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2007年年底，学校书记和校长约我谈话，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明年开始不再担任教学科研任务了，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对领导的关爱，本人自然感激不尽，乐意接受。但长期以来，出于职业偏好，一闲下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退休以后，由于自己没有什么嗜好，怎么打发时间反而成了问题。家人说，教学几十年该休息了，您就做一点您感兴趣的、乐于做的事吧。可是这十年来，我并没有完全休息。在校的学生只要是乐意与我讨论问题，我都欢迎；毕业了的弟子只要是请我去参会，我都应允。此外，每当学校、学院的领导来看我时，我总要提点希望和建议……持续这种状态，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后来自己仔细思考，老实说，是我不愿看到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才成长起来的西南财大的金融学科落后于人，总期待着培养了我的母校更加兴旺发达。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出于一个老师的责任感，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这样做是为了感恩这个时代、环境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近几年来，我喜于西财金融学科建设的长足进步，喜于西财金融专业师资队伍的发展壮大，喜于他们培养的学生质量的提高，喜于我弟子职务的变动和升迁……在“喜看桃李发，登高更几重”的同时，我也密切关注着经济金融学领域的动态。可以说，我虽然在组织上退休了，离开了教学岗位，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退休。这一部文集就是思想上没有退休的产物。承蒙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关爱，把它作为前五部文集的续集，奉献给读者，并给同事、弟子们留作纪念。

（一）基础研究篇

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我的偏好。我最早出版的两部著作是《金融理论问题探索》和《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因为，我始终认为理论要探索，学说要传承。我思考过思想、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认知思想具有个性，理论具有普遍性，学说具有系统性。我认为理论并不神秘，理论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结晶。一种思想概括能够被多数人接受并形成共识，就是一种理论，理论认识向前后左右上下扩展形成系统就是一种学说。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基于实际，实际丰富实践。实践出真知，真知成为理论，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下，我始终没有放弃实际对理论的升华和研究。近年来有几件事在这个方面对我有较大的触动。一件事是国内股票行情，并不完全随上市公司的业绩升降而波动，股票行情的波动还受政府宏观调控、资金面以及其他政治、经济事件的影响。另一件事是国际货币资本及金融产品的流动规模大大超过国际商品贸易的规模。这种状况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现在仍没有改变。第三件事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房地产支撑，但房产的价格总是降不下来，一些有钱的人“炒”房，成了资产保值增值的倾向性选择。第四件事是近年国内有的老总与老外著文，认为一国央行发行的货币及以本币发行的国债，都不是国家的负债，而是股权，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促进经济发展。面对这几件事，我沉不住气了，觉得这些都涉及基本理论问题。不把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讨论清楚，会造成思想混乱、认知偏差和政策误导。在这个篇章中，主要汇集了以下文章：

（1）《试析金融与经济的分离》一文提出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总是离不开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种关系表明：经济主导金融，金融从属于经济。但现实逼着我们在认识上必须与时俱进。当代，金融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经营着货币、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商品，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早已超越了传统金融对经济的从属性、被动性地位，呈现出独立发展趋势。所以，这里讨论金融与经济的分离，不是指经济不能决定金融，也不是强调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而是指金融自身的存在、活动、发展和演化不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有其自身的特定形式和规律性”。

（2）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品交易的理论来诠释了用来“炒”的房地产经济为什么是虚拟经济。此外，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概括了房地产经济的五大特点，指出在中国，房地产业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呈现出的状况令人担忧，而这种局面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是没有从基本理论上确立房地产经济在其产品用于“炒”的条件下是虚拟经济、房地产业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么几个观念。这也就是说，当前房地产业呈现出的这种状况是缺乏理论指导造成的。换句话说，政府在政策上错误地把房地产业当作了支柱产业，并将其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切入点。

