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欲望的旗帜（2）

大会唯一的缺席者。她的难言之隐。

1

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张末就开始了心目中对于爱情的憧憬与遐想。那时，她与父母居住在郊外的一幢老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天井、残破的院墙以及屋檐下筑巢的雨燕给她的梦想赋予了某种陈旧的布景。

在想象的画面中，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但她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声不吭地来到她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在寂静之中，她听见那个男人在她耳畔悄声说：走吧，我们回家。

然后，她就跟着他回了家。

这就是她期待中简朴又神秘的爱情，它为她带来了梦幻中黄金般的岁月。不久之后，她跟随父母搬进了城里。当她重新回忆起那幢老房子的阴影，回忆起那些檐廊、井台、雨帘和丝绸般的阳光，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的确存在过。封存的记忆就像埋入泥土的果核，在不知不觉中就长成了一棵大树。

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母亲为她请来了一位钢琴教师。这是张末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男人待在一起。她离他远远地坐着，而他对张末更是不屑一顾。他留着长发，好像很久没有洗过似的，衣服上溅满了油漆，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烟味。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六点，他教她练琴，弹奏的总是一些令人厌倦的练习曲。他的手指短而粗，指甲盖上还残留着黑黑的污垢。

有一天练完琴碰上下雨，她的父亲留他吃饭。也许是仅仅为了报答这顿晚餐，他提出来是否可以为他们弹些什么。随后，他脸色阴沉着来到钢琴前，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仿佛是在等待着父亲的咳嗽声平息下来。他在弹琴的时候，张末正在厨房刷碗，在琴声中，张末似乎听到了夏天树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看见了秋天的溪水在阳光中跳跃，她仿佛再一次回到了那幢郊外的旧宅，回到了她梦幻里忧伤的画面之中。她怔在那里，希望琴声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天，张末在练琴的时候，她的母亲开玩笑似的问他：“我的女儿长大了想当一名钢琴家，你看还有没有希望？”他想都没想，就冷冷地瞥了母亲一眼：“没有希望。”

据母亲说，他原来是艺术学院的教师，后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被学校开除了，眼下正闲着没事。他白天帮人家油漆家具，晚上就来这里教她弹琴。

没过多久，这个艺术家模样的人就突然从她身边消失了。他不辞而别，甚至忘了取走他的工资。两个多月后，张末收到了一封寄自伦敦的贺年卡。卡片制作得十分精美。大雪，圣诞树和教堂。她打开它，里面是用圆珠笔写成的一句话：

只要音乐还在继续，我们就永远不能说，没有希望。

她的母亲看了这张贺年卡，只是叹息了一声：他忘了将他的工资取走了。而张末却为此大哭了一场，她牢牢记住了卡片上写着的那句话，并很快迷上了音乐。

张末的父亲在一家大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母亲也在同一家医院当会计。父亲生性豪爽，喜欢喝酒，他常常在做完手术后将他的一帮同事带回家中吃饭。在这伙人中，有一个年轻的药剂师，他长得高大、英俊，谈吐幽默，常常将母亲逗得前仰后合。母亲笑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在颤抖，仿佛笑声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而是来自她的肩膀、手臂、腹部以及裙子的每一处皱褶。

有一次，药剂师在上完厕所后经过张末的房间，在她的门边站了一会儿，笑嘻嘻地看着她。张末当时正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正打算从床下的一只木箱里往外取衣服，她看见了药剂师在地上的影子，意识到他就站在门外，正朝她看，她的手立即就不听使唤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那把小铜锁怎么也打不开。而他只不过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就匆匆走开了。

从那以后，她一心盼望的就是药剂师的到来，内心充满了恐惧与焦灼。她希望天天能看到他，听到他说话，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发现，他躺到了母亲的床上。

这件事使得母女俩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微妙：母亲担心她说出秘密而处处提防她，顺从她的意愿，甚至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但在另一方面，她的身体却在毫不掩饰地炫耀着令人沉醉的幸福。张末知道，母亲的秘密正因为有了一个无害的知情者，它所带来的快乐才会变本加厉。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张末上大学的前夕。

在张末匆匆打点行装，准备前往上海的同时，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山也正式接到了留校任教的通知。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张末遥望着窗外八月的田野，再次想起了少女时代的那个梦想，她开始感觉到了它的幼稚可笑。但她仍然珍藏着它，将它带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她拖着一只沉重的皮箱走进学校的大门，曾山正在校门内侧的接待处迎候，他们交臂而过，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的真正相识，注定要推迟到两年以后。

2

这个城市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倦。她来上海之前的所有预感都被证实了。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嘈杂的，混乱的，毫无生气。她甚至不敢大口呼吸，甜腻而潮湿的空气压迫着她的神经。新的生活，像一片肮脏的布在她面前铺展开来，而她则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忍受。

过去的岁月在她眼前渐渐远去，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东西，连她藏身其中的黑夜也一并失去了。晚上，她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街道的灯光透过窗帘，将寝室衬得一片昏黄，她仿佛置身于一个透亮的玻璃橱柜中，无数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马路上过往的车辆摇撼着宿舍的墙基，使她的铁床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在她昏昏沉沉的睡眠中，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奔赴巢穴的蚂蚁，一次次踏上了归家的旅程。

这种返回式的旅程茫茫无边。她首先想到了南京的林荫路，古老的城墙，她所居住的那座宽敞、幽静的塔楼，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但归程并未结束。她接着来到的地方，是那座带天井的颓败的小院，沿着通往郊外的道路，她回到了她的幼年时代，回到了她的梦幻之中：院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她知道，她最终想要抵达的居所并不存在，但它却是她真正的家园。

对她来说，生活并非一种选择，甚至也不是经历，而只不过是一种印证，它的全部意义与结果也许仅仅是：原来如此……她并不知道她的热情和主动性是何时丧失的，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赶着，鞭打着，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天走向另外一天。她担心自己还没有喘过气来，就已变得白发苍苍。

好在她还有音乐。还有那些从中学时代开始收集的旧磁带。勃拉姆斯或者莫扎特。这是她在失去的岁月中唯一继承下来的遗产。每到星期天，她都去市音乐厅观看免费音乐会。有一次，一位小提琴手在演奏之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假如这个世界注定要毁灭，那么我想，最后消失的一定是莫扎特的声音。这句话是如此熟悉，她感到自己的内心被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她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她一直为这句话感到黯然神伤。她开始觉察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尽管她暂时还对它没有什么了解。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之中，她的梦想才会受到滋养，得到支撑。

她躺在床上，夜复一夜地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看上去，她总在辗转反侧，浮想联翩，实际上她已经开始了对于哲学上一些重要命题的沉思。

3

她们的寝室一共住着八位女生。她们恰好来自八个不同的省份。开学后不久，张末就和一位名叫苏辛的女孩结下了最初的友谊。

这位教育局长的女儿自有她值得夸耀的家庭背景。她之所以对张末抱有好感，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与乡巴佬交往”。寝室里其余六个人都来自山区或农村，“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穷人多了，的确不是一件好事。”苏辛常常这样说。

但对张末而言，苏辛身上并非没有让她感到害怕的东西。她常常坐立不安，那是因为她患有经年不愈的痔疮。一到晚上，苏辛就躲到门后的墙角里，用高锰酸钾洗屁股。有一次，她竟然提出让张末帮助她将痔栓推进去，因为她自己实在不忍心下手。她趴在床上，叉开优美的双腿，反复叮咛她要多加小心，不要将它塞错了地方。在灯光下，张末手里捏着痔栓和推进器，感到心慌意乱，当她的手指接触到她丰满的臀部，看到那处亮汪汪的肉疣，浑身的肌肤突然一阵猛烈的抽搐。

当然，偶尔出现的这种令人难堪的场合，还不是最可怕的。张末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苏辛过于坦率的言谈。事实上，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强迫她必须吐露她个人生活的隐秘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细节。

