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主旨研究

之一：系统研究

第一章
成才论
——莱蒙托夫天才三部曲

倘若我们把自古以来地球上的所有诗人带着他们27岁以前的作品排列在一起进行一次评比的话，我想，无论就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而言，还是就诗人认识时代的深度和反映时代的艺术视野的广度而论，或者从诗人干预生活的力度和诗艺臻于圆熟的年龄来看，莱蒙托夫跻身于世界级天才诗人的行列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俄国最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把莱蒙托夫誉为“奇才”是不足为奇的。

他的天才是天生的吗？如果把“天生”理解为“从天上掉下来的”，答案当然应当是否定的。但如果把“天生”理解为“顺应自然的规律”，那么肯定的答案未必不能成立。这是因为，论天时（时间），莱蒙托夫正好出生在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尼古拉一世的时代，暴政的时势造就了叛逆的英雄；论地利（空间），出生在一个充满文化氛围和人际冲突的贵族家庭，使他天赋的智商和情商获得超常的开发，而接下来在军队和上流社会这两个沙皇统治的心脏地带的经历，又使他成为出人意料的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怪杰；论人和（素质），由于具有超常的天赋和意志，他才因而在产生天才的气候和土壤里成为现实的天才人物。

但是，对于任何天才的造就来说，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与生活环境，具体地说就是逆境的磨炼。任何人，不管他出生在怎样一个呼唤天才的时代，不管他承袭了父辈多高的智商和情商，也不管他出生在怎样一个容易成才的家庭，如果没有后天的逆境对他意志的严酷磨炼，还是成不了现实的天才的，尽管他具备了一切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如我国大思想家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才的真正涵义并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人杰，而是指具有较高天赋，在艰苦环境的熔炉里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锤炼自己而实现超群和超前的自我价值的人。莱蒙托夫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诗人，他的成才是在时代的需求下，天赋、家境和磨难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便于总体研究，我们分别从超常的天分、独特的家境和生活的磨难三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且同样受着时代的需要这个决定因素的制约。

第一节
超常的天分

莱蒙托夫的天赋素质是超群的。莱蒙托夫身上有他擅长音乐的母亲的遗传基因，他具有天生的诗感和乐感，幼时对音韵就有兴趣，有时候跑到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谢尼耶娃跟前说：“姥姥，стол（桌子），пол（地板）？”姥姥问：“米沙，什么стол，пол？”她没有觉察到小外孙对诗韵的悟性，所以感到莫名其妙。他还不会走路，就已经会唱歌，他能一连几个小时听歌而不厌烦。他后来还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甚至能为自己写的诗谱曲，他逝世前一年还曾为自己的抒情诗《哥萨克摇篮曲》（1838）谱曲。莱蒙托夫后来所以善于用音韵手段使悦目的形象同时悦耳，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童年时的音乐基础。莱蒙托夫没有成为音乐家，但他天生有两只音乐家的耳朵，两岁多的莱蒙托夫听过的母亲生前的美妙歌声竟终身萦回于他的耳际，甚至当他见到高加索的峭壁险峰时也仿佛觉得它下面的草原正把那刻骨铭心的声音向他传送深情，使他爱屋及乌地更爱起高加索来。据俄国《妇女杂志》1830年第二期报导，1829年12月21日，15岁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用小提琴演奏了马乌列洛夫协奏曲中的快速曲。正是这种对音乐的审美感受使得莱蒙托夫在每一个词里能捕捉到乐感，使他的诗与音乐之间的差异有时几乎顿时消失，比如别林斯基所说“诗渐渐变成音乐”的那首抒情诗《囚邻》，写得歌声如泪喷涌，泪似歌声飘洒，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扑朔迷离地交织在一起，产生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莱蒙托夫在绘画方面的禀赋还要高出他在音乐上的颖悟。他自幼酷爱绘画，他不但会画素描，还会画水彩画和油画，至今在莫斯科的莱蒙托夫纪念馆里还完好地珍藏着他生前所画的十三幅珍贵的油画，其中有的在20世纪60年代才从散失地德国找到。莱蒙托夫少年时代还曾受到过《莫斯科新闻》杂志对他在水彩画和素描方面的成就的称赞。如果说，音乐家的耳朵使莱蒙托夫能够听到万籁齐鸣、铿锵悦耳的世界，那么，画家的眼睛使他能够看到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使他所作的画中充满了诗情，使他吟出的诗中洋溢着画意，使他写出的散文中交融着诗情画意。莱蒙托夫捕捉景物的能力惊人，他不但写生，而且凭借着记忆在画幅上作画，而画出的人物、风景、激战、奔驰、追捕……无不达到恣意自如的境界。他的自画像形神毕肖，更令人叹服。画家的眼睛不但帮助莱蒙托夫捕捉千姿百态的物理状态，而且有助于他捕捉难以捕捉的细致的心理变化，而凝视的目光和沉思的神情正是他对刻画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渴望的外化：

你的目光有如那天穹，

一片珐琅似的淡青，

你年轻的声音像个吻，

发出响声后又消遁。

——《你的目光有如那天穹……》

这里，“目光”是惹人爱恋的征候，“声音”也是令人销魂的象征，色彩、声音、心灵之间的界限冰释雪融了。这种对细腻情感的奇妙捕捉，据莱蒙托夫自己分析，与他的早熟和早慧不无关系。他十岁那年在高加索就默默爱上了一个九岁的金发女孩，五年后回忆起此事时，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据（拜伦）说，早恋标志着一颗定会爱高雅艺术的心灵。我想在这种心灵里有许多音乐。”莱蒙托夫本人也把早熟和早慧归入具有天才特性的天赋素质之中。