（3）在《也论优化国家资本结构》一文中，除了比较系统地评析了帕特里克·博尔顿（Pastick Bolton）和黄海洲的文章《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文章《中国资本结构不够合理，资产负债表亟待重建》中的合理成分及不合理成分外，提出了“一国央行发行供给的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能不能都视为国家股权，必须从我国人民币的性质和供给机制论起”，系统地阐述了人民币的信用货币性质，央行发行供给的货币是国家的负债，而且，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央行的欠债能够不还，但总是有限的。文中着重指出：“人民币信用货币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中央银行发行供给的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要成为国家的股权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在指出了其合理条件后，文章强调：“总之，中央银行发行供给的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是国家即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对广大社会成员的负债。负债中的一部分能够成为国家即政府的股权。这一部分的量取决于不向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兑现’即索债的量。这一部分的实质取决于与之对应的资产的存在和用途。把中央银行发行供给的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全部视为国家的股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会产生误导，更会导致通货膨胀。”此外，该文还指出：在讨论“降杠杆”时不少人主张“债转股”，甚至有的人提出“债转股”就是把负债转化为资产，能够使负债减少，资产增加，从而降低杠杆。这种论调在我们看来是不能成立的，是谬误，会误导。目前存在的为数众多的“僵尸企业”表明：企业的负债通过“债转股”能够减少，但是资产绝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企业的资产或者早已被转移，或者已消耗殆尽，或者已成为废品，或者价值和使用价值已降低。面对这种状况，学术界早有人提出：通过“债转股”复活“僵尸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账面文字游戏”。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证明：能够成为股权的只能是资产，不可能是负债。

（二）前沿探讨篇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在这里我引用臧克家先生的《老黄牛》诗句，试图表明，作为“儒子牛”（我微信的别称）的我在金融学科这块荒田里，要继续“深耕细作”。

当代，要在金融学科这块荒田里“深耕细作”，必须站在学科前沿“网络金融”和“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问题。网络信息是普惠金融的技术支撑。早在21世纪初，我就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生存环境、功能定位和科学价值。我曾与我指导的研究生考察了“中美互联网及互联网经济发展比较；互联网经济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和技术条件；互联网的学科本质；互联网的功能定位；互联网产业的优胜劣汰”。所有这些应当都是对互联网的横向考察。在对互联网进行横向考察的基础上，我结合专业一论再论互联网金融。在一论互联网金融中，我指出“银行借助互联网发展业务，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广泛利用互联网展业，不等于传统银行业的萎缩，使银行不能成为金融中介”。并强调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一要从理性上考察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二者的性质和功能；二要考察二者的优势与劣势；三要考察二者为谁提供服务、提供什么服务、怎样提供服务。在再论互联网金融中，我指出“互联网金融既是一种连接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指出它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它的核心领域是众筹，它的运作前提是信息真实透明。

网络金融与普惠金融相关，但并不等于普惠金融。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我先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着手。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是2005年引进来的，其发端于世界银行的扶贫协商小组（CAGP）。在研究中，我特别关注了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关注它以什么理论做指导，关注它在中国之研究和发展。

其中，在中国之研究和发展方面，我着力于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来探讨普惠的伦理思想，回答了：“第一，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建立某种普惠政策框架？”“第二，普惠是否覆盖所有人？”“第三，普惠的层次性何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简言之就是人的禀赋不一致；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即普惠不会覆盖所有的人，这样，普惠就必须使不同群体和谐相处；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普惠实际上分为三大层次，即资源配置普惠、收入分配普惠、再分配普惠。回答这三个问题，也就是阐明普惠存在是以假定的这三个条件为前提的。以假定的这三个条件为前提，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析普惠含义的核心即“公平、正义”。普惠的存在就是为了消除人生禀赋的差异，为了使社会和谐共处，为了不使弱势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在中国之研究和发展中，我提出了普惠不仅是政策措施，更是制度安排。政策措施要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再分配方面着力，而制度安排要消除“中等收入陷阱”，为此，要着力推动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是普惠制度在金融领域的体现，也是实现普惠制度的重要途径。目前，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普惠金融本身的功能也正在发生变化，普惠金融的作用面涉及全球，普惠金融的普惠内涵也将逐步深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一篇章中，集中呈现了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论普惠金融。前三论普惠金融，讨论的是普惠金融的产生、发展过程，着力从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普惠”的核心含义即“公平、正义”。同时探讨了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展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和生命力。如果说前三论着力于比较研究、规范研究，则后两论更着力于实证研究和理论升华研究。在第四论普惠金融的论文中，以四川北川县、云南太邑县的实践为证，阐明了“互联网金融下的普惠金融；电子商务下的普惠金融；岗位设置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产品的推出与普惠金融”这些感性认识。这样的论述，不仅是要阐明实现普惠金融的具体途径，而且要以活生生的事例来证实人们对普惠金融的获得感。在《五论普惠金融——北川普惠金融实践的理性认识》一文中，概括出了“普惠金融的思想基础——信用定位；普惠金融的经济基础——资源配置；普惠金融的技术支撑——网络信息；普惠金融的社会职责——缩差共富；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以民为本；普惠金融的生命力——锐意创新”这些理性认识。这样的论述不仅是“要素分析”，它回答的不只是普惠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这六大要素，更重要的理性升华。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理论的建设必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行升华。没有北川普惠金融的感性实践，得不出普惠金融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技术支撑、社会职责、价值取向、生命力这样的理性认识。在《五论普惠金融》一文中，不仅得出了认识的结论，而且阐述了认识的过程，并在认识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相关的金融基本理论。