张末与她相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获悉了她以及整个家庭的全部履历。其中包括她祖父在五十年代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农场，她父亲的脚气病，胰腺炎，哮喘，和肺气肿（张末不安地联想到，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又如何去领导一个教育系统？），她母亲所承包的企业以及企业所生产的节能灯具，她本人因受表叔的引诱，离家出走，一路来到了大连……她们两个人在彼此的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快得到了确定。张末承担了一个倾听者的全部使命，而苏辛需要的只是一刻不停的讲述，尽管她的每次讲述与上一次大相径庭。有一回，她向张末说起她们城里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死刑犯在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的途中，被医生摘走了一只肾。而第二次她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则说女囚被人挖走了眼珠。这种差异在苏辛看来并不重要，她似乎对讲述本身上了瘾，尤其是她故事中的那些污秽或恐怖的部分。

张末柔顺、犹豫不决的性格使苏辛大可资用，她的讲述也越来越离奇怪诞。于是，我们不难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另一个则浑身战栗，惊恐万状。

她并不知道苏辛的讲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她凭空虚构出来的，但它无疑为张末封闭式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也多少印证了她从未经历而又谙熟于心的尘世图景。

4

苏辛终于讲到了她的爱情。那是在校园的一家咖啡馆里。白天的时候，张末常常与她一起去那儿闲聊。从咖啡馆的窗户里可以看见学校的体操房，正在上健美课的海豚般的少女，可以看到河道下游的锯木厂，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几乎每天都在那儿钓鱼。

一旦涉及到爱情，苏辛的讲述就如秋后的河水，流转低迴，萦绕不去。她照例讲到了她的表叔，外科手术般的夜晚，尖叫，例假，避孕酮，通往天堂的漫漫长途上一层易碎的薄膜。苏辛观念中的种种常识，对于张末而言就成了令人心悸的无边深渊。

但她并不为此感到羞耻。真正应当引以为耻的也许正是自己的躯体。她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不忠，她的理由。

“现在该轮到你了，”苏辛说，“谈谈你自己吧。”

她们俩的位置顷刻之间互换了一下。张末意识到，她此刻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乡巴佬突然被人推上了灯火辉煌的舞台。除了令人寒碜的手足无措之外，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舞台上，灯火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而空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坐着两名观众。他们的脸晦暗不清，但她知道他们正在暗中注视着她，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们的笑靥是浮靡的，不确定的，灰色的，就像那些被雨水打暗、正在发霉的花朵。

按照张末与苏辛私下达成的无话不谈的契约，她的自尊心（也许还有女人的虚荣心）要求她现在加以兑现。她感到犹豫不决，她生活中仅仅有过的两个男人都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程度不同的影子，但只是影子而已。

她最终挑选了药剂师作为谈论的对象，而将音乐教师深深地藏匿起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苏辛不断的催促，加上她自己的直觉使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重重矛盾。因为她内心十分清楚，类似的话题无疑是一种双重的亵渎，既亵渎了被谈论的对象，又亵渎了自己。在她的故事中，药剂师一开始就是以一个无赖的身份出现的，而母亲的不忠显然是自甘堕落。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蓄谋已久的药剂师趁父亲在医院做手术的时机，悄悄地溜到了她母亲的床上。由于着急和慌乱，还碰碎了一只花瓶。她替母亲保守了两年的秘密，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可是，在她的讲述中，张末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枝节，用苏辛的话来说，“这个故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这个故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张末重复了一遍苏辛的话，呆呆地看着她的同伴。后来，在苏辛的逼问下，她承认了自己对药剂师的依恋。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苏辛替她分析道，“那个药剂师是上了你的床，他在沙发上掀开的是你的裙子。而你恰恰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在这里，你的记忆出现了错误。你的母亲因为发现了你们的勾当，就成了你的耻辱的替罪羊。”苏辛说，她最近正在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你仔细想想看，那天晚上，你的父亲在医院做手术，你被大雨惊醒，起来上厕所，然后呢？药剂师是不是突然从背后攻击你？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对你来说，某些细节也许可以忽略，而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些细节上才能找到症结，帮你修复记忆……”

张末意识到这样的谈话必须结束，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打算离开这间咖啡馆。苏辛一脸不高兴，她指责张末不够坦率，而张末畏葸的目光却向她发出无声的哀求：就这些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在苏辛充满怀疑的注视之下，张末忽然感觉到，对女人来说，肉体既是一个宝藏，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5

当然，在张末的生活中，爱情或者性爱并不是她所关心的唯一问题，随着生活的延续，功课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但是，在与外界喧嚣的生活相隔的大学校园里，它就像一面镜子，她从中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事物都背向她，挤压她，根本由不得她去做主。

到了第三个学年，寝室里另外的六个女生也都一一找到了各自的男友，一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些人就像赶往南方越冬的候鸟一样，准时飞出了它们的巢穴，天快亮的时候，又陆续地飞了回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水的气息。她们的高跟皮鞋在地板上重重地敲击着，黑暗中传来低低的耳语、喘息和窃笑。大半个夜晚，张末躺在床上看书，日光灯管的嗞嗞声衬托着没有尽头的沉寂。看上去她在埋头读书，实际上她是在等待着同伴的归来，她的心里感到空空落落的，连贝多芬的奏鸣曲也无法抵御一阵阵朝她袭来的无聊感，甚至，在她一直珍视无比的《红楼梦》中，也会时常出现一些令她心慌意乱的句子：

说什么花正浓，粉正香，

转眼两鬓又成霜。

在一次去浴室洗澡的路上，一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女生曾悄悄地问她，她的身体是否依然完好无损。张末认真地点了点头。那个女生随之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你准备将它留到什么时候？打算将它交给谁呢？她在张末的耳边轻声问道。张末闻到了她身上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狐臭，同时，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她决定去找她的同乡，一个心理系的硕士生聊聊。她已经三十岁了可是还没有结婚。张末虽然与她不很熟悉，但她本能地感到她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某种亲和力。张末来到她的住处，女硕士正在忙于写她的有关性心理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

“一个人应当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她对张末说，“你能这样想，自然很好。这个世界越来越像是一个欲望加油站了，无人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假如我能够考取博士的话，我打算在学校里开一家心理诊所。你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你也无须去理会身边那些自甘堕落的人，她们的自豪不堪一击。”

她给张末倒了一杯开水，然后继续说：“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堕落的人伴随着肉体的放纵，所留下来的恰恰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她们无一例外地将那些严肃对待生活的人，比如你，视为异类，实际上她们不过是想要拉你下水，这样，她们的行为就得到了确证，也更安全，更心安理得。”

从同乡那儿回来，冰凉的风吹在她脸上，张末觉得踏实了许多。回到寝室，她早早地在床上躺了下来，她拿起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翻了几页，很快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半夜里，她被这个梦惊醒了，感到非常口渴。她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

6

她来到了大街上。夜已经很深了，但天色依然显得很亮堂。灰蒙蒙的街灯衬照着天空中杏黄色的浮云，树木上覆满了尘土。凉风挟带着鱼腥和枯叶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令人想起残秋将尽。

她独自沿着环城马路朝前走，没有遇到一个人。在一条幽深、潮湿的弄堂里，一只小狗追逐着铁皮罐头，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街道两侧的饭馆、银行、店铺以及居民楼都浸没在一片昏黄的光影之中。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伴随着一丝不很真切的人语，给这个空寂的夜晚增添了一份嘈杂。

张末来到了苏州河边。一辆火车正从那儿经过。火车开得很慢，像是正在进站。车厢里灯火通明，一个抽着烟斗的老头正从行李架上往下取箱子。两个女人将头探向窗外，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在交谈着什么。缓缓行驶中的火车犹如一条闪烁不定的光带，将铁路桥下污浊的河水照亮了。

火车开过之后，张末发现桥上站着一个人。他戴着一项毡帽，斜靠在桥栏上，注视着河中停泊的船只。

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事物是无缘无故的。这个戴着毡帽、深夜不归的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站在桥上，正如此刻的张末不会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在大街上晃悠。

她来到他的身边，他们很快就像一对熟识的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仿佛张末所要寻找的就是他，而后者则在那里恭候着她的到来。

他对张末说，一个女人在深夜的大街上溜达，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漂亮女人……”

张末回答说，危险对她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因为她与寝室里的同学打了一个赌。

“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男人说，“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像你这样一个女孩足以让一位高尚的男子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倘若不考虑个人的克制力，男人之间其实并无很大的差别。”