具有天才特性的天赋之中还应包括对自己天才的预感。闻一多在谈到杜甫关于天才的预感时这样写道：“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类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1]莱蒙托夫也在展露诗才时就具有明确的天才的预感，早在1830—1831年他十六七岁时就在《那郁闷的歌声在黄昏时分……》这首诗中吟咏道：“我觉得命运不会扼杀我身上，/这个成熟的精力充沛的天才。”在《1831年6月11日》中他表示了对自己的天才受不到世人理解的困惑：“世人何以没有理解/这位伟人，他怎么找不到朋友？”在《不，我不是拜伦……》（1832）中他以拜伦自比，虽然还远没有得到世人的承认：“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天职在肩但还无人知的诗人。”

对天才的预感还包括对天才的早始和早终的预感。就在上述同一首诗中，莱蒙托夫就预感到“我的生涯早始也将早终”，他还预感到自己悲剧性的死亡：“我的死将可怕得很；异国他邦/定要为他震惊，但在我的故国，/连对我的绝命也都要咒诅一场。”诗人写这些诗行时才17岁，离自己的死期还隔着整整十年。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普希金初登诗坛就写下《我的墓志铭》，为何叶赛宁成名之前就写下了《一个自杀者的自白》了。

莱蒙托夫天生酷爱读书，外祖母的庄园里有一间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室，足不出户，他就能读到一般青少年难以读到的国内外文学名著和名人传记。“优秀的书籍是哺育杰出人才的珍贵乳汁”（弥尔顿语），莱蒙托夫在拼命吮吸人类文化的乳汁中度过了自己寂寞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使他比常人超前开了慧：12岁时便坚实地通晓了俄罗斯文学，并很好地了解了外国文学。对普希金诗的情有独钟，曾驱使他把《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全文仔细地抄在自己的练习本上。

莱蒙托夫具有惊人的想象力，这也是孕育他的诗歌天才的重要智慧品质之一，在《1831年6月11日》中他曾这样说：

我在片刻间常凭想象之力，

以别样生活度过几个世纪，

而忘却了人生。几次三番

悲哀的遐思使我痛哭流涕；

然而我所虚构的一切一切，

我假想之中憎和爱的对象，

都并非是人世的实有之物。

不，一切来自地狱或天堂。

莱蒙托夫具有罕见的记忆力，他能背诵俄罗斯和外国大小诗人的几千行诗。由于多年身在军营，只能在业余从事创作，他不得不事先打好腹稿，并凭极强的记忆力存在脑子里，一旦动手他便灵感如潮涌，下笔成诗，很少改动。他智力超群的特点使许多同龄人自叹不如。

莱蒙托夫具有掌握外国语的非凡能力，他不仅通晓法语、德语和英语，而且能用拉丁文阅读。他曾一面学英语，一面就把英国作家斯特恩的《约立克致伊丽莎白的信》译成法语。他还学过格鲁吉亚语（《童僧》原文“姆采里”就是格鲁吉亚语词）和阿塞拜疆语。

莱蒙托夫在贵族寄宿中学读书期间获得过校方的特殊评价。1828年12月考试后升入五年级时因成绩优异获得诗画一等奖。1829年3月29日，在荣获书籍奖的六年级毕业班学生中他独占鳌头。同年4月16日，他领到了标有各科成绩均优异字样的毕业证书。

第二节
独特的家境

“我的心灵的音乐的音如今完全不准了。”16岁的莱蒙托夫因严酷的生活从小就让他“心灵的音乐”失去和谐而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3日（公历10月15日）出生在莫斯科红门（如今为莱蒙托夫广场，那里竖有诗人纪念像）左侧的一所住宅（如今已荡然无存）内，母亲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莱蒙托娃（1795—1817）得子的欢欣很快被她产后长时间的高烧给破坏了。接生婆预言她接生的这个婴儿“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年（1815）早春，母子和全家迁回塔尔哈内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谢尼耶娃（1773—1845）的庄园。莱蒙托夫不到三周岁的时候，外祖母和他的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1787—1831）的不和使本来体弱多病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后，外祖母根本没有实现自己女儿要求于她的像“爱亲生儿女一样爱”她丈夫的遗愿，而是想出了一个毒辣的手段把外孙留在身边，然后把女婿赶出大门。对于莱蒙托夫来说，这就是病魔夺走母爱后不久，势利之见又雪上加霜地夺走了仅剩下的父爱。她还立下一个遗嘱，让莱蒙托夫的父亲在对儿子的监护权和外孙对外祖母的继承权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遗嘱是这样写的：“我女儿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嫁给陆军大尉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为妻）死后留下了她年幼的法定的儿子，我的亲外孙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我对他出于本能的感情怀有无限的爱恋，把他看作我享受余生和充分安慰我悲惨心境的唯一对象，为了想当他这般年幼能在我自己身边教育他并培育他去为沙皇陛下效劳，保持一个贵族所应有的荣誉，兹立下遗嘱，在我死后给予他，我的亲外孙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属于我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总之，一切属于和将属于我的东西，但附带条件是我的外孙在未成年之前一直要待在我身边，直到我生命完结时为止由我培养和监护，不受他的父亲即我的女婿莱蒙托夫先生的至近的亲属的干扰。他们不能在他未成年之前向我索要他，我的孙子。而我则保证他的父亲和亲戚能送他，我外孙，去为沙皇陛下效劳，并根据我的境况抚养他，希望我的抚养对他的父亲和家族的荣誉不仅保持应有的恭敬，而且保持完全的尊重。如果我外孙的父亲要求得到他，恕我直言，从而给了我极大的凌辱，那么，我，阿尔谢尼耶娃，如今我立遗嘱的这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在我死后便不再给予他，我的外孙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而给予我的斯托雷平家族，从而使我的外孙与参与我死后遗产的事毫不相干。”^[2]莱蒙托夫的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为了强烈而自私的爱，人为地在相依为命的父子亲骨肉之间制造了一幕父亲为了儿子的将来，必须忍痛割舍和他团聚的权利。这无异于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给诗人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终生抹不去的阴影，使他早早地尝到了人间不平的痛苦，早早地唤醒了他那颗本能地同情弱者、嫉恶如仇的善良的心，早早地注定了他心灵特别孤独的童年，使他天生内向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早早地给了他一颗渴望用风暴换取宁静的诗心。

