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经济增长仅仅是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现象，伴随19世纪工业化进程在欧洲及北美的推广，经济增长开始加速。然而，该进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出现严重的中断和倒退，之后伴随二战后经济重建，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并进一步拓展和加速。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了现代人类经济史上涉及人口最多和地域最广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强劲持续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的加速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的紧密和联系的密集，加之交通、通信及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创新和进步，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得到了持续提升，一体化程度也得以显著增强。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产能与全球市场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更是助力经济全球化释放出巨大的动能。

可以说，在最近的这次全球经济加速增长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由一个边缘性质的参与者逐渐贴近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心，由前期的“价格的接受方”，逐渐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这一变化还在进行中。

工业革命后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伴随经济增长的间歇式扩张，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更为明显，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频率也显著提升，尤其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时有脱节，并且成为触发危机的主因之一。具体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规模具备了快速扩张的能力，相应经济运行体系对货币的需求转由生产驱动，交易、贮藏、支付和清算等均构成了货币需求的主体。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经济活动的需求，银行的货币创造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投放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现代货币制度下，银行具有了货币创造权，在向社会提供作为公共品货币的同时，作为企业的银行还以此赢利。由此，银行创造的货币越多，其盈利也就越多，因而银行自然就有过度创造货币的倾向，这与其提供公众品的职能产生了天然的矛盾，此内在矛盾导致了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内生的金融风险。加之与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天然有预算约束不同，银行没有预算约束，若不对其进行额外制约，那么潜在金融风险就很容易显化成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

对银行施加外部约束，防范金融风险，正是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使命。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传统审慎监管思路的局限，尤其是在现代金融体系下，银行资产扩张虽然面临风险管理的内部约束，以及利率、流动性和资本等外部约束，但其中的利率、流动性的制约只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制约，并不能对微观个体进行有效制约，这就需要资本约束的强化。而由于银行承担了提供货币公共品的功能，具有系统重要性，过高的资本约束将制约其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其提供货币公共品，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在银行保持一定商业可持续资本水平的同时，政府还需为其提供隐形担保和潜在补贴。但是这样一来，资本约束就被大幅弱化，银行就有过度扩张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自我实现。究竟该如何化解此两难，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目前，全球经济尚处于弱复苏和再平衡之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各国也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结构性调整。由于中国已具有全局性影响力，在全球总需求的再平衡过程中，外界对中国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诉求也与日俱增。然而，中国尚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进阶阶段，依然需要更多专注于国内问题，做好自己的事。如何平衡外界诉求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二战后，在全球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均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虽有各自的特点，但仍有关键的共同要件促成它们实现高速增长，这些要件包括了充分利用全球化，内部宏观经济稳定，负责任、可信且有能力的政府，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保持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要件或多或少都已发生了变化。

另外，危机前经济学家们通常采用技术、资本和人力的三元方程去解释经济增长，但这些要素只是揭示了增长的表面原因，增长的深层次动力则是源自科技、金融、贸易及政府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正是这些深层次动力因素的缺失，造成了全球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至今也未被扭转。在全球增长新内生动力因素迟迟不能确立的大背景下，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重新抬头在所难免，局部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加剧的可能，去全球化倾向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范围内债务率高企及收入分配也未得到改善，这些问题和矛盾均表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应也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且中国的结构转型已经嵌入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之中。因而，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制度变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观察全球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制度优势下，中国更能充分调动自身的后发优势来推动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尽快回升，这一点对于至今仍在找寻新动力的全球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针对上述变化，张涛博士在本书中分别从宏观经济的运行、微观主体福利的增减、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变化、金融领域的发展等不同维度，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本书用“一图一事”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刻画，颇具新意，不仅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内涵提供了参考，也为经济分析方法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对于当前的实践也有启发。

当然，由于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异，经济分析难免有争议。张涛博士在本书中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赞同，尤其他的一些分析还需做更加充分的讨论。例如，对银行我们需要采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来分析，而对居民、企业和政府则更多要采用收入支出表的方法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刻画动态的货币及经济运行机制。但这并不妨碍我向大家推荐本书。

通过本书，若能吸引和推动大家一起去深入思考中国经济运行中诸多待解之谜，我想这一定是件具有重大意义和充满乐趣的事。

孙国峰

201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