“我与几个同学打了赌，假如我能在今夜碰到一个陌生男人……”张末像背书似的向他介绍着这场游戏的来由。

“一场无聊游戏，既冗长，又乏味。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一点乐趣。”他说，将他的一只手搭在张末的肩上，“只是，我们并不能算是陌生人吧？”

“可是我并没有见过你……”

“我想你大概是忘了。你仔细想想，在校河的下游，有一个锯木厂，我每天都去那儿钓鱼……”

张末很快就回忆起来，她与苏辛去咖啡馆闲聊，时常能看到一个戴着毡帽的中年人在对岸的锯木厂边垂钓。他总是朝她们这边东张西望。

“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中年人从口袋里掏着一盒烟卷。在他划亮火柴的一刹那，她看见他的脸上残留着一丝冷笑。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游戏？”

“既然大家都在玩……我们到对面的那个小树林里去怎么样？”他拽起她的一只胳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愿意帮助你，使你能够赢得这场游戏。”

张末跟着他，下了桥，来到河边的一处丛林里。草地上洒满了露水。他们俩并肩坐在一棵樟树下。张末感到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她紧紧抱住自己光裸的双臂。

中年人朝她微微一笑：“不要紧张。也请您不要误会，因为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随后，他撩起了她的裙子。

张末似乎觉得自己此刻正置身于冰凉的河水中，又像是在一部快速下降的电梯上，她的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沉下去，沉下去……

“我想撒尿。”张末突然抓住了他的手，对他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中年人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看起来，你已经后悔了。你借故出去撒尿，一会儿就跑得没影了。不过，游戏自有它的规则，既然它已经开始，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它中断。”

他嘿嘿地笑了一下。“快乐一旦来临，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他轻轻地扯下她的长丝袜，将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并顺势让她躺倒在草地上。

“等一等。”张末再次制止了他。她说她身体下面有个什么东西硌得她腰疼。

她站起来，从地上捡起它，发现那是一枚塑料发夹。

她从床上醒了过来。

7

“你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苏辛将自己的一件外套披在张末的身上，挨着她坐了下来。

“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张末连连摇头。她一口气喝掉了一大杯凉水，身体还在不住地发抖。

“那个该死的钓鱼的……”

苏辛轻轻地搂着她，一边低声地安慰着她。现在，天已经亮了，凉爽的晨风从窗口吹进来，带来一股植物的清香。她在苏辛耳边轻轻讲述着梦中的一切，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就差那么一点，”张末说，“最后还是我的这枚发夹救了我。”

“废话，”苏辛笑了起来，“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梦做到这里自然就会中断，若是换了我，城门已经不保了……”

张末也笑了起来。尽管她平时不太喜欢苏辛这个人，可心中还是能够感到一缕姐妹般的温暖。

这天正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全天的课都停了。哲学系为它的名誉系主任贾兰坡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年安排了隆重的庆典。按照学生会指派的任务，张末和苏辛必须去学校后门的花店为贾教授订购一只花篮。

她们正赶往花店的路上，苏辛还特意拉着张末在校河的桥上站了一会儿。不过，在河道的下游，锯木厂边上的那个垂钓者此刻已经不见了。

那棵有着八十多年树龄的苍老的银杏在阳光下迎风而立。透过一排铁门的卫矛和枇杷树篱，她们能够看到那幢有尖顶的精致房舍。楼前的一方草坪被修葺得整整齐齐，院子里停放着几辆棕红色的轿车。一个身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杆鸡毛掸子站在车前，看上去，她是专门摆出姿势来让人照相。在墙边的葡萄藤架下，搁着一把漆成白色的长椅，椅子上还有些别的东西，似乎是一本打开的书。

下午，当苏辛和张末抬着那只巨大的花篮前往办公楼小礼堂时，她们在阴晦的楼道里碰见了哲学系的曾山讲师。不过，她们都不认识他。当时，张末的一只鞋掉了，她踮着脚返身去拣，无意中瞥了他一眼，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脸型有些特别，呈哑铃状。

后来，苏辛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张末说，她以前从未见过他。苏辛判断说，从他的装束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一名教师，而像是学校里负责锄草一类事的园工。

“我看他更像一个打鱼的。”张末说。

8

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天，曾山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西装走进了教室。张末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正看着楼下的一群小孩在草地上踢球。

苏辛用胳膊碰了碰她，低声对她说：“你看，打鱼人又一次神秘地出现了……”张末转过脸来，发现曾山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她不由得低下了头，手里默默转动着一支钢笔的笔套。

“打鱼人将他的夹克换成了西装，就以为咱们认不出他来啦。”苏辛嘿嘿地笑着。她总是有永远也开不完的玩笑。张末一直不敢抬头正眼看他，直到曾山点名时叫到她的名字。在心慌意乱之中，她莫名其妙地“哎”了一声。她听见自己稚气未脱的嗓音在教室里回荡，脸一下就红了。

她发现她的老师像是隔着一层浓雾在看她似的，还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曾山这学期主讲《中国晚近思想史》。这是一门选修课。他打算从王国维的自杀讲起。曾山首先向学生介绍了王国维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一首小诗，并将它工工整整地抄录在黑板上。

张末留意到，在曾山抄写这首小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抄到第二个字的时候，粉笔突然折断了。他换了一支，又一次折断。

“粉笔受潮了。”曾山解释说，同时，他转过身来，朝张末的方向迅速看了一眼。

天末同云暗四垂，

失行孤雁逆风飞。

江湖寥阔尔安归？

随后，曾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他的讲课。他说，尽管学术界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但是这首小诗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甚至今天，失行孤雁这样的意象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很显然，王国维先生在写下这首小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为未来的死亡做准备了……”

苏辛很快就被曾山的讲述吸引住了。她一边飞快地做着笔记，一边悄声地对张末嘀咕：“看来打鱼人在江湖上忙里偷闲，还是读了不少书。”

张末根本不能安下心来听课。因为曾山的眼睛一瞅见她，便会放出虚光。她一直在想着那两支粉笔。不知是他的手指在颤抖，还是粉笔受潮，反正他在写到“末”这个字的时候，它就突然折断了。她不安地想到，命运之树在冥冥中正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她发出暗示，她回想起不久前做过的那个梦，想到小礼堂的那条昏暗的过道，她感到自己的肠子紧紧地黏结在了一起。

课堂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曾山讲师突然中断了他的讲述。他怔怔地仰望着天花板，仿佛正在独自思考着哲学上的某个重大问题，将同学们暂时地撇在了一边。与此同时，他嘴里含混不清咕哝了一句：“我怎么也抓不住它……”他的身体开始顺着黑板下的墙壁慢慢下滑。还没等学生们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曾山就像一座崩溃的房屋一样向下坍塌，歪倒在黑板前的讲台上。

问题是，他想抓住什么？

曾山最后说出的这句话颇像一道思考题，他将题目出给了学生，自己顺势往地上一躺。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意外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知道如何动作。

班长第一个站了起来，他与几个班干部模样的人紧急磋商了一下，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宣布说，曾山老师一定是突发了心脏病，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可是苏辛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她认为应当首先考虑给曾老师来几次人工呼吸。

张末毕竟来自医生之家，她冷静地上前摸了摸曾山的腕脉，然后判断说，他很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暂时性休克。可就在这个时候，曾山却突然咧开了嘴，打了个饱嗝，将张末吓了一跳。

学生们手忙脚乱地将曾山弄到楼下，正遇上两个食堂的青工抬着一只圆桌从那儿经过，他们就强行征用了那只圆桌，将他搁在桌面上，匆匆奔向学校的医院，一路上招来了众多的围观者。

医院的一名大夫替曾山检视了病情，得出的结论印证了张末的判断。“你们的老师大概在讲课时过于兴奋了。”大夫说。当护士解开曾山的皮带给他打针的时候，张末无意中看见她的老师穿着一条花裤衩。

从医院里出来，张末没有直接回寝室，她央求苏辛陪她上街买一条背带裤。她告诉苏辛，她自小时候起就梦想得到这样一条灯芯绒裤子。“可是它对你并不合适，”苏辛对她说，“穿上它你就更像一个中学生了。”她们来到大街上，几乎转遍了淮海路上的所有服装店，张末始终没有挑到一件合适的。她还在想着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寂静中折断的粉笔。她的确想得很远，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长得像哑铃的人有朝一日将以合法丈夫的身份与她同床共眠。

