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讲述自由主义刚刚产生时的故事。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在欧洲大陆的经济生活中，热情与恐惧并存。人们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营项目兴奋不已，而对限制交易进行的规则心怀不满，同时也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所期待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自由主义方案”（liberal plan of equality，liberty and justice）充满信心。此外，人们对1816年在圣赫勒拿岛（St.Helena）研究《国富论》的拿破仑（Napoleon）所描述的“面向全民的自由贸易”的新体系心怀疑虑，这一新体系将在近代社会的数次“剧变”中激发人们所有的想象力。

在如此激荡的年代里，经济生活同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联结，经济思想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相互交织，冷静、理性的生活与感性、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人们认为，从政治、法律制度和人类的思想历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富足的根源。同时，这些原因更多地从个人性格或思维方式、讨论、争辩，以及对未知的一切无所畏惧的探索中得以体现。

我认为，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经济思想放在所处时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争论的背景中来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对那个时代各种事态的了解。我们将会看到一部更加清晰的历史，并多少可以窥见为现代经济和政治生活所不熟悉的一幕。

但本书同样也和现实相关。本书所关注的争论议题在当今依然存在，且令人感到奇怪和不安。这些争论议题从亚当·斯密的时代持续到今天，例如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遵从还是变革现有制度，理性抑或信仰，等等；在21世纪初的新背景下，它们更凸显出现实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的自由贸易主张相类似，当今世界仍然处在完全商业化和不确定性中，而这正是本书关注的论题。

18世纪末探究贸易改革的小册子，在当时很快就被认为是局限且技术性的。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就曾写道，《国富论》“仅仅是混乱的各种观点掺杂着一些有用的知识”，充满着历史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具体事实”。在简·马塞特（Jane Marcet）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对话》中，那位天真的对话者卡洛琳（Caroline）曾抱怨经济学与“关税、贸易、税收、红利、走私、纸币和黄金委员会等”有关，而亚当·斯密的著作不过是一部“并不明智的术语集合”。

在下文中，我将超越对19世纪初期的关注，回顾更早期、更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我将重点谈及18世纪两位象征冷静和理性启蒙运动的学者：孔多塞（Condorcet）和斯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孔多塞强调的是其理性、普世的启蒙意义，（关于人类社会前景的）“乌托邦”式启蒙观；而斯密只强调简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意义——“保守”式启蒙观。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两位哲学家都专注于商业规制方面的相似细节，都注意到了孔多塞在1790年所描述的那种贸易政策中“恢复彻底自由（贸易）”的思想，他们都对经济规律的存在以及普遍不确定的政治政策感兴趣，都对作为讨论过程和解放过程的经济生活充满兴趣。因此，我认为，重新解读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发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学已被看作一门科学。实际上，早在1771年，孔多塞就抱怨在“经济科学”中“几何学语言”被滥用，而且杜尔哥（Turgot）神学的一名反对者在1780年以其“无用、猥琐且扭曲”的观点认为“经济科学”“已经有点过时了”。但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早期，经济思想同宗教、政治、道德的观念相互联结的特点要比晚期更加明显。而这种相互联结意味着在经济与政治关系，或者是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之间，只存在一个变化的、模糊的边界。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述中，“从亚当·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才被定义为“关于财富的科学”，得以与全然不同的政治学区分开。1823年，剑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乔治·普莱姆（George Pryme）警醒地看到了斯密之前将经济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普莱姆写道，“自斯密起，政治经济学与纯粹的政治学之间的区分，通常能被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已开始成为有序的学科体系；“尽管与政治哲学相比，它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它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它同样适用于专制或是民主（社会）”。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符合当时的分类标准。1807年，黑格尔（Hegel）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标准，说它是自然科学展览馆中对“天地之间所有事物的分类方法”，就像“用一张纸糊起四角的方桌，或杂货店里贴好各种标签的货架子”。孔多塞本人通过他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他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方案，对随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组织做出了贡献（这些方案包括为把数学应用于政治、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留出一席之地）。而在上一代人中，斯密对新分类宗旨的清晰特点做出了评价。在18世纪60年代《国富论》的一个早期版本中，他提到了近代哲学的分支，即“机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商学和评论学”。它们的作用是“在整体基础上更多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学科的数量由此大量增加”。

但是，新的谨慎风气和审慎的政治经济学都与后革命时期政治形势的紧张相适应。18世纪最末期政治经济学的表述习惯大多像马尔萨斯（Malthus）在《人口论》第一段中描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将“摧毁地球上正在退缩的民众”。为此，法国经济学家在18世纪90年代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和反哲学的著述中都受到了牵连。同样，在1798年，与康德（Kant）《论系科之争》政治改革主张的拥护者一样，经济改革者也被认为是服从“革新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政治改革者的共谋，构成了一股对政权的威胁力量”。启蒙运动的性质，或者说商业社会中不确定的、反抗型的思想特征已被归咎于这一时代的道德革命。

