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苏格拉底的形象

苏格拉底这个人物对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提出“哲学家”这个词的定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篇对话指出，哲学家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人类同伴中的矛盾处境。正因如此，我们将不得不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由他第一代学生描述出来的这个苏格拉底神秘人物身上，而不过多关注难以认识的历史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形象

苏格拉底常常被比作耶稣基督。[61]两者都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尽管他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一个小城市或一个小国家）所做的活动，与这个世界比较起来是非常渺小的。他们的门徒数量非常少，也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的确“目睹”了关于他们的报告：色诺芬的《回忆》、柏拉图的对话（关于苏格拉底）和福音书（关于耶稣）。不过，要我们就历史的耶稣或苏格拉底说些确定无疑的话，那还真的非常困难。他们死后，其门徒就建立学派，成为传播他们的信使。[62]但是，这些由“苏格拉底哲学”建立起来的学派，比起原始基督宗教各种不同形式所做的有很大不同；这点说明苏格拉底信使的复杂性。苏格拉底启发了安提西尼，作为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他鼓吹紧张和节俭，对斯多葛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苏格拉底的观念也形成了亚里斯提卜的思想，后者是昔勒尼学派的奠基人。对于他来说，生活的艺术在于最好地利用每个具体的处境，即顺其自然。亚里斯提卜并没有小觑消遣和欢愉，也因此对伊壁鸠鲁主义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也鼓舞了欧几里得——麦加拉学派的开山鼻祖，这个学派以自己的辩证法而出名。苏格拉底门徒中唯一名垂千古的柏拉图，他之所以历史留名，皆因能够赋予自己的对话篇以不朽的文字形式，或者说，因为他创立的学派维持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挽救了他的对话，使他的学说得以发展——或者说是——变形。总之，所有这些学派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正是由于它们，哲学的观念或者概念才出现。我们将看到，人们既把哲学视为与某种生活方式相连的一种特别的论辩，又看成是与某种特别的论辩相连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在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所建立的所有学派中产生出来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如果说，“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全部文献——它们在与他的对话伙伴的对话中表现出苏格拉底——能够保留下来的话，我们也许对苏格拉底是谁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总之，我们必须记得，柏拉图对话的根本人物——对话表现了苏格拉底在其中几乎总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并不是由柏拉图发明的。相反，这些著名的对话属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它在苏格拉底的学生当中非常流行。[63]这种文字形式的成功，使我们具有关于这样非同一般印象的某种观念——苏格拉底这个人物和他与自己城民伙伴进行讨论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他的门徒。在由柏拉图所写的苏格拉底对话的例子中，文字形式的本原性并不像指派苏格拉底为中心角色时那么多地使用被划分为问题和答案的论辩（先于苏格拉底存在的辩证论说）。结果是非常特别的关系：一方面，在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间；另一方面，在作者和苏格拉底之间。作者假装与自己作品无关，仅仅满足于再次产生曾经反对冲突论题的某种争论；我们至多能够假定，他设定让苏格拉底作防御的论题。

由是，我们在柏拉图对话篇里发现的就是这样的处境。柏拉图在这些对话篇中，从来没有表现他的那个“我”。作者甚至没有介入说，正是他写成这些对话，而且他并没有使自己卷入对话者之间发生的讨论中。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详细说明——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评论中——属于苏格拉底的东西和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因此在一些对话中，经常很难把属于苏格拉底的东西，与属于柏拉图的东西区分开来。

所以，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他就作为神话人物而出现了。恰恰是这个苏格拉底的神话，已经不可消除地印在了整个哲学史上。

苏格拉底的无知和对智者派知识的批判

柏拉图在《申辩篇》里，用他自己的方式，重建苏格拉底在被宣布死刑的审判面前所做的论辩。柏拉图讲述，卡尔列丰——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追问过特尔斐神谕，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64]神谕回答说，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了。苏格拉底不解神谕可能指什么，开始在政治家、诗人和工匠——根据上一章所讨论的希腊传统，这些人拥有智慧或实际知识——中间长时间探索，以发现有比他更智慧的人。他注意到，所有这些人都以为自己懂得一切，而事实上他们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自己事实上是最有智慧的人，那是因为自己并不以为知道实际上不知道的东西。所以，神谕所指在于，最智慧的人是“这样一个人，知道就知识的探求而言自己是微不足道的”。[65]这恰好就是柏拉图在题为《会饮篇》的对话里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家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自己无知。