9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命运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它巨大的轮子，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与规则。当我们说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忽略，它已经包含了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正是在不可能幽暗的背景中被酝酿了出来。因此，普鲁塔克说，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最终是不可能的。

昨天还淹没在谬误与偏见之中的人，到了今天就俨然真理在握。拜伦式的英雄做梦都在想用他的利刃在视为禁区的幕布上划上一刀，可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幕障都被自行拆除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当无数的可能性像潮水一样朝你迎面扑来，像刺目的阳光，它的光亮照得你睁不开眼睛，你所面临的又恰恰是不可能。

你感到晕眩，感到不知所之，你的身体犹若一羽轻鸿漂泊无着。尽管它很可能源于你的幻觉，但人们总是无一例外地匍匐在幻觉的阴影之下。

张末坐在家中的窗前，眺望着远处的一段夕阳下的城墙，游思杳杳，浮想翩翩。

她的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件，那是曾山邀请她去上海开会的请柬。是去，还是不去？片刻间的一次小小的犹豫对她来说都是一个无底的沟壑。她的母亲坐在门口的阴影之中，正用纸牌算命。摊开的扑克牌在她的手下被码成了宝塔的形状。每翻开一张，都预示着一次惊喜或绝望。

张末远远地看着她的母亲，她忽然感觉到，她此刻纷乱的思绪就如同那些伞状或塔状的纸牌，每一张都涉及全局，改变着深不可测的命运。

张末与曾山离婚后不久，她奉父母之命调回了南京，在一所职业学校教书。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她的身心立刻被一种无形的孤独所笼罩。过去的生活被突然斩断后留下的隐痛远远超出了她最初的估计。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流泪，早晨起来，她坐在卧室的桌前给曾山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请求他原谅她的任性，并将婚姻失败的所有过错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在这封信的末尾，张末充满深情地这样写道：“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会考虑留在你的身边。”

她的这封信寄出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收到曾山的回信，她便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或者出差去了外地。她陷入了深深的猜忌与焦灼不安之中，但她的内心深处却在暗自庆幸，甚至希望永远不要收到他的回信。

她注定了是一个隔岸观火者。仿佛只有置身于命运之外才能认清命运中的自我，感受到它幸福的光芒。离异后的抑郁不欢让她看到了爱情的存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更是一种自我折磨。她只能从对方的冷漠中才能感到爱意，吮吸到它的气息。这种冷漠颇像一只衣架，她需要它，只是为了能够挂住她的爱情。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张末刚想上床睡觉，母亲却让她去接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曾山兴奋而又急切的声音。曾山告诉她，他此刻已经在南京，他几乎是一下火车就冲向站前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

张末一听到她所熟悉的声音，立刻就泄了气，语调也变得冷冰冰的。

他们俩相约在新街口的一家通宵咖啡馆见面。曾山一见到张末，就问她为什么没将行李带来。张末只得暗暗苦笑，他匆匆忙忙从上海赶来，大概是希望将她像一个孩子似的领回去。她不得不反复向曾山解释，她写那封信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对于张末来说，曾山仿佛是一个混浊与透明的复合体。因为透明，他，以及他们全部婚姻生活的未来都让人一览无余。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变成了只需循环论证的哲学命题；由于混浊，她从他的身上无法看见自己。他的身体高大，结实，就像一堵墙。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曾山沉重的躯体紧紧地压在她的身上，将她淹没了。她就像一粒小小的水滴，在他灼热身体的炙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曾山平常对她呵护备至，可她还是觉得自己如同一件衣服被他折叠起来，压在箱子底下。曾山越是渴望了解她，他们之间误会的裂隙就越加触目。他一次次问她，“你在想什么？”“你想得到什么？”出于无奈，张末告诉了他，可是那些话一出口，便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就如一瓶酒，一旦倒入杯中，就不可思议地变了味。

在咖啡馆里，曾山对张末的突然变卦感到十分吃惊。他不断地揪着自己蓬乱的头发，似乎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他腼腆地冲她笑了笑：“难道我又做错了什么？”他像个孩子似的望着她，张末的心中顿生怜意，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背：“你没有做错，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父亲下班回来了。他将白大褂脱下挂在门后，悄悄地来到了张末的身后。“他又写信来啦？”父亲的语调中有一种不很明显的揶揄成分。张末没有搭理他。她的心里乱糟糟的。在远处的那道城墙之上，落日的余晖正慢慢融入黑暗之中，城墙变成了一段灰褐色的剪影。她咀嚼着往昔生活的片断，恍惚中，觉得她与曾山的爱情或婚姻生活尚未真正开始，又像是一切都发生过了。

是去，还是不去？

她捏着那封信，感到自己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眼下的情景，与几年前她与曾山的第一次约会何其相似。那个时刻她的摇摆不定又一次真实地还原了，时间在倒转。她沮丧地发现，她身上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一则谚语所说的那样：石头永远只是石头。

10

三月底，瑞典领事馆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回顾展，放映的主要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后期作品。也许是因为伯格曼影片中丰厚的哲学和宗教内涵，分配到哲学系为数不多的几张电影票就成了教师和学生竞相追逐的稀罕之物。正当寝室里的女同学苦于奔走无门的时候，张末却意外地得到了一张《芬尼和亚历山大》的门票。

这张电影票被装在一只牛皮纸信封中，塞入了她的班级的信箱。送票给她的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仅凭直觉，张末也能猜到送票人的身份，只是在事实尚未最终明了之前，她不敢轻率地作出这样的判断。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影票，而是通往她既渴望又恐惧的未来生活的入场券。最近这些天，她的身边出现了一连串的预兆，似乎上帝已经眷顾到了她的存在。

从早晨开始，张末就忙着从箱子里挑选合适的衣服，替自己梳妆打扮。可是到了中午，她又犹豫了。她甚至打算将这张电影票送给苏辛（后者一边帮她盘着头，一边跟张末开玩笑：“我要把你打扮成一个见过世面的小娘儿们。”）。整整一个上午，张末都觉得苏辛闷闷不乐，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她反复向张末追问那张票是谁送来的。“会不会是他？”她问道。张末没有回答。她们彼此心照不宣，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张末在心中不断劝说自己，这个脸型像哑铃一样的男人倘若理个发，换一身新衣服，说不定就能显出几分可爱的模样。何况他毕竟是一位受人崇拜的教师。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她看见两个漂亮的女生在一个劲地追问着他的宿舍号码。

生活说到底也许就是一种自我劝说。她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深深地吸引自己。她竭力挽留着这种飘飘忽忽的感觉，心里乱成了一团。

张末来到影城资料馆，电影已经开场了。在漆黑的放映厅里，一位领座员将她带到十二排中间的一个座位上。

她低着头在那张空位上坐下，眼睛不敢朝两边看。她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的气息。凭着女人对香味敏锐的嗅觉，她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香水。看来，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居然也用上了高档香水。她在心里暗暗发笑。她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银幕，实际上她处在一种紧张的观望状态，她在猜测着，坐在她左边的这个人将以怎样的方式向他的学生开口说话。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张末才意识到情形有些不太对劲。因为她留意到，坐在身边的这个男人一刻不停地与邻座的姑娘说着话，间或发出一阵阵受到压抑的笑声。她不由得回过脸来瞪了他一眼，随后，她愣住了。在她左边赫然坐着的就是哲学系的名誉系主任贾兰坡教授。

她朝右边看了看，那儿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歪靠在坐椅上，嘴巴张得很大，看上去已熟睡很久了。

张末在考虑要不要与贾兰坡教授打个招呼，但立刻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发现贾兰坡教授的一只手正在那位姑娘的大腿上轻轻地摩挲着。她能够听到他的指甲在她的丝裙上留下的摩擦声。从年龄上来看，这个姑娘不太可能是贾兰坡教授的妻子，倒像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此刻，她正在向贾教授抱怨纺织车间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她微薄的收入。

“大学里也好不了多少，这一点你还要趁早做好心理准备……”贾兰坡先生小声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姑娘说。贾兰坡教授再次向她做了一个手势，提醒她说话小点声，同时不安地朝张末这边张望了一下。所幸他并不认识张末。

