霸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当然是错误的，但人类总有可以认同的准则。例如，人类的某些需要是普遍性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人类大脑无论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构造……具有相同的能力。”我同意荷兰佛克玛教授提出的关于评断经验理论的三种标准，即与经验现实相适应的标准；与其他理论相契合的标准；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标准。这些标准当然都不是绝对的，但可以普遍有效和有用。另外，由于信息、传播事业的发达，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共同性也可能逐渐大于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不同集体。例如当今中国醉心于MTV的青年群体，他们与同样醉心于MTV的西方青年群体的共同点显然要大大多于与国内老战士群体的共同点，至于与明、清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其差异就更不用说了。

参加突尼斯会议的非洲塞内加尔女学者玛梅·库瓦娜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报告，她谈的是“妇女是非洲象征的承传者和保护者”。她的报告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定要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产品区别开来。

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作品，以至饮食、服饰都体现着一定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其时代性，是某一时期，某种传统文化凝聚而成的“产品”，是“已成之物”，而我们所说的文化传统却是看不见、摸不着、不断发展变化、不断生成更新的“将成之物”，是不断形成着各种文化产品并不断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着新的阐释的一种根本动力。我认为分清“活的文化传统”和已经凝固的“传统文化产品”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美国的旅游商店可以看到许多本土印第安人的文化产品，但这并不能说明印第安本土文化很发达，相反，印第安传统文化显然正在衰落，它已经不大能赋予印第安民族以新的创造的活力。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一再批判“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化，道学家的热心复古”的原因。

文化传统总是隐蔽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活的文化传统不断在变，但绝不是按照那种“肯定—否定”“正确—错误”的模式在变，而是像一棵大树，不断吸取外在的阳光、空气和水；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它的枝叶不断伸展，“今日之树”已不复是“昨日之树”；当然，也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时候，但“落叶归根”，又为同一棵树孕育着新的生命。固定“昨日之树”而不精心培植“今日之树”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例如追求“和谐”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传统精神。印度诗哲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谈到，在印度，文明的诞生是始于森林，这种起源和环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质。印度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这种森林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人的思想，减弱人的活力，而只是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倾向，使他们的思想在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产物的不断接触中，摆脱了想在其占有物周围建起界墙以扩展统治的欲望。他的目的不再是获得而是去亲证，去扩展他的意识，与他周围的事物契合……古代印度林栖贤哲们的努力正是为了亲证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之间的这种伟大和谐。追求“普遍和谐”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主要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三家哲学无不贯穿着“自然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本身各方面的和谐”等基本精神。

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不是不断重复这些精神，事实上，我们不大可能再去做冥想、“坐忘”的庄子，或做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也不大可能去做印度林栖的贤哲（当然也不排斥有的人可以这样做），最要紧的是赋予这些极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以现代内容，使之能为改进备受工业文明戕害的、人类共居的地球和人类社会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两百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吞并和“统一”都不可能。我们应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来容忍和欣赏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在沟通和理解中，共同进步。任何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有权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吸取活力，在整个世界文化的交响乐中，和谐地唱出自己的声部。亨廷顿教授的文化冲突导致世界大战论，当然也就可以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