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贡赐贸易

贡赐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贡赐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经济上的不平等则恰好相反：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却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贡赐贸易中，经济交往是主体交流；交换是客体交流。现代的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表现为货物等价，商品的交换，是脱离了交往的交换。在交换中，极力滤掉交往的根本特征，如生产与生活的同一、社会性与个人性的同一等。通过客体的交换，克服了各自的纯主观性，将对象的价值客观化。但贡赐贸易的交换客体之间不等价，是象征性的交换。实际上，贡赐贸易的早期，主要商品是奇珍异宝等奢侈品，后来发展到以一般商品为主，如香药等，具有实用价值，民间也有广泛的需求。

唐王朝是贡赐贸易的鼎盛期。《新唐书》中载：“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38)诗人王维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描绘了大唐朝贡贸易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39)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贡赐贸易固然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却是得不偿失的，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就是，“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获不赀之财”(40)。《旧唐书·西戎·大食传》记载：“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41)自永徽二年（651年）起，大食使者商人等来中国者渐多，仅据《册府元龟》等书记载，其以使者等身份来到中国的就多至四十次。不过这些人，仅仅是以官方身份来到中国的使者，或以使者名义而来的商人。史籍中虽然没有记载以民间身份来到中国经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但是在唐开放的大背景下肯定是人数众多。

不过这样的贡赐贸易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转变了思路，从“务虚”走向了“务实”，对贡赐贸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朝廷听从广州官员的建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并限制：“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通行证）、料（物资）。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42)南宋时，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43)这表明南宋朝廷为形势所迫，摈弃了以往借朝贡以粉饰太平的政治外表。

经济政策上的限制并不能阻挡贡赐贸易的步伐。白寿彝先生将《宋史·大食传》、《宋会要辑录》“蕃夷”四、“蕃夷”七、《玉海》三种记载综合考察，发现自开宝元年（968年）到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大使遣使进贡48次，差不多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朝贡。这些使节有以下几类：一是国使性质的，即哈里发派遣的。如“开宝七年（974年），国王诃黎佛（即阿里发）又遣使不罗海”。二是地方官员派遣。三是部族首领和阿拉伯大商人（以舶主居多）以自己的名义进贡的。(44)

总的来说，宋时大食朝贡多是由大食商人牵头。究其原因，贡赐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说其特殊，是因为其中掺杂了一些政治上的怀柔色彩，两者混合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说其是商业活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因为有很多诸如“赐黄金准其所贡之直”、“优给其直”的记载。其二，宋政府不但有回赐，甚至还授予官位。如《宋史》载：“开宝……四年（971年），又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诰以赐”；“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瓶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锦、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璧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至和（1054—1055年）间，四贡方物。其后以其首领蒲沙乙为宁武司阶”(45)。其三，朝贡可以免征税，沿途还有饮食住宿的优惠和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宋会要辑稿》中提到“大食国蕃客麻思利等回，收买到诸杂物色，乞免缘路商税。今看详麻思利等将博买到真珠等，合经明州市舶司抽解外，赴阙进卖。今却作进奉名目，直来上京。其沿路商税不令放免。”诏：“特蠲其半。”政和五年七月八日，礼部奏福建提举市舶司状：“今照对慕化贡奉诸蕃国人等到来，合用迎接、犒设、津遣、差破、当直人从，与押判官等，有合预先处置声明事件。今措度，欲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乞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知州）通（通判）或监司客位候相见。罢赴客位上马。”(46)又有文记载“海国来献，多人徒，以食县官，而往往皆射利于中国也。天子问公所以纲理之者。公谓：以国之大小，裁使员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献而征其私货，可以息弊止烦。从之”(47)。从以上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不仅进贡的物品可以免沿途的商税，甚至有时连进贡人私带的商品也能得到一些优待，沿途吃住行方面有优待，迎来送往也有礼遇。所谓“熙来攘往，皆为利来”，大食商人将中国朝廷作为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顾主，所以即使得不到各种政治待遇，也会趋之若鹜，这是商业交往的本质使然。

一方面，外商不辞辛苦前来朝贡；另一方面，中国朝廷也会招徕外商促进贸易。“大食进奉使”蒲亚里就是一例。绍兴元年（1131年），蒲亚里来宋进贡象牙、犀角等，广州市舶司依例支还价钱“约用本钱五万余贯”，“蒲亚里将进贡回赐的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48)。蒲亚里后娶中国妇女，留居广州从事外贸。绍兴七年（1137），“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至其一项市舶司全藉蕃商来往货易，而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令委南夫劝诱亚里归国，往来于运蕃货”(49)。在这里，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蕃货”。

为“宣国威”“抚远人”，两宋王朝给前来入贡的大食使节以诸多的政治优待和厚遇，从而使双方这种建立在商业贸易基础上的朝贡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亦即除经济上给予丰厚回赐外，宋朝对来华的大食贡使还多封赠以各种官爵，以示恩宠。已知文献所载宋朝获封的大食贡使就有李诃末（怀化将军）、蒲沙乙（武宁司阶）、辛押陁罗（归德将军）、陁婆离（归德将军）、亚蒲罗（奉化郎将）、蒲陁婆离慈（保顺郎将）、层伽尼（保顺郎将）、加立（保顺郎将）、蒲罗辛（承信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