对父亲割不断的情感，流露在莱蒙托夫的许多作品中，如他在长诗《萨什卡》中唱道：

多么甜美的思想：我是父亲！

多么隐秘的痛苦含在里边——

在世上留下痕迹，自己最终

消失！成为坏胚但实属偶然——

……^[3]

而在得悉父亲去世的噩耗后，他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

父亲和儿子的命运太凄惨：

生不得相见，死时各东西，

在祖国被注定当个异己的

流放犯，却带有公民的名义！

但你已完成了功勋，父亲，

期盼的结局降临到你身上，

但愿那曾是你痛苦根源的人，

也能够死的和你一样安详！

你可要宽恕我！难道说应怪我：

人们想扑灭我心中的圣火。

它从我在摇篮时期就燃烧，

它本已得到造物主的认可。

但他们的愿望全属枉然：

我们俩对彼此结不出仇怨，

尽管我们都成为了苦难的牺牲！

……

（1831年）

但是，使莱蒙托夫心头永远沉重的是使他备尝失去父爱之苦的人竟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外祖母，他不能对外祖母恩将仇报，但又不忍心重利轻义地在心的天平上把父亲的分量压得比外祖母还要低。这种心理上的失衡使他置身于优裕的物质生活而感觉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快慰。莱蒙托夫深知外祖母对他的爱也是真诚的，她甚至把他视为自己独生女去世后唯一的精神寄托，连莱蒙托夫的名字“米哈伊尔”也是她亲自给起的。本来，在莱蒙托夫的家族里，总是交替使用“彼得”和“尤里”这两个名字的，阿尔谢尼耶娃却坚持要外孙叫米哈伊尔，为的是纪念他死去的外祖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

但是，外祖母待自己再好，他还是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我独自在人世的喧嚣声中，/在陌生人的荫庇下长成人。”莱蒙托夫内心总是想着他首先是父亲的儿子，然后才是外祖母的外孙。1831年初，他父亲向岳母一再提出当父亲的权利而屡遭失败后便早早地写下了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你还年幼，但我看出，你很有才智，不要忽略这一点，至关紧要的事，不要将其用之于有害之事或白白糟蹋……我最宝贵的朋友，谢谢你对我的爱和我所能体会到的对我的细心关怀，虽然我失去和你同生活在一起的慰藉……请你使自己的外祖母相信，对于她在你的教养和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明智之举，我对其有十分公正的评价，使我痛心的是，当我看到相反的方面，为了避免势必发生的不愉快，却不得不沉默……请你告诉她，她对我的不公正，使我永远耿耿于怀，并对她的执迷不悟，深表遗憾，因为，显然，她把我当做自己的仇敌，其实，作为我热爱的女人的母亲，我本想全心地爱她！……”^[4]遗嘱写下后不到一年，父亲即因肺痨病郁郁离开人世。莱蒙托夫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后在《墓志铭》一诗中道出了自己复杂悲凉的心态：“你给了我生命，但没有给我幸福。”他不是在埋怨父亲，而是在控诉命运的不公，让他处于不孝或不义的两难处境。但悲剧催人奋进，他从敌对的双方都对自己抱有厚望的事实认识到珍惜自己才华的极端重要性。

外祖母和父亲这两个属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争夺对他体弱多病的母亲的爱的权利之争，导致母亲在两难中过早地抛下两岁多的儿子而含恨离开人世，这是莱蒙托夫遭遇的家庭悲剧的第一个层面；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和父亲争夺继承人的角逐导致父子俩天各一方的悲惨结果，这是莱蒙托夫家庭悲剧的第二个层面；外祖母把唯一的小外孙夺到手之后便倾其全力加以抚育培养，不料等小外孙懂事后，外祖母在农奴制庄园中不把家奴当人看待的狰狞面目，让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萌生了逆反她所代表的制造人间不平的上流社会的心态，这是莱蒙托夫家庭悲剧的第三个层面；而外祖母为小外孙提供的优越的教育条件使他广泛接触当时先进的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使他暗暗立下反抗暴政和上流社会，歌颂自由的崇高志向，走上了贵族革命的道路，这是莱蒙托夫家庭悲剧的第四个层面。莱蒙托夫家庭悲剧令人不寒而栗，又催人泪下，是亚里士多德^[5]所说的那种能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悲剧。

