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有什么危害

我认为，任何社会叙事的影响都应该根据人的感受来评估。成功人士看起来很风光，但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这么觉得。如果自己不觉得成功，那就谈不上风光。我们都应该关注自身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人眼中的成功并不能减轻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苦。为了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过得快乐，我们需要重塑身份来贴近更加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此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比如父亲、教授、健身爱好者），这会让自我变得僵化。

许多决策环境需要有一个判断行为、环境和生活好坏的标准，比如分配稀缺的公共资源时。所以我建议用一个总体的社会叙事来代替本书中方方面面的叙事，这个总体叙事基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要优先于那些跟人们幸福关联甚少的叙事。这样一来，不愿意或无法生活在“千篇一律”的特定叙事中的人就会少一些耻辱感。

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你和伴侣可能共同选择一段开放性关系，说不定会更幸福，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单身或禁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结婚生子、忠于彼此，只要你快乐且不伤害他人就好。关注经验而非叙事能够促进各类生活方式共存，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普遍社会叙事的生活方式。虽然我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我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英国和美国的人的经历。

我将重点关注人们如何感受这些叙事，但这方面的数据很少，因此我需要参考大量的生活满意度报告。我对这些报告持负面态度，因为我的生活满意度会被社会对我的期望影响，比如，我有没有工作，工作好不好，等等。这意味着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支持社会叙事，我们就很难确定它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的。但是，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不支持社会叙事（比如已婚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单身女性高），那么我们对叙事与幸福感之间的冲突就更加肯定。因为尽管社会叙事已经存在，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

大多数时候，我无法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确定如果世界没有这些叙事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我们发现幸福和婚姻是相关的，也很难知道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二者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性格。但我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这些数据及其背后原因的关注，而不是提供明确的答案。此外，如果只有基于严密的因果关系才能做出人生决定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就没法进行了。

这本书主要关注叙事会在什么情况下伤害我们。我的出发点是，在做出影响他人的决定时，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给他人造成的痛苦和煎熬。这种立场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这在格言“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中得以体现。为了符合本书目的，我把这句格言改写为“绝少数人的苦难最小化”，这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消极功利主义”。因此，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哪怕为他们减轻一点点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改变。当受到不平等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减少不平等来减少痛苦（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公司总裁比医院搬运工的收入高好几倍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是高好几百倍就会觉得不公平）。

社会叙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特定背景下的利弊之分。因此，我采取结果主义立场，而非道义主义立场。结果主义者认为，如果盗窃带来的幸福比它导致的痛苦要多，那么就不算错。而道义主义者认为，盗窃就是错，因为行为本身就包含道德判断。道义主义观点一般不考虑前提和背景。然而，我认为如果是通过偷东西来喂饥饿的孩子在道德上是没错的。

最本质的结果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痛苦都应被平等考虑。这种平等观点意味着人们应该平等对待自己、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痛苦。但这样的结果主义却与道义主义相冲突，比如，我的家庭的痛苦相对他人而言更为重要，换作是你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决定和观点有所区分，有的可以合理偏袒，有的就必须公平公正。

作为父母，我有权也理应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我会给我的女儿买最好的攀岩鞋或者给我的儿子买昂贵的壁球拍，这样他们就可能在运动时表现得更好。这样也许对你的孩子不利，但我不觉得你也必须得给孩子买。但如果我是攀岩队或壁球队的教练，有人提供了可以购买新装备的赞助呢？这样的话，只给我的孩子买而不给你的孩子买就不公平了。问题的关键是，前一种情况里的钱是我自己的，而后一种情况里则不是。而我的角色也是如此——既是偏心的父母，又是公平的教练。

虽然实际背景很重要，但至少我给孩子的偏爱应该与你给孩子的相同。因此，我接受了结果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允许偏袒，但也需要平衡（父母给予各自孩子的偏爱是相同的）。在考虑不同叙事对人们幸福的整体影响时，偏袒无疑会让我的生活更加艰难，但在必要时，我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应对它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