因此，根据《申辩篇》所说，神谕——阿波罗神谕——交托苏格拉底的任务，是让其他人认识到自己缺乏知识和智慧。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苏格拉底自己采纳一种素朴的态度——承认自己无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反讽：例如，他用假装的无知和诚恳的样子提出问题，以发现某人是否比他更智慧。用《理想国》里一个人物的话来说：

那肯定是苏格拉底从前为人熟悉的反讽！我领教过了。苏格拉底，我跟所有这里的人打过招呼了，你拒绝回答，你假装无知，回避正面回答人家提的问题。[66]

这就是为何苏格拉底在自己的讨论中总是作为提问者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有评论，“正是他承认自己无知。”[67]西塞罗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习惯贬损自己，对他要反驳的谈话对手表现出并非必要的坦诚。因此，在思此而言彼时，他通过希腊人称之为‘反讽’的掩饰获得快乐。”[68]然而，这样一种态度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机巧的形式或者有意地掩饰。毋宁说，它是一种幽默，不愿意完全一本正经地看待自己或者他人；因为人的一切事情，甚至哲学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没有权利为之骄傲。因此，苏格拉底的使命是要使人意识到自己缺乏知识。这是知识概念上的一场革命。确实，苏格拉底也许可以而且曾经欣然地对普通人开诚布公——因为他们只有惯常的知识，只能不经任何反思地受着偏见影响而做事——以便向这些人表明，他们的所谓知识是没有基础的。但是，苏格拉底自己毕竟面对的是这样的人：他们被教育去相信自己具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两类这样的人。一方面，已经有像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和赫拉克利特那样的知识贵族或者智慧和真理大师，用自己的知识反对群氓的无知；另一方面，有那些宣称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售卖给所有新来者的知识民主派——这些人自然就是智者派哲学家。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知识并非是被写下来、被传达或者被现成出售的陈述和规则。这在《会饮篇》的开头讲得很清楚。苏格拉底很迟才到达，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沉思、静立和“专心致志”。当他走进房间时，主人阿伽通要他坐在自己旁边，好“让我靠近你……可以沾到你在隔壁门楼里发现的智慧”。苏格拉底回答说，“如果智慧是那种能够从丰满流向空虚的东西，那该多好啊。”[69]这意味着，知识不是一种预制好的对象，也不是已经装满东西的容器，它不能够通过书写或者正好什么论辩，而直接地被灌送。

当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只懂得一件事——就是说，声称自己什么都不懂——时，他正在批评传统的知识概念。他的哲学方法不在于传递知识——这也许指对自己学生提问的回应，而是在于反过来向自己的学生提问，因为他自己就知识的理论内容而言，对学生没有什么可说，或者没有什么可教。苏格拉底的反讽在于这样的掩饰，人们需要从他的对话伙伴中学习某种东西，以便让对方明白，自己在声称在智慧的领域中一无所知。

但是，这种知识的批评，虽然看上去完全是否定的，却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设定这样的前提，知识和真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能够被认为是现成的，但一定是由个人自己所造成。这就是苏格拉底为什么在《泰阿泰德篇》里说，当与别人谈话时自己满足于做助产士这个角色的原因。他自己不知道什么，也不教什么，[70]但满足于提问题；这正是苏格拉底的问题和诘问，帮助他的对话者产生“他们的”真理。这样一幅图像表明，知识是在灵魂自身中被发现的；一旦个人——通过苏格拉底——发现他自己的知识是空的，那么，知识就确实取决于这个人对它的发现。从柏拉图自己思想的观点来看，他表达了这个观念，说所有知识都是灵魂对在某种先前实存中具有的景象的回忆。因此，我们得学习如何回忆。另一方面，在苏格拉底那里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的问题并不引导他的对话者知道某种东西，或者得出那些可以基于某个现成主体而被用关于同一对象的命题形式表达的结论。毋宁说，苏格拉底的对话表明一种疑难、一种总结，并表述某种知识的不可能。正是因为对话者发现自己没有知识，他将同时发现自己的真理。换言之，通过从知识转到自己本身，他将质疑自己。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正在谈论的是什么，而在于正在讲话的是谁。柏拉图对话篇的人物尼西亚斯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你不知道是谁走向苏格拉底，开始与他对话，即使他开始谈论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能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这个论辩而紧紧围绕着这件事情，直到他不得不说明自己——就像关于他现在正在过的生活方式那样，说明过去曾经生活过的方式。当那点达到的时候，苏格拉底把所有这些都放在自己清楚和仔细的控制之下，才放你走……对于我来说，继续陪伴着他是件乐事。我不一定被提醒说，自己过去和现在用一种不善的方式行事有什么不好。那个没有逃避这点的人，将一定是在自己一生的其他时间更加深思熟虑。[71]