家庭悲剧不仅决定了诗人的命运，而且定型了诗人内向孤僻的性格。家庭悲剧缩小了他与外界感情交流的空间，却也自然而然地扩大了他的心灵空间，使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的心灵对话，迫使他早早地品尝人生的辛酸与无奈，使他与厄运抗争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外祖母是莱蒙托夫家庭悲剧的根源，又是他成才的强有力的支柱。集罪人和恩人于一身的她是名门望族斯托雷平的后裔。她是一个寡妇，在贵族社会中并不算得太富，说她是个中等地主也许更确切，但她对外孙的教育，不可谓不慷慨，就连比她殷实得多的贵族也很少像她这样不惜工本地为抚养和教育外孙着想：为他特地请了德国保姆列麦尔、法国教师卡倍、法国家庭医生列维，还邀请在贵族寄宿中学讲授美术理论和俄罗斯语文的麦尔兹利亚科夫为莱蒙托夫单独授课。她送他上当时最好的中学——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和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家里的图书室藏有俄罗斯及外国名作家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莱蒙托夫十一二岁就读过不少世界文学名著，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他自己不免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毕竟他是女贵族阿尔谢尼耶娃的合法继承人。不过，谁也没有料到当他目睹了农奴的痛苦生活后，却从农奴主一边站到了农奴一边，十分同情受外祖母欺凌的农奴的遭遇。他和村里的农民、自己的乳母、家中的仆役、女仆都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每当外祖母想处罚农奴时他便对她大吵大嚷：“你干吗要打人？我不答应。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接着便大哭起来，弄得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处罚决定。阿尔谢尼耶娃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培养的接班人，从一开始就是个叛逆者：在家里反对主人欺凌家奴，在莫斯科大学驱赶不学无术的反动教授，在社会上反对沙皇当局迫害自由的歌者普希金，在民族关系上同情遭到沙皇镇压的高加索山民，在对待历史事件上，景仰一切除暴安良、抗击外敌的英雄，特别是听了外祖母家族中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的亲戚口述的生动回忆，对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们尤怀敬意。

第三节
生活的磨难

莱蒙托夫的生命历程是短促的，他活了还不到二十七周岁。但是，作为一个对社会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天才诗人，他的生活又是坎坷而丰富的，是多难而充实的。除开童年时的家庭生活外，他的生活还包括求学、军旅、爱情、铁窗与流放和创作等五大部分。

求学生活

莱蒙托夫的求学生活可以说是从得意开始而以失望告终。他在外祖母的精心安排下，于1828年9月1日以四年级插班生的身份考进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中学。这是俄国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冯维辛^[6]、阿·屠格涅夫、格里鲍耶陀夫^[7]等人都曾在这里受过教育。学校所授课程很多，特别着重历史、文学、语言和艺术学科。学生的个人爱好受到尊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所感兴趣的科目。这所学校所保持的文学方向对学生课外写作和翻译的鼓励，对莱蒙托夫文学才能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莱蒙托夫还积极参加了由古希腊罗马诗歌专家、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拉伊齐指导的文学社每逢星期六举行的活动，他的《库比德的罪过》等早期抒情诗就是在这项活动中展示的习作。在拉伊齐的影响和指导下，莱蒙托夫在寄宿中学写下了六十多首短诗，几部长诗，并开始了贯穿一生的长诗《恶魔》的写作。

贵族寄宿中学不但在学业上给了莱蒙托夫良好的教育，而且在思想上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拉伊齐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有几位十二月党人也曾在贵族寄宿中学学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被粉碎后一些禁诗的手抄本也曾在这里流传过，在这里，追求自由反对暴政的传统在少年莱蒙托夫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促使他形成了当时最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他那首尖锐批评普希金在反暴政中有所动摇的抒情诗《致……》（“啊，不能再容忍荒淫了”）就是在贵族寄宿中学写的。1830年8月2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因为学生的“放肆”和教师的“放任”而极端不满，下令解散贵族寄宿中学，将它改组为国立文科中学。莱蒙托夫被迫退学，唯一的安慰是该校给他留下了一纸证明，上面写道：“该生在高年级高班学习过各种语言、艺术以及该班所授道德、数学和语文课程，勤奋异常，行为端正，成绩突出。”

从贵族寄宿中学退学之后，莱蒙托夫随外祖母于1830年8月从谢列德尼科沃来到莫斯科，毫不费劲地通过了入学考试，于9月1日进了莫斯科大学学习伦理政治专业。谢列德尼科沃是外祖母家一个亲戚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处领地，那里风景如画，从1829年至1832年，每年的夏季，莱蒙托夫总是在阿尔谢尼耶娃的陪同下在这里度暑假。这个地方在莱蒙托夫学习生涯中的作用不亚于贵族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大学，是他自由地博览群书、尽情地驰骋想象、大胆地独立创作的好地方。在谢列德尼沃，阿尔谢尼耶娃的这位亲戚家有个叫奥尔洛夫的家庭教师，他对每年夏天必到的莱蒙托夫很有才气的诗发生了兴趣，并以18世纪俄罗斯诗歌经典为依据，具体帮助莱蒙托夫改正违反古典诗歌有关兼顾音节与声调的作诗规范的错误。莱蒙托夫与他的交谈非常热烈，他们之间经常争论，莱蒙托夫对18世纪诗人作品中陈腐难懂的成分提出了质疑。

