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长安

唐代西方国家的商人来自西北的很多，《旧唐书》中曾记载道：“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33)长安是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的商业中心，首当其冲成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们喜欢落居和经商之地。在长安的“西市”和“东市”，胡人“藁街充斥”，也有专售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玻璃、珍珠等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

在唐代的近300年间（618—907年），穆斯林蕃商来西北贸易者络绎不绝，他们大都因商务关系久住中国，或因归路一时断绝而不能归国，或与中国人婚配，生儿育女，买田宅者而不愿归国者，遂安居在长安及其周边。《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记载：“贞元三年（787年），胡客留长安者，约四千余人，皆有妻子。”又载：“自天宝（742—756年）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34)可见当时穆斯林蕃商数目之一般。

以上叙述，主要是蕃客在泉州、广州、扬州和长安的情况。但是商人的足迹，往往是无所不至的，不仅云集于大的港口城市，也遍布于内陆中小城市。由于经海路而来的商人，多取道开封、洛阳而去长安，而由陆路至长安的商人，也多东去河南等地经商。因此，唐时开封、洛阳等地，也有不少蕃客在这一带活动。海南岛由于地处海上通商要道，也有许多蕃客。

古代社会，海、陆两路旅途都是十分危险艰难的。陆路要跋涉万里，中间还有大沙漠，干燥、缺水、多风暴，如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回回国所经道路中有沙碛数千里，不出草木，亦无泉水，尘沙眯目，凡一月，才能过此……或迷路水竭，则钦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35)至于海路，史载“大食在泉（州）之西北，去泉甚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36)除去路途长远，海舶困苦、生死难料、更重要的是，唐宋政府为之提供了众多优惠政策，使其“获利”颇丰，所以很多蕃客，便“乐江湖而忘乡国”、“不复回首故国”，而自愿在中国定居下来。唐朝政府曾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37)可见，唐时外商欲留居中国，是并不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