所以，苏格拉底使自己的对话者检查和知道自己是谁。苏格拉底“像一只牛虻”，[72]用提问使自己的对话者感到困窘，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提问，使自己关注自身并且忧虑自己：

什么？亲爱的朋友，你是雅典的公民，高贵的公民。这里是最伟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闻名，如果你只关心获取钱财，只斤斤计较于名声和尊荣，既不关心，也不考虑思想、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你不感到惭愧吗？[73]

因此，关键不在于追问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浅显知识，而在于质疑我们自己和指导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些价值。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在与他进行交谈之后，终于不再抱有任何关于自己为何行事的观念。他晓得在自己论辩中的矛盾，晓得他自己的内心矛盾。他怀疑自己；像苏格拉底那样，他终于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样做时，假定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他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自此之后本身就与苏格拉底认同，在与苏格拉底对话的每个阶段都保持一致。因此，对话者懂得开始去质疑自己。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知道这或那的问题，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的问题：

我全然不关心绝大多数人关心的东西：金钱事务、财富管理、指派权力、公众演说、行政长官、联盟、政治派别。我不走这条路……我宁愿走另一条路，通过劝说你们少点关心自己所有，而更多关心自己所是。我也许能够特别为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做最多的善；由此你们也许可以尽可能卓越和理性地造就自己。[74]

苏格拉底不仅凭借自己的诘问和反讽，而且首先通过他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真正存在，把这种呼吁实践了出来。

从“个人”到“个人”的呼唤

正如智者派所实行的那样，探讨哲理不再意味着获得知识、技能或者索菲亚；而是指质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具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不是自己应该是的样子。这成为在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哲人——那种渴望智慧的人——的明确定义。反过来说，这种感受来自这样的事实：通过苏格拉底的位格，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种个性，根据其单纯表现，就会使那些接近这种个性的人去追问自己。这就是亚西比德在《会饮篇》结尾处，同意我们去理解的东西。正是在亚西比德赞扬苏格拉底的讲话中，个人的描述出现了，也许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克尔恺郭尔所珍视的个人——作为独一无二和不可归类的个性的个人。亚西比德说，[75]通常有不同类型或等级的个人。例如，有“伟大的将军、贵族和勇士”，像荷马时代的阿喀琉斯；或者，同时代人中有斯巴达领袖布拉西达斯；也有“聪明和雄辩的政治家”：荷马时代的涅斯托尔、现在的伯里克利。形成对比的是，苏格拉底不可能归类；他不能与其他任何人作比较。他充其量也许能够与西勒尼或者萨堤罗斯相比。他是另类的，即陌生的、古怪的、荒诞的、不可归类的、烦人的。在《泰阿泰德篇》里，苏格拉底说到他自己：“我绝对令人讨厌，我制造的只有难题。”[76]

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有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散发出不可思议的诱惑。在亚西比德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论辩像毒蛇钻心，在灵魂中激起一种哲学着迷、亢奋和陶醉的状态；换言之，听者的灵魂完全被震惊。[77]