在谢列德尼科沃，莱蒙托夫虽然颇有停泊在平静的港湾的感觉，但是他天生的使命意识仍驱使他继续在艺术上锤炼自己，在思想上注视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在这里，他向奥尔洛夫和农民学习民歌，形成了重视民间创作的文艺思想。在这里，他探索俄罗斯主题，写了不少这类主题的抒情诗如《歌》、《两只鹰》、《俄罗斯小调》等。在这里，他首次写了诗体悲剧《西班牙人》和以俄罗斯勇士为题材的《最后一个自由之子》。在这里，他第一个写出了对法国革命做出反应的《1830年7月30日（巴黎）》，喊出了“沙皇的王冠定会落地”的《预言》，留下了积淀着对生活的意义和使命的严肃思考的《1831年6月11日》……

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学习，对于忧国忧民的莱蒙托夫来说，是践行天才使命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机遇。莫斯科大学是当时全俄进步思想的堡垒。别林斯基、赫尔岑^[8]、奥加辽夫^[9]、冈察洛夫^[10]等一代关心国家命运的学子云集在这里，自由地讨论国内的政治状况和最新科学成就。在自由思想的支配下，大学生活使莱蒙托夫不满现实的态度更趋坚决。愚蠢、平庸、陈腐的教员和不合理的大学管理当局使他愤愤不平。他不但痛恨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的莫斯科大学大督学助理戈洛赫瓦斯托夫，而且参加了针对不学无术的反动教授马洛夫的抗议行动，和其他学生一起把他轰出了教室。马洛夫不称职的消息传到了沙皇耳中，尼古拉一世下令将其解聘。校方对这次抗议大事化小，只将主谋赫尔岑和科斯捷涅斯^[11]关了一个星期禁闭，对其他人便不闻不问了事。但莱蒙托夫顶撞反动教授的事接连不断，他在课堂上不肯屈从于教授的意志而回答问题；1832年春更很少去听课，在家埋头写长诗《伊斯梅尔-贝》。这一切都勾起校方对他的不满，连同他驱赶马洛夫的旧账一起算，校方便建议他递退学申请书，莱蒙托夫对离开这些不称职的教授毫不惋惜，并后来在长诗《萨什卡》中讽刺地回忆起这座“科学的殿堂”的不学无术现象。两年莫斯科大学生活就此告一段落，只因为不断顶撞不称职的低能教授们而被逐出莫斯科大学这个俄罗斯的最高学府，这件事具有多么强烈的讽刺意义啊！

离开莫斯科大学的莱蒙托夫萌生了必须设法进彼得堡大学的念头。可他一到彼得堡，却并没有赴帝王之都的欢欣感觉，只觉得仿佛置身于一座阴森森的兵营之中。由于彼得堡大学不肯承认他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两年书的学历，而且还要给他增加一年的学习期限，他便彻底告别了高等学校的学习生活。然后他被迫听从亲戚斯托雷平上尉的建议，进了圣彼得堡的近卫军下级准尉和骑兵士官学校，也就是说，他从自由思想的摇篮进了与自由绝缘的尼古拉的兵营。

军旅生活

莱蒙托夫的军旅生活，狭义地说是指他在近卫军士官学校的受训和从该校毕业后开始的军官生涯，广义地说就是从他进入军校以后开始的军旅经历，只是写《诗人之死》之前是有人身自由的，之后是流放者身份的。

军旅生活对莱蒙托夫的意义是对理想的摧残，对自由的束缚，对兴趣的窒息，但同时也是对意志的最好锤炼。莱蒙托夫把近卫军士官学校两年军校生活看成是“可怕的、非常糟糕的两年”，因为在此以前他整天饱读诗书，在女人们的照料关怀下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进这所学校的大都是些官僚家庭出身的青年，年轻的士官们在闲暇时间纵酒取乐，打牌消遣，虽然莱蒙托夫在环境的熏陶下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白璧无瑕，经常也加入“调皮和胡闹”者的行列，但士官们的低级趣味和鄙俗浅薄对于他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甚至为他深恶痛绝。因此，他把真正的兴趣仍然放在他所钟爱的写作上，而且单调刻板的操练生活更反衬出文学创作的灵动和多彩来。正是怀着这种对创作的特殊渴望，无论在军校结业后被派往骠骑兵团任军官的日子里，还是在观察军界和上流社会生活的同时，他都写下了不少的作品。他继续写作长诗《恶魔》，还写了长诗《哈志·阿勃列克》、长篇小说《瓦吉姆》和诗剧《假面舞会》等。

莱蒙托夫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具有罕见的诗才，但被命运之神安排在一个下级军官的位置上，这是命运对一个有着天才使命感的人的最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既给了他莫大的痛苦，也给了他难言的欢乐。有位名人说，“出类拔萃的人都是通过痛苦而得到欢乐。”莱蒙托夫自己也说，“没有苦难岂是诗人的生涯”。在军旅生活中他感到的最大的痛苦就是无法平静地献身于艺术。不过，军营生活的空虚无聊反而磨炼出了他用打腹稿方式从事创作所需的惊人的记忆力，军营生活要求的盲目服从也磨炼出他反抗现存不合理秩序的特殊胆略，从而在他身上创造出俄罗斯历史上的两大奇迹：一介武夫竟写出了大量文学精品，一个沙皇禁卫军官竟成为专制农奴制度的掘墓人。