还要指出的是：要在金融学科这块荒田里“深耕细作”，必须选好主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入的研究、执着的研究。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此，必须充实基础，面向实际，仔细观察，深思提炼；不能浮躁，急功近利，否则，不仅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且根本谈不上站在学科前沿。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这个篇章中，我们还经过调研，密切结合中国当前实际，系统地探讨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处理好“精准扶贫的六个关系”问题，“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营企业怎么办银行”的问题，“依法治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经济金融学科要研究的热点，也能够说是前沿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最重要的价值是密切结合了中国的实际，说的是大实话，所得出的认知和政策主张，在实际部门和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学术演讲与深入调研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8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的北宋一代名儒——张子厚的“四为”名言，以激励学者，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作为一名学者，自然感到责任重大，又倍感欢欣鼓舞，虽不能有“四为”的奢望，但也有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感。

在这个篇章中，我整理了10余篇在不同场合下向学术界、向专业人士、向我的弟子们演讲的命题和内容，把它们整理出来，展示给大家，目的是再次接受读者的检验，让社会给予评价，测度它们的价值。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长期以来，在教学和科研事业中，我始终认为：①科研要为教学服务，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智力，纳入教材和课堂教学；②科研推动学科建设，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力，为发展和繁荣本学科做出贡献；③科研为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服务，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纳入政策决策和有关部门的战略部署及策略选择。本着这样的宗旨，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我之所以乐意接受邀请，为学界、实际部门和弟子做学术报告、发表演讲，除了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播给他们请他们批评指正外，更主要的是启发他们的思维，调动他们研究问题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教学和学科建设。可以说，做一场学术报告和演讲就是一次动员大会。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强调：要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要以相互关联的观点去考察问题。1999年夏，在西南财大国际金融研讨会上，我提出要看到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指出：全球经济增幅会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较慢；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外国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会调整，大不一定就好；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和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监管会加强。2001年春，在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天津培训班上，我给培训班学员讲了“财富与债权债务的关系”，指出：要从个别与总体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财富；怎样看待GDP；怎样衡量财富的多少；怎样评价中国的穷与富；财富与债权债务的关系。特别指出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它的投入、产出、特性。要从静态的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也要从积极的方面与消极的方面去把握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在2010年金融学会年会上，我讲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要关注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和理念的变化，以及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反思。要关注不同领域的金融风险，特别是票据融资的风险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其中，我着力分析了“怎样考察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同时强调：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主要是不能让国家资产流失；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主要是维护公平，解决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就是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总之，防范地方债务的金融风险，无非是维护三方面的利益。从金融的视角说，维护国家利益，主要是维护国家信用等级；维护集体利益，主要是维护它的市场份额；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主要是维护他们的资产、货币不贬值。

近年来，我在金融学科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主要是关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的。一个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资产的流动性；二是人们的金融意识。地区金融业如何发展，地区金融机构怎样展业，也要密切关注这两个要素，培育这两个要素，激活这两个要素。也就是说，要充实和发展该地区居民的资产，特别是流动性资产；要输入和提高该地区居民的金融意识，特别是讲信用、谋发展的观念。地区居民的资产特别是流动性资产活了，地区居民的金融意识增强了，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就有了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金融展业的角度说，注重考察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状况是应当的、正确的。但要着力考察流动性的资产。什么是家庭的流动性资产？也就是能够变现的资产，或者说能够用作偿债的资产、能流通的资产。由于资产的变现、偿债、流通要以货币单位计量，以货币为载体，所以，它是金融展业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如果不能形成资产，特别是不能形成流动性资产，则不能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要素。

社会成员的金融意识强不强用什么去衡量？主要看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强不强！一般说来，强，表明金融意识强；相反，金融意识弱。但也有特例，如浙江温州有的企业，对利率调高调低无所谓，因为它有承受力，它可“拆东墙补西墙”。这只能说是局部的、个别的，不具有普遍性。

此外，居民金融意识强不强，还要考察有多少社会成员买卖金融商品。因为买卖金融商品，就是为了求得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成员有这方面的意识表明其金融意识强。

