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从不同层面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同时，还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机制。

第二章回顾总结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变化趋势及特征。特别分析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贸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构成的变化特点。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显著高于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发展，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下降，制成品出口比重明显上升。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他性质企业的出口比重显著上升。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重都有明显上升，而出口比重上升速度明显快于进口比重。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为时间分隔点，在此之前，我国加工贸易总额都是高于一般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然而，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加工贸易年度增长率明显下降，一般贸易额迅速超过加工贸易。虽然世界经济从2010年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在全球性的结构调整以及经贸规则变化的作用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遇到困难，出口增速不断下降。当前，我国外贸进出口面临不小挑战。比较突出的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外贸出口难以持续增长，要素价格上升冲击加工贸易发展，产能过剩与外贸出口竞争力下降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依靠价格竞争形成的市场优势难以为继，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需要根本性变革。

第三章回顾梳理了汇率波动与贸易调整的相关研究进展状况。回顾总结发现，近十年来外国学者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进出口影响效应的文献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其研究视角也不断趋于多样化。由于研究汇率与贸易调整之间关系的文献数量十分庞大，因而本书按照局部均衡方法及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方法的分类，仅仅回顾了近期较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特别关注了基于汇率传递视角的相关成果，以及汇率波动在贸易调整效应方面存在非对称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是未来汇率波动的贸易调整效应相关研究的重点发展领域。另外，由于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能够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方面分析贸易调整的根源，而汇率波动也会通过二元边际的变化作用于贸易调整，因而，以异质性企业理论与汇率波动的贸易调整效应结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四章基于汇率传递的视角分析了汇率波动的贸易顺差调整效应。这一章首先为汇率传递影响外贸进出口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其次使用我国月度进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直接参与外贸经营的企业视角来看，汇率波动的直接影响是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影响价格变动程度的因素有多种多样，这就涉及汇率波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分析。本币升值之后，出口商出于各种目的自己来承担一部分或全部的价格变动效应，而不对出口商品价格做出和汇率升值幅度相同大小的调整，这就产生了汇率波动的不完全价格传递效应。出口商品价格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也即汇率传递弹性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最终贸易调整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顺差对商品进出口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世界总体价格水平增加1%，将带动我国贸易顺差增加2.55个百分点。进口价格则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口价格上升1%，将使我国贸易顺差下降2.37个百分点。从影响程度的大小来比较，世界总体价格水平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程度是最高的。本书认为，虽然目前人民币升值看似没有对顺差增长产生影响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升值没有顺差调整的效应。基于汇率传递视角的分析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彻底改变顺差增长的趋势。而我国出口商必须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改变低价竞争的出口策略，切实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不可替代性，才能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进程中保持市场份额，也才能保证我国对外贸易平稳发展。

第五章使用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了汇率波动风险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东盟、韩国的贸易差额数据。本部分内容主要在以下两点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第一，使用了分国别（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分析汇率变动的贸易调整效应，实证研究中还考虑了汇率波动风险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有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因此在实证研究时对这些事件的影响进行了检验。一个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另一个是2005年7月人民币第二次汇改。我们在协整研究时通过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方法，来判断这两起重要事件是否对汇率变动的贸易调整效应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趋势性升值对贸易顺差的调整效应是不显著的，其作用结果对不同贸易伙伴存在差别。汇率波动对中国与日本、东盟的贸易差额变化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效应，但对中美、中欧、中韩的贸易差额调整则产生了正向效应。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国内经济发展是贸易差额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对贸易顺差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另外，虚拟变量回归分析也表明，我国加入WTO对贸易顺差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

第六章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分类数据，借助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各类商品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程度，进而分析其对我国外贸结构变动的影响作用。该部分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具有较为便利的融资条件的厂商应该也会获得进口的发展优势。因而，金融发展不应该仅仅作用于出口，其对进口也应该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不同的行业，其外贸发展对金融发展的敏感度应该是不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深化对外贸结构调整的作用是比较显著的。9类商品中有6类的外贸发展得益于金融深化进程。这与大多数以外贸总体发展为目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价格水平并不是影响大多数分类商品外贸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所起作用没有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高。而世界经济发展显著地影响了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但对工业制品的外贸发展影响作用是不明确的。此外，本部分研究还表明，并不是所有类别的商品贸易都得益于金融深化过程。有些虽然在实证研究中表现为受到金融深化的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高。

第七章收集世界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发展及相关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在研究分析服务贸易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比分析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的区别，探讨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别。实证研究表明，滞后一期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变量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都比较显著。这表明服务贸易增长存在较强的惯性特征，而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货物贸易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出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商品贸易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程度较低，远低于其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程度。基于各样本数据序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汇率对所有样本国家组的服务贸易进口都具有与理论预期相符的结果，就其大小程度而言，汇率变量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要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第八章建立贝叶斯平均分类回归模型（Bayes Aver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Model, BACRM），在此基础上，分别使用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元等货币的名义汇率进行实证预测，并对比分析预测的准确度，以期改进汇率预测的方法。研究表明BACRM方法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尤其是当所预测的时间序列变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时，其预测效果明显优于其他预测方法。特别是在汇率变动方向准确度评价指标（DA）上，除了欧元以外，BACRM几乎在所有我们对比分析的汇率预测序列上都优于时间序列及神经网络模型的单独预测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BACRM方法在经济时间序列预测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第九章使用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方法，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增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外部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GAVR模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根据现实世界各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利用数据挖掘的一些思路与方法，尽最大可能对各国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效应分析。从实证研究层面上来看，它比较接近经济现实，尤其是能够全面反映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影响日益密切的开放经济环境。另外，GVAR模型方法考虑了一国国内经济变量与外国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避免了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多国模型估计时，只能考虑本国经济变量长期影响的局限性。它考虑了与经济理论的分析相一致的长期互动关系，同时也能够分析现实数据所反应出的短期波动关系。第九章在建立GVAR模型之后，分别模拟分析了美国和欧元区GDP增长率负冲击、通货膨胀正冲击，以及短期利率负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通货膨胀变化会受到贸易伙伴通货膨胀冲击和经济增长冲击的明显影响，但是长期具有自我回复机制，即使面对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性的共同GDP负向冲击，中国通货膨胀仍然具有长期的稳定调节机制。在应对贸易伙伴不利的经济冲击时，中国较为显著地应用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贬值的调整政策。基于美国和欧元区各国经济冲击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当中国面对来自不同经济体或不同层次的经济冲击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方式和反应程度都是存在差异的。当外部环境发生集体性的不利变化时，中国宏观经济受到较大幅度的负面冲击。

第十章继续在GVAR模型框架下分析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就单个发达经济体宏观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而言，美国和日本GDP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要高于欧盟。三国通货膨胀冲击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都不明显。美国长期利率冲击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日本，欧盟长期利率正冲击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几乎没有作用。短期利率冲击的影响效应也不明显。美国金融市场变量冲击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了显著且复杂的影响效应。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在面临不利的外部冲击效应时，人民币汇率几乎都有贬值过程，以此来缓解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

第十一章是对研究的总结，同时从新常态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挑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取向、推动外贸持续增长并增加贸易利益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