爱情生活

与普希金相比，莱蒙托夫的爱情生活没有那么丰富，那么浪漫，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女性只有三个：伊万诺娃、苏什科娃和洛普欣娜。他一生只有一个真正的恋人，这就是洛普欣娜。如果说，普希金主要用遂愿的爱的甜蜜激发诗的灵感，那么，莱蒙托夫则主要用失落的爱的苦涩激励战胜厄运的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普希金属于情感型，莱蒙托夫属于意志型，前者善于感受爱情，后者善于反思爱情。

1831年6月初，莱蒙托夫在莫斯科近郊已故剧作家弗·弗·伊万诺夫家做客时，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剧作家那位美丽的女儿纳塔利娅·伊万诺娃。少年诗人那颗狂恋的心和所写倾诉衷肠的情诗虽然满足了纳塔利娅的虚荣心，但是，当他几天后再去会她时，她选择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初恋的遇挫往往会影响人一生的思想感情。莱蒙托夫对伊万诺娃的感情的投入太多，恋人的背叛给他的心灵造成的伤痛特别大，甚至破坏了他对爱情的虔诚，改变了他对女性的看法，使他变得有点玩世不恭起来。在《致……》（1832）这首为伊万诺娃组诗打上句号的诗中，莱蒙托夫不但尽情倾泻了自己因她对所作承诺的背叛而承受的痛苦，而且袒露了经过改变的恋爱观和始终不变的傲骨，他写道：过去“我曾憎恨整个的世界，/为的是更炽热的爱你。”但如今是：“既然天使都已对我背弃，/难道女人还可能尊重？”尽管遇到了如此令人伤心的失恋，他还是依然故我：“不管发生什么人间的事，/我决不会当别人的奴隶。”在这里，伤感转化为倍添的自尊。

另一个恋人苏什科娃给莱蒙托夫带来的，也是苦涩远多于甜蜜，但由于苏什科娃对莱蒙托夫爱的许诺不如伊万诺娃的动情，而莱蒙托夫对苏什科娃的倾倒也明显弱于他对伊万诺娃的迷恋，又由于他对她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而且由于他对苏什科娃的决裂是在与伊万诺娃决裂之后（即1835年，虽然与苏什科娃相识是在1830年，早于伊万诺娃的相识），失去苏什科娃给诗人带来的痛苦并不像失去伊万诺娃带来的痛苦那样具有震撼性。“苏什科娃组诗”在诗人的抒情诗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例如《谢谢你！》（1830年）一诗中，莱蒙托夫用辛酸的讽刺委婉吐露了自己的爱得不到反响的苦楚，写出他以单恋为主题的爱情诗的特有格调：宁肯要无望但明晰的真话，也不要“希冀的幻想”。

第三个，也是对莱蒙托夫的心灵影响最深刻的恋人是洛普欣娜。她是莱蒙托夫失去伊万诺娃之后在谢列德尼科沃时认识的，她家是斯托雷平娜家的远亲，也是莱蒙托夫在莫斯科寓所的邻居。她是个聪明可爱、热情欢快而且具有诗人气质的姑娘，她独具慧眼地珍视莱蒙托夫的特殊才能，一开始就和他心心相印。但后来，莱蒙托夫由莫斯科去了彼得堡，又耳闻莱蒙托夫已有苏什科娃充当新欢的传言，洛普欣娜便在家长的压力下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莱蒙托夫为此十分痛苦，但他俩始终在心底默默地相爱着，莱蒙托夫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被称作“洛普欣娜组诗”的诗篇，如《祈祷》（1837）等。在《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和《当代英雄》中的薇拉和《西班牙人》中的西班牙修女身上也都有她的倩影，而那个流传至今的1838年9月3日的《恶魔》手稿则是莱蒙托夫专门为她抄留的，凝结着他对她一腔难变的恋情。莱蒙托夫与洛普欣娜的分手，和他与伊万诺娃或苏什科娃的分手有很大的不同；后二者不过是自食单恋的苦果，前者却是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如果说后者警示他对女人不能再轻信，前者则启迪他不能再相信浪漫主义诗人把爱情视作人生真谛之所在的陈腐观点，启迪他确立正确的人生观：用创作把失败的恋爱化作成功的审美人生。情场频频失意使莱蒙托夫对爱情形成某些偏颇的观念，他写道：“女人填补生活的空隙，恰似稗子填补盛葡萄酒的桶中的空隙：稗子不值一文，毫无用处，它却是为使葡萄不至于变质所必需的。”

爱情生活，对莱蒙托夫的最大意义不是感情的慰藉，不是哲理的启迪，而是意志的磨炼，是用创作补偿失落，是借艺术宣泄伤痛。他说“没有痛苦岂是诗人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爱情的痛苦萌生了他用丰满的艺术来弥补贫乏的爱的渴望，正如爱情的甜蜜曾是普希金缪斯的一大源泉。

铁窗与流放生活

普希金之死是莱蒙托夫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普希金在决斗中受致命重伤的消息传到了莱蒙托夫的耳中时，他正在生病，但杀害了普希金的手枪射击声惊醒了莱蒙托夫的灵魂。他写出《诗人之死》这首有力的诗，怒斥了在决斗之前有人暗中策划的卑鄙阴谋——“身兼文学家的部长和身兼密探的杂志编辑所策划的阴谋”^[12]。莱蒙托夫在写《诗人之死》后，因宫廷贵族仍为丹特士辩护而添写了最后的十六行诗。他不提丹特士的名字，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宫廷贵族，实际上就指向了宫廷贵族的总后台沙皇尼古拉一世。这首及时而准确地表达了人民悲愤之情的诗立即在成千上万人的手中传抄，“普希金之死向俄罗斯宣告，出现了一位新的诗人——莱蒙托夫”（作家索洛古勃语）。