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经济学著作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单纯的世界。在这里，斯密和孔多塞、休谟（Hume）和杜尔哥不厌其详地论述自由贸易学说；在19世纪初的那些年，他们当中没有一人以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家身份而为人们所熟识。他们同样撰写关于哲学、科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学的著作。他们还都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休谟逝世于1776年。杜尔哥逝世于1781年。斯密逝世于1790年。孔多塞逝世于1794年，而这时距离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结束仅有几周的时间。他们的思想都属于一个更早期的思想领域。当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799年列出阅读书目时，他把下列图书列入了书目：洛克（Locke）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斯密的《国富论》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的目的是叙述从最早期的圣人到“洛克、斯密和杜尔哥的深刻分析”为止，有关精神、道德和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对于亚瑟·孔多塞·奥康纳（Arthur Condorcet O’Connor）这位娶孔多塞之女伊莱扎（Eliza）为妻的爱尔兰陆军上校而言，“杜尔哥、孔多塞和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之父”，但他们所建立的包括“永恒的平等”在内的基本原则已被革命后重建时期的“所谓新派经济学家们”推翻了。

以上就是我试图描述的一幅关于早期世界的画卷。本书的第一章主要描绘了18世纪晚期经济生活中的情操与特性，以及无所畏惧的思想；个体的思考能不时地把人们从对暴力的恐惧、不公正的烦扰中解放出来。第二章讲述1790年亚当·斯密逝世后随之而来的荣誉，包括这一荣誉与法国大革命理念之间不易察觉的关系，以及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学在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的演变。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关于经济政策的两大争议，它们影响了18世纪后期经济思想的形成。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讨论了第一个争议，其内容涉及谷物的自由贸易，包括贸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向自由贸易过渡的问题。第四章讨论了第二个争议，即有关学徒制与行会制的争论，包括对市场和劳动力的自由放任以及各行业中政府和商业的关系等。

第五章的主题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这一思想被视为斯密经济学思想的主题。我要指出的是，斯密本人其实对看不见的手持不同的观点，甚至对它持怀疑态度。我们应当置身于另一个特定的、更为熟悉的看不见的手的时代：如麦克白的天意的“血腥而看不见的手”，或者是在伏尔泰（Voltaire）的《俄狄浦斯》（Oedipe）中拒绝了不幸的英雄并在他的头上不停盘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并借此来理解这一思想。但看不见的手也带来了一些颇难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政治选择与经济选择之间的关系；个体如何在规则约束下实现自己的利益，财富如何向政治权力转变，以及权力变化如何改变了规则等。

第六章是关于孔多塞的成就。在孔多塞关于经济政策的著作中，他探讨了竞争规则、交易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对经济议题的表述方法等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七章讲述孔多塞对普世的、全灌输式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哲学已被视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这一章还涉及孔多塞描述的真理、美德和幸福所构成的“牢不可破的链条”。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一观点被视为统领孔多塞政治思想的主题。在第八章中我将探讨关于经济情操和政治情操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政治启蒙（包括在不确定性的或自由放任世界中的政治）上的应用。

斯密和孔多塞参与的有关盐税、学徒规则，或绵羊出口限制的辩论的细节，与那段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样（如左派改革与右派保守、政府与市场，以及启蒙运动的性质与流派的区分等），对于现在的读者而言非常陌生。在21世纪徐徐展开的画卷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个世界既由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重建所定义，也由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联盟所定义。而建立在反对18世纪90年代暴力革命基础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但同时，21世纪初期的我们依然生活在革命后的新世界中：不再心怀对革命的恐惧，政治制度比19世纪和20世纪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无限贸易的说辞更加不受质疑。古老的、已经失去了普遍意义的18世纪晚期的田园牧歌式的政治、经济思想又重新变得熟悉起来。孔多塞在1786年曾写道，“在美国这一新社会中人权受到尊重，这个伟大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状况对所有其他民族都是有用的……它教会我们，无论在何地这些权利都是相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他在1791年写道，“（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的希望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这场革命（的作用）不在于一个政府，而在于一场观念和意志的革命”。

21世纪初期的新展望有着更加广阔且没有界限的未来感。在这个商业社会中，我们对无止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骚乱的想象力更能感同身受。在18世纪晚期，此二者都被认为是商业自由化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形下，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其经济思想的努力，同样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