强调这点很重要。[78]苏格拉底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其煽情和激烈的爱来打动听众。在一篇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斯非托的埃斯基涅所写的对话里，苏格拉底谈及亚西比德，虽然他不能教亚西比德任何有用的东西——用不着惊讶，因为苏格拉底一无所知——然而，他认为自己可以把亚西比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他感受到了对亚西比德的爱，而且，与亚西比德生活在一起。[79]在《塞亚革》——这个对话被错误地归于柏拉图，但实际上写于公元前369—前345年之间，因此很可能是在柏拉图活着期间——一书里，[80]一个门徒告诉苏格拉底，虽然自己没有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什么教诲，但在接近他并且与他接触时，还是取得了进步。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一再说，苏格拉底的咒语有一种撼动他的效果：

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看上去不可能再像我曾经所做所行那样去生活……他逼我承认，我并没有照料好自己。[81]

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比其他人更雄辩或更杰出。相反，亚西比德说，人们最初的印象是，他的论辩似乎完全是可笑的：

他谈论套轭的驴、铁匠、鞋匠和制革工；他似乎总是在同样的主题上，重复同样的措辞。[82]

这里，亚西比德似乎影射了苏格拉底习惯的论证，人们通过色诺芬写的回忆苏格拉底的著作里看到了这个论证；[83]亚西比德惊讶于这样的事实：为了学习鞋匠、木匠、铁匠或掌马官的行当，或者甚至为了学习如何训练马牛，人们晓得去哪里找到师傅。但是，当面对正义的问题时，他们不懂去哪里寻找。在色诺芬的文本里，智者希庇亚斯评论苏格拉底说，他总是重复“在关于同样主题上的同样的措辞”。苏格拉底欣然接受这个评论，他回答说，他——希庇亚斯——截然相反，总是试图说某种新的东西，即使它是关于正义的。苏格拉底非常想知道，希庇亚斯能够在不应该改变的主题上说出些什么新东西；但是，直到苏格拉底给出自己关于正义的观点时，希庇亚斯才肯回应说：

你取笑别人已经够长时间了，没完没了地提问，反驳他们，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或者提出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回答说：

我从没有停止表明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口头上，我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它。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只有正确的个人生活和生存，才能最好地决定正义之所是。

苏格拉底强有力的个人性，能够唤醒他的对话者的个人性。不过，他们的反应非常之不同。我们看到，当苏格拉底要尼基西提问时他的喜悦；而亚西比德却试图抵制他的影响。他在苏格拉底面前只感到羞愧，为了逃避苏格拉底的吸引，他有时候希望苏格拉底去死。苏格拉底只能力劝自己的对话者检查自己，让自己接受审查。为了让对话得以建立——正如尼基西所说那样——能够把个人引导到说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上去，那个与苏格拉底谈话的人，必须与苏格拉底一道，服从理性论辩的要求——就是说，服从理性的要求。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的个人性被超越，只有在我们提升到普遍性的层面，对我们自己的操心和提问才会发生，两个对话者共同所有的逻各斯体现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的知识：道德动机的绝对价值

我们已经大致地看到，苏格拉底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他的知识是什么。苏格拉底一再说，自己一无所知，没什么可教人的，而且人们必须思考他们自己，通过自己来发现真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下，是否也有苏格拉底通过自己而在自身发现的知识。《申辩篇》有一段话，说知识与没有知识是对立的，因此请允许我们冒险猜测。[84]在这段话里，苏格拉底想象其他人也许对他说，“难道你不为自己已有的那种生活感到羞耻吗？因为它正把你置于致命的危险中。”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会这样回应：

老兄，你这话欠妥，你以为一个有点用处的人应该考虑的是生死危险，而不是自己是否做得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好人的行为。

从这个观点看，无知的出现恰好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先生们，怕死无非就是以一个人的不智慧为智慧，以不知为知。因为谁也不知道死是不是人的最大幸福，他们却怕死，好像知道死是最大的坏事似的。以不知为知，岂不是最糟糕的无知吗？[85]

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对死一无所知。然而，他的确宣称自己知道某种关于完全不同主题的事情：