会不会是一场恶作剧？张末呆呆地盯着银幕，心情陡然变得沉重起来。你得有耐心。你就会说耐心，我已经受不了了。调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醋罐子又翻了。我还不如去海口，或者三亚……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况且……况且什么？况且什么呀？

他们还说了些别的。

这时，电影中的卡尔（芬尼与亚历山大的父亲）已经中风倒下。他是在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时突然晕倒的。那是圣诞节的一天。人们将他从舞台上搬下来，搁在一辆马车上，匆匆送往家中。卡尔的戏装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来，他所佩带的武士的长剑兀自在车轮边摇晃着，发出噹噹的响声。街道上看不到行人，到处都是晶莹的积雪，街角的一棵圣诞树被人装饰一新。卡尔的画外音依然在雪地里回荡：

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一直在演戏。你不明白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直到有一天，你一头倒在舞台上，甚至连戏装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

在随后的一组画面中，人们在为卡尔送葬。乐队奏响了贝多芬雄壮有力的《英雄交响曲》，那是张末所熟悉的葬礼主题。旋律先由小号奏出，接着是铜管乐撕裂心肺般的悲鸣。不是抚慰，不是安魂，而是一种真正的呼喊，它强大无比，不可阻挡。

张末不禁泪流满面。她看见贾兰坡的那只手已经从姑娘的腿上挪开了。他正用一块手帕擦着眼泪，那位纺织女工却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他。

张末不由得对贾兰坡教授肃然起敬。仿佛在这一刻，她早已原谅了他此前种种卑琐的行径，因为他毕竟听懂了这个旋律，受到了震撼。他毕竟在流泪。

在电影的上半部分快要结束的时候，张末起身离开了放映厅。她在大厅的小卖部买了一盒餐巾纸，用它响亮地擤了擤鼻涕，然后，她走到了一只垃圾桶的边上。

这时，她看见了曾山。

她没有与他打招呼，而是径直出了电影院的大门。这个古怪的人也许一直在暗中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旦她起身离开，他便像影子一样追了出来。

张末沿着那条摆满花盆的街道匆匆往前走。她这样做并不是存心报复，而是由于害怕。曾山很快就撵上了她。奇怪的是，他也没有叫住她，只是跟着她往前走。

于是，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一幕：他们俩只顾朝前走，谁都没有说话。张末只要微微侧过身，就能看见他投射在草坪上的影子，她甚至觉得他的影子也是哑铃形的。

张末不知道这种令人不安的竞走比赛如何收场，可她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她担心只要自己突然站住不动，后面的这个人一定会猝不及防地撞到她的后背上。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路口。一盏红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1

“我坐在十四排，就在你的身后。”

曾山向张末解释说。他们走进了图书馆边的一个街心花园，并肩坐在一张石凳上。张末的心脏仍在狂跳不已，脸被太阳照得火辣辣的。在一架已经锈蚀的儿童滑车边，一株玉兰树正含苞欲放。

一般说来，两个缺乏经验的恋人初到一起，倘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通常是看见什么就聊起什么。因此他们很快就谈起了玉兰树（假如没有这棵树，他们也可以聊聊儿童滑车，顺便追忆一下各自的童年，或者，可以聊些别的：天气、季节等等）。

张末说她不喜欢这种树。曾山问她为什么。“它的花朵纯净，雪白，却没有一片叶子。”张末说，她不喜欢没有遮拦的东西。曾山笑了笑，开始卖弄他的博学，“如果事实真如法朗士所说的那样，花朵就是植物的性器官，那么，没有树叶映衬的花朵往往会使人联想到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曾山又觉得这样说似乎不太妥当，因此，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当然，我的意思是……”

一个老态龙钟的胖女人走到他们的跟前，向他们兜售耶稣会的福音书。她一边收钱，一边让他们跟着她向上帝祷告。她念了一段主祷文，他们跟着念了一遍。临走时，老人向他们建议说：“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话，可以来我们的教堂，我的名字很好记，就叫做玛丽亚。”她又说，他们教堂的管风琴坏了，不过只要一个星期就能修复。

“听说你们寝室有个类似于妓院的名称？”等老人走远后，曾山忽然问道。

“怡春院。那是苏辛给起的，”张末说，“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名。”

“那么，你的艺名是什么？”

“摇钱树。”

曾山哈哈大笑。他说，如果单从字面来看，这个名字倒也不坏。“一棵树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金币，让风一吹就琅琅作响。”接着，曾山的话题始终离不开那些树木。香樟、槐树、冷杉、西府海棠，自然，还有石榴。

在那些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

当南风呼呼地吹过

盖有拱顶的走廊

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下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

……

张末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童年时居住过的那座郊外庭院。在阒寂的阳光下，一个男人朝她走来。

曾山激动地讲述着这首石榴诗。最后，他又提起了那棵玉兰，谈到了那些白色的、沉甸甸的、没有遮拦的花朵。而张末则开始感觉到，身边的这株玉兰树已经成了他的语言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们在街心公园待了不到一个小时。随后，他们爬上了一辆公交汽车返回学校。

车厢里拥挤不堪。尽管张末与曾山都尽力使对方与自己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让人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他们之间的距离被强行缩短了。张末的腹部被紧紧地顶在一只椅背上。曾山虽经过顽强的抵抗，但他的姿势还是呈现出了可笑的拥抱状态，这种状态看上去只能是对一个女人蓄谋已久的袭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张末闻到了他嘴里浓重的烟草气味，她想起了父亲的烟斗。她喜欢这种气息，毕竟，它让人感到安宁。

十分钟之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售票员挤到了他们身边，递给他们每人一张罚款单。张末向他争辩说，并不是她故意不买票，而是车内实在是太拥挤了。“也许，只有苍蝇才能飞过去。”售票员很有信心地反问道：“那么，请问我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我是一只苍蝇吗？”车内随之爆发出一阵大笑。张末自己也笑了起来。这个微小的细节，对张末来说，也包含着强烈的荒诞与滑稽感，一方面，她对那位售票员感到十分厌恶，可同时，她的笑容又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她欣赏他的幽默。

12

下车之后，张末仍然为这件事感到生气。“我们又不是故意逃票……”她第一次使用了“我们”这个词。可曾山并未理解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温情。“当然，”曾山说，“不过我不太喜欢与人争辩，哲学上有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在某些情形之下，一旦引起争论，真理就不可能掌握在一方手中。它的反命题是，假如真理明显地掌握在一方手中，争论就不会延续。假如你不想两败俱伤，就只能保持沉默。”

张末显然不同意曾山这种古怪的逻辑，她叫道：“假如那位售票员朝我们走过来，我们一声不吭地交了罚款，那不等于我们默认了逃票的事实了吗？”

“问题是，你并不能证明你不是故意逃票……”

“当然可以证明，车厢内人过于拥挤，我们走不过去。”

“那么，那位售票员怎么能走过来呢？他的理由是充分的……”

“难道连你也认为，我是在故意逃票吗？”

“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我只是想提醒你，谁制定了规则，谁就拥有了真理，在售票员的规则之下，他的逻辑是合理的。”

“你的意思还是说，我是故意逃票。”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哲学。”曾山强调说。

可是张末显然已经不想与他讨论下去了。她勉强说了一句“谢谢你的电影票”，就匆匆离开了他。

张末回到寝室，苏辛一个人在房中等她，她们一见面，苏辛就问她：“怎么样，那个打鱼人是不是已经撒下了他的网？”

张末怔怔地坐在桌边，开始感到有些后悔。刚才似乎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毕竟，人家还给了她一张十分珍贵的电影票。再说，他又没有向自己表示过什么。

随后的两个星期，张末没有去听曾山的课。直到有一天，她在信箱里再度发现了一只信封。她的老师在信中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

“也许我应当修正两个星期前说过的话，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灵魂制订规则。你是对的，那个售票员是一头猪。”

