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曲线”之鉴

中日经济可比较的地方很多，比较的视角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从人均GDP看，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从城镇化的角度看，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而日本在60年前就达到了这一水平；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观察，2015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5%，相当于1987年的日本。

我倾向于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比较中日经济的路径。例如，以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为例，日本在1990年前后达到70%的峰值，中国则是在2010年前后达到74%的峰值，两国“时差”约20年。

这样对标，一个直接的好处是消除了两国因国土规模、人口总量等因素造成的“不可比”的噪声。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视角下，两国的经济路径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相似性——以人口红利的峰值为拐点，峰值前，两国经济均高速增长，峰值后，经济增速都换挡下行。

首先设定中心年t年，亦即两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达到峰值的年份；然后进行对标，将中日货币供给和通胀情况进行比较。

中国的t年为2010年，数据取样范围为1981—2015年，时间跨度为35年，包括人口结构拐点变化的前30年和后5年。

日本的t年为1990年，数据取样范围为1961—2015年，时间跨度为55年，包括人口结构拐点变化的前30年和后25年。

如上图，两国的曲线十分相似：

1．通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两国均出现了恶性通胀，且波动剧烈；但随着经济下行，通缩成为主要矛盾。日本从1995年（t+5）起，连续19年物价负增长，直到安倍经济学推出的第二年才得以扭转。同样是在t+5,2015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涵盖范围最广的物价指数）降至零附近，由上年的0.9%降至0.1%。

2．货币供给。两国的货币供给扩张始终保持较快的速度。1990年（t年），日本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187%，前30年提升了近140%。2010年（t年），中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178%，前30年同样提升了近140%。

始终扩张的货币供给，并不始终带来通胀问题。事实上，中日经济在t-10年之后，通胀的压力逐年减弱，甚至出现了货币供给扩张和通货紧缩并行的“反逻辑”局面。

既然如此相似，那么，问题来了——1990年后的日本曲线，是不是就是未来中国曲线的线性外推呢？

需知在摆脱通胀的自动约束机制后（即央行在货币供给方面总要时刻警惕通货膨胀的问题），日本央行一直不遗余力地扩张信用——2013年日本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248%，较1990年提高了60%，但日本依旧无力走出“流动性陷阱”。1990—2013年， GDP平减指数均值为-0.5%，即日本的货币政策失灵了。

中日除了相似之外，还有差异。

差异1：宏观信用扩张。

先看日本，以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为例。1990年（t年）前，日本这一指标的年均升幅为4.7%（1961—1990年）；之后，宏观信用不断收缩，1991—1996年日本广义货币占GDP比重的增幅只有3.9%，到2013年更跌至2.7%。

再看中国。广义货币占GDP比重在2010年（t年）前的30年里，年均升幅为4.7%，与日本相同；2011—2015年，进一步提升至5.7%。可见，在宏观信用扩张方面，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出现明显的收缩。

差异2：经济韧性。

以10年为间隔，日本在1961—2015年的55年间，大致经历了高速增长、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三个阶段：1961—1970年，年均增速为9.3%;1971—1980年和1981—1990年，约4.5%;1991—2000年，降至1.1%;2001—2010年，降至0.8%;2011—2015年，则只有0.7%。

中国则刚刚完成高速增长阶段——1981—1990年，平均增速为9.4%;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约10.5%。参考2020年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预计中国经济2011—2020年的平均增速仍会在7%左右。可见，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效应强于同期的日本，经济韧性也好于同期的日本。

但日本在“失落”之前，就已经位列高收入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而中国现在还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努力。假如中国“失落”，我们将滞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150年前，马克思在伦敦写过一段话，“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见识过日本经济的辉煌，也看过它的痛苦，那么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日本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