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以及2012年之后的减速，有众多解释和分析，其中一个视角就是从人口红利窗口期来解释，即伴随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中国经济具备了高增长的重要条件，同理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也有人口红利式微的因素，即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2年起，我国15～59岁（含）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净减少，截至2018年年末已累计净减少近3000万人；而按照世界银行口径的统计，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比重也由2010年的73.27%开始趋势性下降，截至2018年年末已降至71.20%，平均每年降幅0.23%。此两组数据反映出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已开始趋势性下降，相应人口红利窗口期也正在关闭。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即由于劳动力充裕，劳动力便宜，而且工资增长压力不大，相应雇用劳动力的投资回报率可观。

而按照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实际发展轨迹都为该理论提供了实证。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速变化和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化放到一起，应该出现一个“倒V”形曲线，即在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阶段，经济增速应该是不断加快的；而在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阶段，经济增速也应随之下降。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见下图。

目前，中国经济时处“十三五规划期”（2016—2020年）内，观察已经历的前10个五年计划（“十一五”开始改为“规划”），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由“三五”（1966—1970年）期间均值的55%提升至“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均值的73%，经济也是不断提速。

除了“三五”（“文革”影响巨大），从“五五”至“十二五”，有四个数据点是远离趋势线的，“六五”和“八五”的数据点在趋势线上方，“十二五”和“十三五”的2016—2018年的数据点突然掉到了趋势线下方。

这四个奇异点的存在，让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出现了瑕疵：

问题1：是什么导致了“六五”和“八五”的数据点在趋势线上方呢？

“六五”（1981—1985年）主要是内部改革的制度性红利；“八五”（1991—1995年）则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显著增强，实际上也是制度性红利。也就是说，制度性红利确实能够带来经济超越趋势的增长。

问题2：既然人口红利不能完全解释“六五”和“八五”对趋势线的“异常超出”，那么它能解释2012年以来的“异常偏离”吗？

虽然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在减少，但人口红利的衰减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从数据来看，“十二五”之后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要高于“十五”，但为何经济的平均增速却出现超过两个百分点的突然下降呢？（“十五”经济平均增速为9%,“十二五”经济平均增速为7.5%,2016—2018年经济平均增速为6.7%。）

因此，人口红利作为一种增长要件，确实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口红利的调动离不开制度性红利，而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之后，新制度性红利的缺失才是中国经济趋势性降速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