一鸣惊人的莱蒙托夫从沙皇当局那里得到的回报是抄家和逮捕，宪兵头目卞肯多尔夫直接向尼古拉一世报告此案并得到他的密谕：“暂且我令近卫军主任医官访问这位先生，并查明其是否疯了，然后我们再根据法律处理他。”莱蒙托夫先是被关押在总司令部大楼的顶层，他在送饭用的包裹面包的纸上写下了《囚徒》、《囚邻》等好几首诗，倾泻了自己对铁窗生涯的感受。幽禁才五天，1837年2月25日便逢圣旨下达：“禁卫军骠骑兵团少尉莱蒙托夫因书写下阁下已知之诗，以原任官衔调往下城龙骑兵团……”下城龙骑兵团当时驻扎在外高加索已三十多年，连年不断地同山民作战，将莱蒙托夫贬黜到这里，明眼人一看便知沙皇的险恶用心：不是让他被山民打死，就是让他染上可怕的疟疾身亡。

1837年3月19日，莱蒙托夫从彼得堡启程前往高加索。因路上受风寒，5月的后半个月曾在五峰城和酸水城这两个高加索矿泉地治疗。据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朋友萨京回忆，“他认识矿泉社会所有的人，参加各种宴会、野餐和喜庆。不过，看来这样空虚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并没有白过：他当时正在写自己的《梅丽公爵小姐》，并敏锐地观察他所遇见的各种身份的人。”如其中有一位聪明而有判断力的医生麦耶尔，被他作为魏涅尔医生的原型写进了《梅丽公爵小姐》中去。在这里，他曾和别林斯基相遇，并和他激烈地争辩了一场，交谈了共同关心的问题。

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补偿了莱蒙托夫因倾吐人民的心声而招致的流放不幸，他在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写到：“每到景色秀丽之处，我都疾手画下它的美景。”他把在高加索画的风景画和素描寄给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朋友们。高加索的美景提高了他的审美素养，高加索的传说、歌曲和古迹丰富了他创作的文化底蕴，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恶魔》的新稿、《童僧》以及小说《贝拉》之中。

在流放过程中，1837年10月8-10日之间，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同十二月党人诗人奥陀耶夫斯基^[13]相遇。这是个令他难忘的时刻。后来当得悉奥陀耶夫斯基患寒热病死于黑海之滨时，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致奥陀耶夫斯基》，为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作了总结。

1837年10月，莱蒙托夫获尼古拉一世“宽恕”，即将被调往北方，到驻扎在离诺夫哥罗德不远的格罗德年斯基骠骑兵团去服役。“宽恕”并没有让莱蒙托夫感到高兴，他认为在高加索反倒自由些，所以直到同年11月25日，莱蒙托夫的名字才从下城龙骑兵团的名单上划掉。在斯塔夫罗彼尔稍事停留时，他再度与萨京等十二月党人相遇，莱蒙托夫听到某些十二月党人同尼古拉一世妥协时很不以为然。流放并没有能制服他，他在《短剑》、《诗人》等诗中一再自比“忠贞不渝、意志坚定”的短剑。

1838年初，莱蒙托夫重返彼得堡，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月。《诗人之死》给了他很高的声誉，使他广泛结识了文学界人士，拜访了茹科夫斯基^[14]，应他的请求带去了新作，长诗《坦波夫斯库夫人》。1838年4月，他因外祖母托人斡旋而回到驻扎在彼得堡郊区的皇村的禁卫军骠骑兵团。

重返彼得堡后不久的1838年4月30日，莱蒙托夫于1837年所写的长诗《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在《俄罗斯残废者文学》附刊上发表。它以对历史上抗暴英雄的歌颂来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暴政的仇恨，是莱蒙托夫铁窗与流放生活的直接产物之一。这时他继续写集讽刺性与戏谑性、农奴制写实与作者思虑于一体的长诗《萨什卡》（1835—1839），继续改写长诗《恶魔》和创作长诗《童僧》。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所见所闻所感使他的写景更显得栩栩如生，情节更具民族特色，使浪漫主义诗情与现实主义写实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得到更完美的艺术表现。

莱蒙托夫创作的批判力度因流放的磨难而得到加强，这对别林斯基及其他同时代进步人士有良好的影响，别林斯基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克服了曾想顺应尼古拉现实的错误思想的。因流放的考验而更坚定了改变黑暗现实决心的莱蒙托夫与进步杂志《祖国纪事》编辑部成员接近了起来。1839—1840年他还参加了由军人和大学生组成的“十六人小组”，参与有关文学、戏剧、同代人的命运等迫切问题的讨论，发表激烈的评论。与进步人士的交谈与争论使他头脑中迸发思想的火花，新的灵感不断涌现，抒情诗《沉思》就是这类创作中的佼佼者，它向全社会发出了引人深思的时代最强音。

