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僵化

正如人脑会以自利的方式拉抬自尊，它也学会了许多抵抗责备的方法。我们因自己的错误而受到威胁时，往往会立即跳起来反驳那个做负面评判的人：“你是什么人，也跑来说我？”或“谁在乎你怎么想？”

如果责怪我们的人继续抱怨，我们会挖掘出更多防御武器来抵挡。只要能抵挡责备的攻击，我们愿意扭曲过去的行为，给老故事改头换面，把责备推给别人。“你是说这都是我的错吗？”“你在推卸责任！”都是评判地雷区里司空见惯的战术。

即便错得再明显不过，我们也有办法一边承认错误，一边拉上其他原因和外部责任，好撇清：“是你告诉我这么做，我才这么做的。”有时我们也会修改历史：“当初支持那个策略的人是你，我赞同不过是因为你说这事已经定下来了。”有时候我们会修改原因及后果，把别人眼中我们的错误，变成是他人行为的结果：“都是因为你我才旧瘾复发。”这些花招背后的目的很简单，都是为了否认——“我没做错事”“不应该怪我”“你夸大了我造成的损失”，甚至是：“产生我应该受责备的想法，是你的错误。”

否认我们应该受责备、把责备推给别人，或许能减轻我们的痛苦，但那很可能是短期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带来极坏的后果。在抵抗状态中，我们的大脑会拒绝接受他人的观点。我们不再听他人说话，因为我们太忙于编造能证明自己无辜的理由。这种僵化固执的状态来自人类先天对责备的恐惧，因此被命名为“威胁僵化”（threat- rigidity）。

在这个状态中，我们很难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的能量都用来进行自我防御（self- defense）了，我们怒不可遏，忙于筹备反击战。僵硬的下巴和瞪大的双眼都在提醒对方：继续责备下去的话你可没好果子吃。但即使在威胁僵化的控制下，我们思想中仍有一小部分在注意着自己的坏行为，而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已经准备好要保卫自己的尊严，于是我们会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坏行为证明了他人的行为是更坏的。我们也许需要放大他们的错误，才能让我们的行为合情合理。

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会经历类似的感情波澜。我收到一封信，责怪我还没给一名学生写介绍信，责备的震撼让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一个念头：“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对不起那位学生！”可承认了这一点，就会与我对自己的信念（我是一个可信而且有责任心的人）相矛盾。

这种不一致性，即同时保持两种截然相悖的信念，叫作“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不和谐的信念能保护我们的自尊不受负面评判影响。它们能支持我们的自以为是及自我开脱。它们让我们认可一件哪怕明知是不正确的事情。于是，我会坚持：“没人告诉我介绍信还有截止日期。”或者也许我的脑海里会跳出一个模糊的、类似记忆的印象：“我肯定早就写好了，是秘书忘了发出去吧？”简而言之，我也许承认这件事中有错，但犯错的人不是我。我如果坚持这个思路，也许能摆脱责备，保护自己不感受犯错带来的内心煎熬，但也很可能会因此制造一个负面交流的恶性循环。

即便在没有别人可责备的情况下，靠责备他人来为自己开脱的冲动也一样存在。要是一脚踢到床架上，我立即会对那个可恶的铁床架大发脾气。虽然很荒谬，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在某些时候，仍会花费过量的精力去逃避认错，并以为可笑地扭曲事实是完全合理的做法。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跟一位正忙着移嫁责备的人争执。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详细地研究了自我防御之后得出结论：“侵略行为会导致自我开脱，而自我开脱会导致更多侵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