但是，我的确知道，做违背法律的行为，不服从高于我的人或神，是坏事，是可耻的事，所以我决不害怕或者躲避那些我不知道好坏的事，只害怕那些明知道坏的事。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知识和知识的缺乏并不是以概念而是以价值来分析：一方面是死亡的价值；另一方面是道德善恶的价值。苏格拉底关于应该被归于死亡的价值一无所知，因为他没法掌握死亡，根据概念，他无法把握自己死亡的经验。但是，他的确知道道德行为和意图的价值，因为它们确实依赖他的选择、他的决定和他的约定。因此，它们的根源就在他这里。再次在这里说明，知识并非一系列的命题，或者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选择、决定和进取的确定。知识不光是清楚地知道，而且是知道什么应该更重要，因此是知道如何生活（savoir-vivre）。正是这种价值的知识，在他与自己的对话者讨论时引导着他：

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要辩论，说他关心（智慧、真理和自己灵魂的最佳状态），那么，我是不会随便放他走的，我要询问他、考问他和反驳他；如果发现他自称有德行而实际没有，就指责他轻视最重要的东西，看重没什么价值的东西。[86]

这种价值的知识减弱了苏格拉底的内在经验——一种与他完全不可分开的选择的经验。因此，这里再一次说，唯一的知识存在于来自内心的个人发现。在苏格拉底那里，这样的内在性由于精灵而得以加强，因为他说，神灵声音向他说话，制止他干某些事情。这是一种神秘经验或者一种神秘想象吗？很难说。总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后来被称为道德良知的雏形。

苏格拉底似乎已经间接地承认说，所有人都有对善的一种内心渴望。由此他把自己干脆说成是助产士，其作用限于使自己的对话者发现他们的内在可能性。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苏格拉底悖论的意义，根据这种悖论没有一个人愿意是恶的；[87]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美德即知识。[88]他要说的是，如果人类为恶负责，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能从中发现善。如果他们是有德行的，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伴随着自己的整个灵魂和存在，真正的善在哪里。因此，哲学家的全部作用在于允诺自己的对话者“认识到”——在这个词的最强有力的意义上——真正的善和真正的价值之所是。在苏格拉底知识的基础上说，是对善的热爱。[89]

因此，苏格拉底知识的内容本质上是“道德意图的绝对价值”，是由这种价值选择所提供的。当然，这是现代的表达，苏格拉底准不会使用。但是，它能够帮助强调苏格拉底话语的整个领域。确实，我们可以说，如果某个人已经为某种价值而死，那么，那种价值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绝对的。这是苏格拉底关于“最好的东西”的态度——意指正义、责任和道德纯洁性。正如在《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多次重复说的那样，他宁愿去死和受伤害，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90]在《克里托篇》里，柏拉图想象苏格拉底让雅典的律法说话：它们使苏格拉底理解，如果他试图逃避对他的指责，他将成为违反律法的典型，从而有害于这个城市；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凌驾于正义的东西之上。[91]正如苏格拉底在《斐多篇》说的那样：

因此我认为坐在这里“最好”，留在这里服他们给我判的刑是正当的。我想我这身骨骼筋腱早就可以到枚伽拉和博优底亚附近，被一种关于何者最好的意见带到了那里，如果我不认为服国家所处的刑罚不好、不公正，并且不越狱逃跑的话。[92]

这种道德选择的绝对价值也可以有另一种视角，即苏格拉底宣布说的，“好人是不会有不祥的，生前没有，死后也不会有。”[93]这就是说，所有那些在人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如死亡、疾病、贫穷，都不是冲着他来的不祥。在他眼里，唯一不祥的事情就是道德缺失。同时，唯一的善和唯一的价值就是行善的意志。这暗示说，我们不必回避对自己生活方式做经常严格的检查，从而看它是否一直为行善的意志所指引和鼓励。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令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并不是规定有关道德问题的理论和客观的内容——就是说，不是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晓得，我们是否真正地、具体地想要做自己认为是正义的和善的东西——换言之，晓得自己必须如何行事。在《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他为何强迫自己去检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别人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一方面满足自己说，这是神灵托付给他的使命；另一方面又说，唯有对我们自己如此清楚和严格，才能给生活以意义：

一种未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94]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种观念的雏形，虽然仍旧混淆和不明确，却在后来被康德所发展，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争论的语境中——道德行为取决于指引行动的动机纯洁性。这样的纯洁性恰好在于把绝对价值赋予道德善，完全割弃一个人自己的利益。