张末在收发室里纵声大笑起来。她这样笑的时候，她本人并不知道，她一直犹豫不决的爱情生活已经开始了，正如一串成熟的葡萄，在不知不觉中就酿成了酒。

13

张末重新回到了教室。一连几次课，曾山的脸上都呈现出了少有的冷漠与严肃。他很少朝她看，下课铃一响，他就夹着讲义匆匆忙忙走出了教室，就像他们家的房子着了火。他们之间可供回忆的东西很少：他请她看了一场电影，还写过一封短信，为那天下午的争吵而道歉。除此之外，张末对他的一切都不甚了解。

她陷入了漫无边际的猜测与等待之中。她心中悄悄燃起的情感受到冷落与伤害。

法国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曾饶有兴趣地描述了约瑟芬与拿破仑之间的爱情悲剧，当拿破仑派出的信使日夜兼程，从托尔纳赶往巴黎，送去一封封炽烈的情书，约瑟芬通常未及拆阅，就匆匆前往沙尔上尉的城堡寻欢作乐。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瑟芬对丈夫的冷落自有她的缘由，因为拿破仑情书的烈焰照亮了她的安全感。G·勒诺特尔写到，绝对的安全感往往是导致爱情消失的最有效途径。对此，弗兰兹·卡夫卡博士评述道：“人们对于那些确定无疑已经到手的东西。往往只能扔掉它。”（前线的拿破仑在极度的失望与痛苦之中必须寻求补偿，每一封石沉大海的情书都预示着战场上一次辉煌的胜利，他的对手成了约瑟芬的替代品，历史就这样神秘地写成了。）

现在，张末在焦灼不安之中，她的爱情遭到了悬搁或延宕，她担心自己尚未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失去。这种悬置状态成了她情感的加油站。她处于被动的等待之中，并失去了相应的自省力。

我们也许不能说，爱情就是一种幻觉，但毫无疑问，它总是与幻觉紧紧相连，或者说，爱情只是一个充满幻觉的情境。张末并不知道她是如何陷入到这一个情境中去的，在一个月前，她与曾山还素不相识……

她开始怀疑并憎恶自己。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在背离她，她抓不住任何东西，就连她梦想中的那个庭院的午后，如今也已支离破碎，只剩下了一些风和寂静中的回籁。甚至，她不敢再度逃课，因为她害怕自己的一意孤行会激怒那位有着哑铃脑袋的教师。

至此，我们或许应当简略地回顾一下他们交往的一些瞬间。在办公楼小礼堂的阴晦的过道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他，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命运将这一切瞧在眼里，但并未失去信心。曾山在课堂上晕倒，她记住了粉笔两次折断的声音，命运从暗中浮现出来，劝说她正视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后来，他们一道去看电影，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争吵。命运则躲在一旁独自发笑。现在，它开始正面攻击她脆弱的内心，希望在一两个回合中速战速决，将她卓然不群的优越感一举击溃……表面上，张末在内心一遍遍提醒自己，再也不要搭理这个性情古怪的打鱼人，必须立刻将他忘掉，但她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在向自己的命运跪拜得更彻底一些而已，当她意识到，她所一向珍视的勃拉姆斯竟也有几分面目可憎之时，她自己也开始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五月初的一天，在上完课之后，曾山在文史楼外的走廊里突然叫住她，张末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您是在叫我吗？”她胸前紧紧抱着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惴惴不安地仰望他，泪水差一点流了下来。

曾山问她晚上是否有时间在一起聊聊天。

“几点钟？”她急切地问道，仿佛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曾山回答说，他整个晚上都有空（他的所有夜晚都向她敞开）。“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

尽管苏辛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提醒她，约会的时间定在八点半比较合适（“你不要急，反正他也飞不走。”），但她还是一吃完晚饭，就像一只钻出笼子的小鸟飞到了他的身边。

14

张末来到他的寝室，发现他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她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仿佛在哪儿见过。曾山向她介绍说，这位风度翩翩的男人是他的师兄，著名的小说家。他朝张末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神秘地笑了一下，然后就告辞离开了。

他的房间里烟雾缭绕，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堆满了书籍。朝北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已经用牛皮纸糊上了。她似乎在一进门的同时就看到了他书桌上放着一只拆开的闹钟。曾山告诉她，闹钟的发条坏了。“这只闹钟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几乎每年都要修它一次。对我来说，修理闹钟是一个莫大的乐趣，有时它并没有坏，我还是愿意将它拆开来……”

她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显得有些局促。曾山用一张旧报纸擦了擦满是油垢的手指，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昨天下午，他与妻子离了婚。

张末微微有些吃惊。不过，她很快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知道曾山一连几周的冷漠并不是冲着她来的。

“您一定很伤心吧？”张末故作轻松地说。而他的回答使她更加沮丧。

“那当然。”

他的语言中竟有那么多的“当然”。

“那你们干吗还要离婚呢？”

曾山苦笑了一下，随后便问她，是否可以去校园里走一走。

他们一起来到了河边，走进了一个幽僻的小树林。碎石砌成的林间小道高低不平，使得他们的胳膊有了一些轻微的触碰，每一次触碰都使她的心脏受到一次剧烈的震颤。

他们聊起了各自的家庭和童年。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酒精药棉的气息。”张末告诉他，她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用酒精棉擦手的习惯。接着，他们就聊起了张末正在准备之中的毕业论文，聊起了里尔克、霍布斯、洛克以及圣者本尼迪克特的《教规》，还有张末所喜欢的那两部书，《卢布林的魔术师》与《堂吉诃德》……

“你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是不是在读这些书？”

张末想告诉他，她低着头是因为不敢看他，但还是忍住了没说。

在他们闲聊的时候，张末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她预先就知道他结过婚（现在，她还知道他已经有一个名叫珊珊的女儿），自己会与他一起去看电影吗？

他们之间的话题越扯越远，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张末抬腕看了一下手表。由于树林中光线太暗，她其实什么也看不清。

“你晚上还有事吗？”曾山立刻问她。

张末摇了摇头，她对曾山说，眼下学校正在放春假，她打算在这个周末回一趟南京。“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的车票。”

“那你是不是早点回去整理一下东西？”

张末表示她可以再待一会儿。再说，明天到了火车上还有时间睡觉。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曾山的目光在空中搜索着，希望找回那个中断的话茬。

“你说到苏格拉底的死，你说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死……”张末提醒他。

“不是，好像不是这件事，我记得……”

“要么就是斯宾诺莎在被放逐后，靠磨制镜片为生……”

在这里，他们之间的谈话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错位。如果说，爱情有着自身的一套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的话，类似的错位以后还要一再发生，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的婚姻生活。

“我感到有些冷。”张末再次打断了他的话，并像一只刺猬那样收拢了身体。

这时，曾山正兴致勃勃地讲到格劳修斯以及荷兰第一部《航海法》的诞生，他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对张末平常的一声感叹不予理会。

“树林里似乎太潮湿了，我好像感到有些冷……”张末重复了一句。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曾山说。

张末坐在一张石凳上，没有动。她喜欢这片小树林，喜欢这里的黑暗。

张末现在的确感到了寒冷，她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

“也许我该回去了。”张末说，并随后站了起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曾山惊讶地望着她。

在后来的生活中，张末曾多次想到了这五月的夜晚。一连几小时，他们的谈话漫无边际，不得要领，可是，在曾山送她回寝室的路上，他却突然拽住了她的胳膊。

当时，他们来到肝炎病区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从这里可以看见女生宿舍的铁栏杆大门，一个管理员打着哈欠，手里拿着一条铁链，正准备锁门。他一边催促她快一点，一边极为笨拙地拉住了她。这时，他的语言与随后的动作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曾山自己也好像吃了一惊。

路灯渐次熄灭，四周一片漆黑。他将她揽在怀里。

她闻到了他身上的烟草气味，她知道，从幼年就开始的漫长等待终于过去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瘦削的肩胛，在她耳边低声说话，她却立刻伏在他的肩头，哭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站在肝炎病区的平房前，泪流满面地亲吻。曾山吮吸着她嘴里的气息，从腹部上升到胃壁，然后到达喉管，使得她的肚子发出一连串的咕咕声。

张末感到了一种经久不息的晕眩，像一次次卷向岸边的巨浪，将海水劈头盖脸地倾泻到她的身上。她意识到，在搂抱这个动作的背后，是一种渴望消失，归于冥寂的愿望。这种晕眩或震颤激活了她内心一些互不关联的词语：庭院，午后，风，梦想的边际，终于，终于，我看见了你……