第一次流放后回到彼得堡的莱蒙托夫，成为上流社会中瞩目的新闻人物，受到恭维、讨好和阿谀奉承，最漂亮的女人向他索诗，但莱蒙托夫没有为在上流社会的成功所迷惑，仍然从内心鄙视这个对他心怀敌意的群体。尼古拉一世的女儿——女亲王玛丽娅·尼尤拉耶夫娜争取莱蒙托夫没有成功，就加入了莱蒙托夫的反对派行列。1840年在贵族会议大厅的迎接新年的假面舞会上，莱蒙托夫以无礼的回答侮辱了沙皇的女儿玛丽娅和奥尔嘉，虽然因她们用了假面和化名，沙皇无法追究他侮辱“至尊的女人”的罪责，但宫廷权贵和沙皇本人无疑对他在旧仇之上又添新恨，而1840年第一期《祖国纪事》上刊发的《我常常置身于花花绿绿的人中间……》一诗被莱蒙托夫有意标上“1月1日”更使这一事件闹得越发不可收拾，成为宫廷想进一步迫害他的导火线。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一首讽刺法国公使的儿子的巴兰特的小诗被上流社会别有用心的人交到了被讽刺者的手中，引起了一场决斗。虽然因巴特兰没有射中、莱蒙托夫放了空枪而没有造成伤亡，但当局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将莱蒙托夫逮捕，并立了军法案。结果，“遵照圣旨”莱蒙托夫被调往泰庚兵团，他再一次去高加索同山民血战的前线。这第二次流放高加索，已不同于第一次流放，这次沙皇当局和上流社会把套在他脖子上的死亡之链勒得更紧了。这次流放中，他遇上出生入死的战斗考验，表现得十分顽强和英勇，受到军方表彰，但尼古拉一世再次拒绝给予他奖赏，断然从呈请奖赏的名单中勾掉了这位被贬黜的诗人的名字。

据萨马林^[15]在日记中回忆，莱蒙托夫第二次流放高加索期间与他会过几次面，除了说与山民作战的故事外，还顺便谈到过农奴制的俄国：“最糟糕的并不是有些人百般忍耐，而是众多的人深受其害而不自知。”

1841年，莱蒙托夫获休假的机会，最后一次来到彼得堡，但在上流社会公开场合露面时他已面临被驱逐的危险。他在彼得堡的延宕，招致了宪兵头目卞肯多尔及其亲信的愤懑。4月10日，他应召去军政部检察司进见克列因米赫尔将军，将军建议他于48小时内离开彼得堡返回自己的团队。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抒情诗：《别了，藏污纳垢的俄罗斯……》，表示了自己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极度愤懑和对顺从于沙皇的百姓的失望。从写这首诗到后来在高加索五峰城与马尔蒂诺夫决斗身亡之间，莱蒙托夫只剩下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但就在他与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走向白热化的最后岁月里，他仍写下了《祖国》、《在荒凉的北国有一颗青松》、《悬崖》、《争辩》、《梦》、《我独自一人出门启程》、《不，我如此热恋的并不是你……》、《先知》等一批出色的抒情诗，在对普通老百姓的感情（如《祖国》）、对诗人的使命与命运的思考（如《先知》）、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探索（如《争辩》）、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如《我独自一人出门启程……》）等方面，思想更见深刻，感情更见深沉。

纵观莱蒙托夫的天才三部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现象：莱蒙托夫天才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命运的挑战，这种挑战渗透到他的求学生活、军旅生活、爱情生活、铁窗与流放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成为天才的素质固然难以成就大器，但如没有面对磨难的勇气和迎接命运挑战的魄力就更无从奢谈天才的出现，所以常言道：“自古雄才多磨难”。莱蒙托夫有极高的天分，但他没有躺在天分上坐享其成，而是凭自己对天才的直觉和使命感，用创造来发挥自己超常的天分，并通过磨难的考验，由潜在的天才成为行动的天才。在莱蒙托夫一生中，命运从生存到发展的各个环节上给予他严峻挑战，他没有犹豫或退缩，而是用奋争来予以对抗：“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耐。”他还说：“我必须行动，真是满心希望/能使每个日子都不朽长存。”“我总害怕，将来我会来不及/有所作为！在我的这颗心里，/生的渴望压过了厄运的痛苦。”因此，生活的磨难对于他来说，不是阻止生活车轮转动的制动器，而是推动生命车轮飞转的加速器。对于天赋素质极高的人而言，有多大的生活磨难，便能磨炼出多强的意志，磨炼出多高的才能。特别是铁窗与流放生活的磨难，把莱蒙托夫磨炼成一名反暴政的“革命家”（卢那察尔斯基语），把他磨炼成一名文学大师（他的绝大部分代表作都是在经历四年的铁窗与流放生活之后写出或写成的），这最后四年的磨难造就了他创作上的最大辉煌，使他以一个真正的天才的身份攀登上俄国以至世界的文学高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扼杀了莱蒙托夫短短27岁的生命，但磨炼出一个超越时空的诗歌天才和文学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莱蒙托夫的一生不仅仅是悲剧，而且是悲喜剧：人夭折了，天才获得了永生。

[1] 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第173页。

[2] 维克托·阿法那西耶夫：《莱蒙托夫》，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91，第10-11页。

[3] 《莱蒙托夫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74-475页。莱蒙托夫著述除专门作注处以外，以下所引均出自同一版本《莱蒙托夫全集》，不另列注。

[4] 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第77-78页。

[5]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

[6] 冯维辛（1744—1792），俄国作家。

[7]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外交家。

[8] 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

[9] 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革命家、诗人、政治家。

[10] 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

[11] 科斯捷涅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生卒年月不详。

[12] 《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第67页。

[13] 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公爵，俄国十二月党人诗人。

[14]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老师之一。

[15] 萨马林（1819—1876），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学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