再者，所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智慧从来不会一劳永逸地获得。苏格拉底一直不停地考查的不仅是别人，还有他自己。道德动机的纯洁性必须经常地更新、重建。自身改造（La transformation de soi）从来不会完结，它要求不断地反复进行。

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

谈到哲学的陌生性时，梅洛-庞蒂说，哲学“从来没有在世界中，也从来没有在世界之外”。[95]同样的说法，也适用那个陌生的、不可归类的苏格拉底——他既没有在世界中，也没有在世界外。

一方面，在他的家乡邦民眼中，他主张对价值来一番彻底的颠覆，这对于他们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我又说，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美德以及其他你们听见我谈的东西，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未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你们就更加不肯相信我的话了。[96]

苏格拉底的家乡邦民禁不住接受了他的邀请，追问所有他们的价值和行事方式，而且操心他们自己，与日常生活彻底决裂，与所有生活习惯和习俗决裂，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决裂。更有甚者，这种对操心他们自己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呼吁，叫他们自己与这个城邦保持距离，作为一个他自己以某种方式在世界之外的人，作为一个另类的、扰人的、怪诞的和不安分的人。苏格拉底不就是那样一种对于哲人形象——虽然如此广泛流传，却是如此虚假的——来说的典型吗？这样的哲人不就是逃避生活的困难，以便在自己的良心中找到避难所吗？

另一方面，由在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亚西比德——色诺芬也一样——所描绘的那幅苏格拉底画像，活灵活现地展示出这样一个人，他整个投入围绕他的城邦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几乎就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常人：他有妻儿，与众人交谈——在大街、店铺和学校。他也是一个好人（bon vivant），也许可以比谁都能喝而不醉，一个勇敢的、坚强的战士。

因此，操心自己与操心城邦并不对立。在《申辩篇》和《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用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声明自己的责任，那种他必须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生命的责任——对城邦律法的服从。在《克里托篇》中，这些拟人化的“律法”，通过使他理解自己自我主义的拯救对雅典来说是不正义的，从而劝诫苏格拉底不向逃狱诱惑屈服，放弃远远逃离雅典的念头。这种态度并非一种守法的态度，因为色诺芬让苏格拉底说，“当希望律法改变时服从它们是非常可能的，就像人们希望和平而参战一样”。正如梅洛-庞蒂强调过的那样，“苏格拉底具有一种作为抵抗的服从方式”。[97]他服从律法，为的是从城邦内部本身，证明自己哲学态度的真理和道德动机的绝对价值。黑格尔因此错误地说，“苏格拉底逃到自己内心，以便发现那里的正义和善”。相反，我们同意梅洛-庞蒂这样写道：“他认为不可能独自成为正义。如果一个人完全独自地是正义的话，他就不再是正义的。”[98]

因此，操心自己必然要操心城邦和他人。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自己的例子看到这点，他生活的全部理由就是让自己关心别人。苏格拉底既有“传道”的一面，也有从众流俗的一面。这点，我们将在希腊化时期的一些哲学中再次看到：

我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效劳……我这样一个人是神灵赐给城邦的，你们可以想想，我多年来不理个人的私利，不顾一己的私利，经常为你们的利益奔波……一个一个地帮助你们……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敦促你们关心美德。[99]

因此，苏格拉底同时在世界之中和在世界之外。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需要，通过这些需要所要求的约定，既超越了人也超越了事物；不过，他并没有脱离人和事物，因为唯一真正的哲学就在每天当中。在整个古代，苏格拉底是理想哲人的楷模。因为，这种哲人的作品正好就是他的生活和死亡。[100]普卢塔克在公元2世纪开始时这样写道：

绝大多数人想象，哲学来自高高在上权威的言论，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些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是未受干扰的哲学——我们每天都在践行它，用一种完全就是它自己的方式……苏格拉底不曾为他的听众搭建各种大看台，也不曾坐在教授椅子上；他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什么时候与自己的朋友谈话，什么时候去散步。毋宁说，有时候他用与朋友开玩笑的方式来做哲学，或者喝酒，或者与他们一起打仗，或者一起逛集市，最后走到监狱并喝下鸩酒。他第一个表明，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中，日常生活随时随地给我们做哲学的机会。[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