曾山的手指在她的脖颈上逗留。就如一只在花枝上迷了路的昆虫。任凭张末怎样用力吸气，以便在她胸前的肌肤与衬衣之间腾出足够的空隙，它仍然踟蹰不前。

曾山只是在她耳畔重复着他的要求：“到我那儿去……”

张末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她的老师把她带回房间之后会有什么勾当，但她还是点了点头。不过，她提出来，她要先去一下厕所。“我已经憋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

随后，曾山带着她，朝化学馆底楼的一间厕所走去。

张末从厕所里出来，似乎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她坚决地向曾山表示：她不能到他那儿去。曾山问她为什么，她咬着下唇，没有吱声，她像在掂量着一个重大的决定。曾山也觉察到，张末在上完厕所后，似乎变了一个人。甚至，他提出第二天上午送她去车站，张末也拒绝了。

他们在空旷的校园内兜了一个大圈子，天就已经亮了。清晨，他们在一簇开败的海棠花丛中分了手。对于哲学教师曾山来说，他的脑海里依然盘踞着这样一个疑问：张末在上厕所的这段时间里究竟想到了什么？

他苦苦思索着，但他注定找不到任何答案。

15

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显然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面对虚幻而衰败的尘世景观，他的梦因无处寄放而失去了依托。因此，他不得不像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强行征用爱情。

他从一面铜镜中看到了那些风姿绰约的女人，那些水中的月亮，雾中的花朵。她们影影绰绰，似有若无，就像天堂的幕帷中泄漏出来的一线光亮。他像一个炼金术士那样小心翼翼地将她们分离出来，将她们收集、珍藏，以使它不至于为外来的手指所玷污。

在曹雪芹的全部哲学中，爱情成了他抵抗虚无的最后一块壁垒，他惟恐这个壁垒构筑得不够坚固，惟恐它不堪一击，经受不住绝望的轮番的攻击，他便将贾宝玉牺牲掉了——首先是贾宝玉不可思议的女性化，然后是曹雪芹的贾宝玉化，所不同的是，贾宝玉是梦境的一个部分，而曹雪芹却是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16

基至就连张末也不知道，在她离开曾山去上厕所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身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她想到了什么？

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她一上车就开始了呕吐。她捂着嘴奔向车厢的连接处，趴在了洗脸池上。她从水池上方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并在这张脸上看到曾山那张阴郁而遥远的面孔。

火车开始加速，树木、小河、田野依次从窗口掠过，五月的和风送来了麦穗的沉香。仅仅在与他分手几个小时之后，她已经完全记不起他的神态，他所说过的话，这个夜唯一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就是一阵阵的恶心和呕吐的感觉。她将食指伸进喉咙，直到她闻到了胆汁腥味。

张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穿斜纹布西服的中年人，此刻，他正在读着一本叶兆言的小说，《夜泊秦淮》。张末刚刚坐下，他就将书从眼前移开，像个老朋友似的朝张末笑了笑：“你大概是一位护士吧？”

“不，我的父亲倒在医院工作。”

“那么，你是一位大学生？”

张末点点头。

“我猜对了。”他跷起腿，显得很得意，“再让我来猜一猜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是计算机，还是国际金融？”

“我是学哲学的。”张末坦率地回答。

“这么说，你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既然如此，我也许可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张末朝他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如此客气。

“在你看来，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他随后又补充说，他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哲学上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

“比方说，是先有飞机呢，还是先有工程师对于飞机的构想？”

张末差一点没笑出声来。她说，尽管她学的是哲学，但对这类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你不感兴趣，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俗话说，碰上不顺心的事，仅仅闭上眼睛是不够的……”

张末似乎觉察到，这个人似乎在见面的一刹那就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他的目光十分锋利。

“没有工程师的构想，显然我们造不出飞机，但是，假如没有飞机的雏形，他的构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张末说，据她所知，哲学界的冯友兰先生似乎在五十年代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

他告诉张末，他是南方一家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原先就是搞哲学的，因为思考这个问题，还发了疯。“不过说来也怪，他一做起生意来，病就全好了。”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说起了别的事，还说了一些笑话，将张末逗得哈哈直乐。在这些方面，他的谈话要比哲学更加在行。

中午时分的阳光隔着窗户玻璃照在她的脸上。呕吐后的种种不适已经消失了。她懒洋洋地斜靠在车窗上，与对面的这个陌生人说着话，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

火车在经过龙潭附近的一条隧道时，车厢里亮起了灯。董事长递给她一张名片。张末充满警觉地接过它，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既然她已经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对方的名片，对方若是向她索要地址，自己就不便拒绝了。

董事长随后又对她说，他们公司在南京有一个办事处，就在高云岭45号。“对了，你有电话吗？”

张末心里想的是如何回绝他，但她不愿意说谎。她一边还在设想着怎样回绝他的种种理由，一边却飞快地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他递过来的记事本上。

17

母亲和医院的一名司机在站台上等她。

昨天晚上，当曾山在肝炎病区的那排平房前突然拽住了她，将她揽入怀中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她可以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与母亲谈话，而不是一个婴儿），但她一看见母亲，立刻便觉得有几分自惭形秽。“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吧。”她这样想着，坐进了汽车的后排。

母亲的眼圈红红的，看上去不太高兴。她问母亲，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张末回到家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宽敞的浴室里，她想起了学校浴室门前排起的长队，想起了那些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一只水龙头底下挤作一团，一边往身上涂着肥皂，一边朝水泥地上撒尿……当她想到几天后，她将再度回到那座喧闹的校园，就感到不寒而栗。

张末从浴室里出来，母亲已经替她把午饭热好了。她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没等她吃晚饭，就发起了高烧，母亲一边在柜子里帮她找药，一边对她说：“你大概是着凉了吧？”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床上蒙头大睡。在昏沉的睡意中，她仿佛又回到了昨夜的那片小树林里，她对曾山说，她感到有些冷，他竟然未予理会……

傍晚的时候，她醒过来一次。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他坐在床边给她量体温，与母亲低声地说着话。第二天早上，她在父亲医院的单人病房里醒来，太阳已经升高了。她看见床边的橱柜上搁着一束鲜花，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

父亲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就像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你昨晚烧到了四十一度，可把你妈吓坏了，”父亲说，“你的肺部受了一些感染，大概需要在床上躺几天。”

父亲说，他刚才已经往上海打了长途，替她请了假。

张末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曾山那张忧郁的脸，想到了他身上的烟味，他的肺也许早已变成了黑色。他双手抱着她的脑袋，不让她动弹，疯狂地与她亲吻，仿佛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她吮吸一空。

父亲向她做了个鬼脸，对她说，他要先离开一会儿，下午再来看她。张末像个孩子似的朝他撒娇，央求他再多待一会儿。父亲的脸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的眼眶里流出了泪水。

“你还记得那个药剂师叔叔吗？”父亲问她。

“记得。”张末感到有些紧张。

“前天早上他去世了。”父亲说，“我现在要去殡仪馆参加他的追悼会。”

父亲长叹了一声，他说，这个药剂师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在小学时他们就在一起念书，一直到读完大学，分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五十年代，他们一同去苏联受训，去过古巴和坦桑尼亚。“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忠诚的朋友。”

他的眼泪终于扑扑簌簌地掉落下来，滴在她的床单上。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上方有一圈黑影。

父亲在临走前，又想起了一件事来：“对了，这束玫瑰是你的一个朋友送来的，他昨晚一连往家中打了三个电话找你，今天早上就让人送来了花。你怎么会认识生意场上的人？”

张末说，她是在回来的火车上认识他的。

父亲没有说什么，他温和地在她头上拍了拍，就起身离开了。

下午四点钟，父亲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她的床边。母亲一进门，就让父亲将手臂上的黑纱摘下来。“来看女儿还戴着它，多么不吉利。”父亲顺从地摘下黑纱，对母亲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医学，难道还迷信这个？”

母亲坐在她床边，眼睛一直不敢朝她看。张末对父亲说，南京是不是有个地方叫高云岭：“我怎么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母亲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就像是生活在真空里，高云岭就在咱们家附近，骑自行车大概都用不了十分钟。”

