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性需求

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失和问题

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未必有一个人尽满意的答案。例如，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没错，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我们还会得到一个能够从教科书中看到的、比较容易得到的答案：寻找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但如果认真考察人们如此热衷于科学技术的行动，其中最大的驱动力无疑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说“物质财富的创造”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更切合现代社会的本质。相应地，人们的视阈空间主要集中在市场、资源、技术、资本、组织、管理和国家等层面，至关重要的社区社会及其功能，如何才能满足人们既有物质性又有精神性的“一体两赋”的德性需求，作为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的精神和解的需要，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的。这种现状导致个体的存在感和社会存在感的萎缩和失落，其中之弊无疑需要检讨。

思考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确实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人类从未享受过如此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还包含着这样的重要特征：以技术和资本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使人们处于高度的组织状态下，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大量的物质财富。很显然，这是现代社会最卓越的能力之一，但也蕴含着巨大的问题：

其一，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并没有因为“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大量的物质财富”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是陷入了通过大量消费物质财富和所谓财富的数字化，最大量地消耗各种自然资源的怪圈。于是，在物欲不断膨胀的同时，意义和精神不断地缩小，以至于几乎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其二，以最大量创造物质财富为标准，而不是以最适合生活的审美标准来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生活，现代社会陷入了为生产而生产、为财富而财富的怪圈，进而使得谋生第一、生活第二、生活空间逼仄、精神生活浅表化等，并使之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人要与天地、与万物、与环境、与天下共唱和，最大可能地实现相互间的精神和解，又何其难哉！

其三，由于高度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竞争激烈的环境，在日益工具化和物化的同时，人们的情感和感知理性也日益萎缩，进而导致人类自我存在的价值危机和人性危机。就是说，除了用物质财富来衡量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昂贵。

其四，社会环境功能结构的和合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德性需求的满足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但随着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城市土地高度商业化，不仅公共生活空间不断缩小，高层建筑形成的人口密度也极大地挤压着原本已经非常稀缺的空间资源，致使现代社区功能结构及其空间舒适度与人的德性需求越来越难以匹配，文化设施和场所严重萎缩，致使德性的自我完善与圆满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滋养人们精神生活的情感文化、精神文化之根，要么已经枯死，要么奄奄一息。所谓社会、所谓文化，早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只存在于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所谓居民、所谓市民，大体上也就是房客而已。人们得到的是食物和形形色色的物质，失落的却是思想、文化、精神和情感。深层德性需求和意义理性日益贫化，自我完善要么处于无意识状态，要么无从着手，思维混乱、身心焦虑、有知识没文化，成为举目皆是的普遍现象。这样的生存生活状态，真不知是进化还是退化[53]。

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说明以物质财富为标准（具体来说就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功利主义而实质上就是实利主义）的现代社会，并没有更好地解决人类的生存状况，反而在实利主义至上的生产生活方式裹挟下，使人的价值和意义乃至人性遭遇了巨大的危机。所以，所谓现代社会，其实就是把人简单化并不断物化和工具化的社会，一个自命不凡但思想、情感、精神和心智等都还很不成熟的社会。现在到了检讨和反思的时候。

其五，以物质财富为标准的实利主义风尚，既与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现代社会的思想理念有关。在思想理念上，它与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说（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性”或“理性人”假说的基本版本。既然如此，理性（实际上就是功利主义或实利主义）就为意义的非理性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标签，因为好与不好都是自作自受。但问题是，任何人的存在都与自身所处的环境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说一个人为所欲为、任意妄为而不影响别人，稍有一点常识常理的人都不会信服。所谓无法无天，大体上也就是这种状态，最终的结果不外是谁的拳头有力谁说了算而已。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长期以来，它却是人们奉为圭臬的“公理”。

从学理来看，所谓“理性”或者“理想人”假说，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中对“理”所下的定义“万物得其理而后和”即使没有直接的渊源，也至少在理路上是高度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之弊：人类对善和德性完善的需求、相互间的意义理性和精神和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观照。与儒家和理学经典《大学》《中庸》对比，周敦颐关于“理”的定义与这两篇文章的思想内蕴及价值取向是有距离的，更确切的定义应当是“万物得其善而后和”。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得理”未必一定会“和”，例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很难说“得理而后和”，但可以肯定的是，相互都抱着友善的态度来处理分歧，无疑更能够实现或达成“和”的状态。换言之，从词性的义理来看，“善”显然要高于“理”，人们的行为活动立足于善远要好于立足于理。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兼顾“义”、兼顾公平公正、兼顾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就会不一样。这很好地说明，理性不排斥“善”，而且必须包含“善”；如果没有“善”的观照，理性就难免陷入各是其是、顾此失彼而“物失其和则弊”的困局。

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既感性又理性的集合体。我们虽然都是人，或者说都叫作人类，但对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并不充分，对发展向度的理解并不透彻清晰。而且，近现代以来，某些思想和理论还增加了人类认识自己的盲点和误区。理路不对头，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出于客观，都难免有其偏颇和误区，有关结论难免造成误导。例如解剖学，通过它虽然能够了解人和动植物的内部结构，但如果指望从中找到那个叫作“生命”的东西，全然得到对生命的认知，人们最终定会失望。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定的有机系统结构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集合体，与生俱来就同时兼有物质和精神的“一体两赋”，因而既有物质的需求又有精神的需求，并且需要得到比较合理的辩证平衡。所谓“一体两赋”，此处指的是两种禀赋或秉性同时存在于一体之中。所以，现代知识体系虽然浩瀚博大，但仍有其不足和弊病，正如荀子（约前313—前238）批评庄子所言：“蔽于天而不知人。”[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