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今日，惊蛰。窗外，一点声响都没有，很安静，安静到让人忽略了一个新节气的降临。我真有点儿意外。原本我想着，惊蛰时，天空会有一声雷，噼里啪啦的，把冬眠的生灵唤醒。我这样的想法，应该属于窄长范畴吧？何况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很多有生命的东西睡了长长的一觉，也该睁开眼了。
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即便没有雷声，春天早已在蠢蠢欲动。你看，先听见春天脚步的，应该是校园里的小鸟，它们仰着脖子，抖着翅膀，在树木、云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呼唤春天。
气温依然忽冷忽热，起伏不定。不过，到了午后，寒气散尽，阳光暖暖地照着，院子里的草木一个个开始试探着，张望着，露出一点点鹅黄的、柔柔的芽叶。它们如此小心，定然是怕一不留神遇到飘忽不定的倒春寒而早早夭折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槐树，粗壮的枝干，或横卧，或歪斜，一枝一枝，黑压压地戳向蓝天。无风时，它的身体是僵硬的，带着几分枯死的面容；风来，它很不安分地将枝条摇摆几下，之后又沉寂不动了，但又似乎在阳光下安静地等待。对了，现在还不是它抽芽的时节，再等等，四月发芽，五月开花，一树洁白的花儿缀满树，香气冲天，想来都是美好的。
在乡下，惊蛰时，麦苗已经返青，像父辈们敞着的胸膛。那绵延的、一望无际的绿，衬得人心里痒痒的；山沟里，一串串羊蹄子印儿，深深浅浅，歪歪扭扭，从杂乱的荒草间，伸向远方；午饭后，村头的打麦场，阳光满满，两头耕牛、一对公鸡和母鸡，耳鬓厮磨在一起，打情骂俏。二爷路过时，随手拿起一只木棍扔过去，将它们戳开，嘴里自言自语，这春天来了，牲口也发情了，骚情得很。
和惊蛰一起的，还有枝头埋藏的春意，悄无声息又蓬蓬勃勃。你瞧，惊蛰后，那些杏树、桃树、梨树的枝头，干瘪了一冬的花苞悄悄萌动。尤其是杏树枝头的芽苞最张扬，像一粒粒毛茸茸的豆子。农历二月的风吹过，粉粉的、鼓鼓的苞芽在风中摇曳着，让人心生无边遐思。
菜园里，四伯佝偻着身子，正在撒草木灰，准备种豆。四伯不识字，但却懂得，这些五谷杂粮，待一个个下种子的时候，终归还是喜凉怕热的。父亲也是如此。他们这种经验，书本上没有，是从老辈那里得来的。比如说，惊蛰时分，别看早晚气温低，地里冻土未完全开，可就该点扁豆了，用他们的话说，扁豆属于慢性子，须深埋在土里，慢慢地捂出芽。而那豌豆，就不一样了，猴急的，见梨花满天，自然捂不住了，下种，正是时候，迟了，贻误农时，秧子再好，也没收成。
“春雷惊百虫”，村里老人一直这样说。惊蛰过后，天气一日日暖和起来，一个冬天蛰伏在土壤里的“老包虫”活动频繁了，不消灭，待那家伙一只只钻出来，上了麦子和油菜的身子，将庄稼叶子啃得跟出了天花似的，可就遭殃了。那个时候，农药很少，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是用手捉，大人小孩都去捉。我们小孩子白天上学，捉“老包虫”只能等下午放学后夕阳西下时。伙伴们回家先放下书包，啃几块馍馍，喝几口井水，兜里揣着各式各样的瓶子，手里举着长长短短的杨柳枝，连呼带叫、蹦蹦跳跳地往地里去了。身体弱的，带个小瓶，拿个小铁钩，只到村子北边的坡地里捉。运气好，还能逮着“红媳妇”“金金牛”“大傻碰”等，大家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待回家时往往已到掌灯时分，公鸡母鸡们都已进入梦乡了。第二天早早起来，打开鸡窝，抢着喂鸡。娘说，鸡吃了这些有营养的害虫，我们就有双黄蛋吃了。
要说的是，“老包虫”的细腿特有劲儿，攥在手心痒得厉害，不攥紧又会从手指缝里钻出来。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捉得最多的叫“小黑媳妇”。偶尔，也会捉到“金金牛”。“金金牛”比黄豆粒大一些，翅壳滑滑的，亮晶晶的，在太阳下闪着光。这漂亮的“金金牛”，村南的油菜地里最多，男人、女人散落着，一边捉虫一边口无遮拦地调侃，笑声传出老远，许是苦中作乐吧！
后来，田地里使用了农药，地头、路边的树木多被砍伐，“老包虫”已难觅其踪。从早到晚和土地、庄稼无间亲昵的，依然是如四伯和父亲一般的老辈们，村里的年轻人，种庄稼都用机器，翻地、下种、施肥、打药、收割，全部机械化，种得干脆利索，轻轻松松。至于杂粮，没几个会娴熟地侍弄其生长的。四伯和父亲的技艺，眼看就要失传了，他俩每每从地里出来，碰上了，话里都在怪自己的儿孙后辈，不敬土地，糊弄土地，布满褶皱的额头，满是失落和无奈。或许，只有他们懂得，惊蛰过后，春光无限好，又有谁舍得，睡在这么好的春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