18

在校园里，张末常常有摆脱所有的人、一个人独处的强烈愿望。可是现在，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觉得寂寞难捱，总是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她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康复。

她在医院安静的病床上已经躺了四天。每天下午两点，父亲陪着值班护士来给她打针，除此之外，她就呆呆地看着床边那束已经发黑的玫瑰发愣。

眼下已进入梅雨天气，窗外的树木在雨中长出了碧绿的枝条，紫荆花球吸饱了雨水，碰到晴朗的午后，她也能看见住院部的病人坐在轮椅上，去喷水池边的花径上散步。

那天，她与父母偶然中谈起了高云岭，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她知道，她也许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她与他在火车上相识，他说话很风趣，嗓音带有金属般的光泽。她对他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她还记得他说过的那些笑话，张末打算一回到上海，就将这些笑话讲给苏辛听。

她每天都在病床上想入非非，偶尔也会想起曾山，她知道，在向她敞开的无限的可能性之中，曾山实际上已经成了她的想象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她从医院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就接到了董事长打来的电话。这在张末看来，似乎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她立即为那束玫瑰向他道了谢。

董事长在电话中说，他过几天就要回广州去了，希望在临行前与她再见一面。“如果你身体方便的话，我想明天下午请你去鸡鸣寺喝茶……”张末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的邀请。董事长接着又说，他曾专门去医院看过她，“不过，那时你正在午睡，我没有叫醒你。”

放下电话，她微微感到有些后悔。他在说话时，声音中似乎含有另外的意味。她开始心慌意乱起来，心房突突地跳个不停。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心绪不宁，有些无所事事。她从一个房间窜到另外一个房间。在父亲的书房里，她从书橱里取出一本《医学手册》，强迫自己看了几页，很快就将它合上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最后，她回到客厅，陪着父亲看了一会电视。

她对这个在火车上认识的人感到了憎恶。他自称是董事长，其实一点也不懂事，仅仅因为一面之缘，他就让人送来了鲜花，还专程来医院看她，他的过分热情令人感到十分可疑。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尽管纷繁复杂，但在某些方面却显得惊人的简单，就像一出反复上演、枯燥乏味的戏剧。

父亲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她与母亲说着话，一直在想着那个人。她觉得自己的情感无从捉摸，不受理性的约束，像一片羽毛在她心里飘来荡去。她不由得想起了曾山在黑板前晕倒时所说的话。

我怎么也抓不住它……

她躺在床上，有好一阵子没有睡着。渐渐地，她的心中有了一个预感，她觉得董事长在临行前还会给她打电话（或者说，她希望他打来电话）。这个预感在第二天下午就被证实了。

当她听到他的声音，故作冷淡地问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在为稍后的约会做准备了：他再次约她出去，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她匆匆忙忙地在茶几上给母亲留了一张纸条，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化起妆来，仿佛一分钟也不愿意多耽搁，曾山的影子已经在她的意识中彻底消失了。

19

当张末装扮一新，沿着古老城墙下的护城河赶往玄武湖边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奔向过去时代的梦想。

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她所梦想过的那个画面中：她坐在午后的庭院中，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这个画面在不久之后就遭到了分裂或切割，它一分为二：音乐教师、钢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药剂师和他的微笑、打不开的锁。

现在，时间的轮子又转了回来，分裂后的画面重新找到了它的替代物，甚至就连夕阳下的城墙与河水都让她觉得似曾相识。她曾经经历的一切宛若永恒不变的时间所设下的圈套，一缕阴影，一张假面具。

她来到湖边，远远就看见他站在一座拱桥上等她。他朝她挥了挥手，她顺从地向他走了过去。

他们沿着玄武湖散步的时候，他对张末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今天下午看不到你，我就跳入湖中……”她知道他只不过开了个玩笑，而且言语间带有一种她所憎恶的矫饰的成分，但是在此刻，她体内自有一种韵律符合它的节拍，或者说，她宁愿相信他是认真的，心底不知不觉渗进一丝暖融融的潜流，它既清新又醇厚，就像湖面扑鼻而来的五月芬芳。

黑夜很快就将他们吞噬了。他一次次试图将手搭在她的肩上，抚弄她的头发，她一次次将它拿开。他一再重复着这个动作，同时温和地与她说着话，直到张末觉得他这么做，其实也很平常。

他们在湖心的秦淮渔村吃了晚饭，张末还第一次喝了酒。随后，他带她来到了一处稻草搭成的凉亭里，在微微的酒意中，张末感到有些害怕。在这个夜阑人静的夜晚，她觉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董事长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她则假装认真地加以回答。两个人的欲望开始沆瀣一气。她的意识仿佛纠缠在他的古怪的询问之中，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对她的肉体加以关注或保护。董事长将她越抱越紧，她的身体驯服地迎向他……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因为她感觉到他冰凉的手指正在抚摸着她的脖颈。她想起了曾山的那只手，它像一只在花枝上迷路的昆虫。但董事长的那只灵巧有力的手却没有作更多的停留，它顺着她衬衣的领子迅速下滑，而她随之而来的呻吟又对它加以鼓励。

他低声地对她说：“我做梦都想看看你不穿衣服时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的话越来越下流，无耻。他说出一个肮脏的字眼，然后让她重复一遍。她重复着那些词语，浑身战栗，喘息越来越重。她感到羞耻，同时，羞耻本身又给她高涨的肉体烈焰添柴加油。她想起了安德烈·纪德的一句话：“肉体的彻底解放，全部有赖于灵魂的沉默不语……”

她紧紧地搂着他，疯狂地吻着他的脸，一遍遍地对他说：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

她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当董事长试图伸手掀开她的裙子时，她才用力地推开他。

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还有那个药剂师，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将母亲轻轻地推倒在沙发上，然后迅速地撩开她的长裙，盖住了她的脸。

20

张末坐在玄武湖边的一条石凳上，凝望着湖中栖息的一群野鸭和那些被浪头卷向岸边的船只，再次感到了无所依归的孤寂。父亲在一片树林中打完太极拳，又接着做起了云手健身操。

残秋将尽。树木为寒霜打暗，南风中透出枯索的凉意。现在，太阳尚未升起，湖边没有什么游人，那处稻草顶篷的凉亭在枫树的掩翼下，显得空空荡荡。

在国际学术会议即将开幕的前夕，张末收到了曾山从上海发来的邀请信，她很快就寄去了论文，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去参加这次会议。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她与曾山离异已整整两年。她依旧生活在过去。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们的分手并不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理由。她向他提出离婚，他一声不吭。一周后，他们去了法院。当张末拖着沉重的皮箱与他告别时，她还心存一丝侥幸，她觉得曾山会在最后的一刻留下她。

在疾驶的火车上，随着这个城市高大的建筑物为农田和小河所取代，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甚至，她一度觉得这趟火车正在开往上海，而曾山将会像往常那样，在站台上等候着她的到来。

曾山在来信中向她征询住宿方面的安排，并告诉了她新装电话的号码。但她还是提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假如你那儿没有什么不便，我还是愿意替单位省下这笔住宿费。”她知道，在学术会议开幕之前，曾山已经没有时间给她期待中的答复了。一切的问题也许只能留待会议见面时加以解决。

两年来，曾山的生活也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毫无变化。她不知道，变化本身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一种隐忧，还是一种期待。

她与父亲从玄武湖回到家中，有些迟疑地给曾山打电话，她担心话筒里会传来一位陌生女人的声音，直到她听到占线的忙音，才松了一口气。

十五分钟以后，她又一次拿起了电话，依然是占线的声音。她反复拨打着电话，仿佛这个电话会成为她一生中最后一个转折点，而她对它的到来又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天晚上，张末早早就在床上躺下了，深夜两点，她被屋外突然响起的雨声惊醒。她谛听着飒飒的雨声，所有的感官被磨砺得越来越纤细。她感到自己是如此的需要他。她将脸紧紧地贴在枕巾上，哭得浑身颤抖。

她穿着一件睡衣，蹑手蹑脚地从床上起来，走到了客厅里。窗外的闪电照亮了茶几上那台黑色的电话机。

她拿起它，给曾山拨通了电话，但随后又将它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