从社会成员整体来说，一个地区金融业的发展，还要考察这个地区社会成员有多大的金融活动空间：政府的金融活动空间，决定于财政收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信用形式；企业的金融活动空间，决定于多大程度上采用负债经营；居民家庭的金融活动空间，决定于其收入水平和储蓄，收入越多，储蓄越多，理财的需要越大。这可谓是“经济主体收支决定论”。

在我的研究中，纳入了文化（包括宗教）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的。这方面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作用于价值观的形成对金融业产生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就有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关于怎样维护债权人的权利，在天主教和新教那里，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二是通过作用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金融业产生影响。大陆法系基于天主教教义，对个人行为规定准则，要每个人遵守；普通法系基于新教教义，不主张对个人行为规定准则并要每个人遵守，它认为不应当给予个人以更多的权利，以避免腐败，而应当赋予个人更多的责任。比如判案，要由案例来裁决，而不是条文。三是通过作用于资源配置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不同。

现在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热衷于在外地设分支机构，指导思想是做大。这种思想可不可取，值得研究。有人与我讨论，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要看需求，需求要看条件。

（1）当地有没有需求？你到异地去发展，先要考察本地的企业在异地有没有根基。如没有根基，就不宜到异地设机构。

（2）能不能以盈补亏？

（3）风险能否控制？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我提出了一个不常见的概念：城市资源的可承受性。现在劳动力、人口、科技、金融资源等都往城市集中、积聚，特别是大城市。一个城市有多大的承受力，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少金融资源，能够容纳多少金融机构。恶性竞争，抬高整个社会融资成本，两败俱伤，不可取！金融机构之间除了竞争，还需倡导合作。此外，城市资源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当前的情况是：大城市资源的可承受力在下降。这表现在各方面，集中表现在水的方面。现在不仅有用水、吃水问题，还有排水问题。北京的“7·21”水灾，已表明北京这座城市的承受力有限。

金融业要发展，发展要有资源。推动金融业发展的资源是什么？是信用、诚信！实践出真知，信用出金钱。讲信用，信用秩序建立和健全的地方，金融业就一定能发展得好。从一个地区来说，推动金融业发展的资源是什么？实体经济。金融没有实体经济支持，只能是虚拟经济，只能是“以钱炒钱”，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样讲是想表明：一个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也有个承受力的问题。

（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篇

几十年来，我致力于金融学科建设。除了传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我着力调研，联系中国实际，在增加感性认识的同时，力争升华到理性认识。这方面的收获，在本文集的前几集中，已有呈现。在本篇中，再做一个梳理和概括。

在接受中国金融学会秘书处录音录像的采访中，我评价了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对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

（一）提出了“三个阶段论”：传承阶段、交融阶段和发展阶段

传承阶段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83年），交融阶段指改革开放后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前（1984—1994年），发展阶段指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到现在（1995年至今）。

在这几个阶段中，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其丰富的内容。

（1）第一个阶段即传承阶段。这一阶段中，主要是学习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着力于“姓资”的腐朽性与“姓社”的优越性的评析，而且把对金融学科的认识，基本上限于“货币流通和信用”，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和“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和信用”。

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对存在的一些金融理论、金融现象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通货膨胀，在批判时就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指出这些经济范畴的阶级性、剥削性等。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个“僵化”的时期，认识上僵化，思想上简单化，只有形式上的传承，谈不上发展。

但必须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边倒，学苏联”的同时，也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金融理论、思想），并进行了解说和探讨。在这一方面，我和我的同事的贡献，集中体现于两本书：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二是《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这两本书于1984年和1988年先后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前一本书系统地评价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为学习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详见《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发表的李善明著：《评价金融学说的力作》）；后一本书系统地评价了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并在原原本本地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以便于读者把握和理解。

（2）第二阶段即交融阶段。在交融阶段中，有几个关于重大课题的讨论值得关注，如：①要不要商业银行；②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有没有派生存款；③存款是不是货币；④管住现金发行是不是银行工作的重点（所谓的“1∶8”规定）；⑤人民币是不是“劳动券”，或是否代表黄金的一般等价物，还是信用货币；⑥我国是否会产生通货膨胀；⑦银行信用是不是分配关系，为国家积累资金；⑧财政收支与银行信贷收支的关系，什么是信贷收支的真正平衡等。

对于这几方面的问题，我都发表了意见，集中体现在我写的《金融理论问题探索》中，这本书于1985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内容请见《金融理论问题探索》一书的介绍。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我在书中系统地有深度地提出人民币是信用货币的理论，应当说这在我国是领先的，后来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体现在教科书的内容中。

（3）第三阶段即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广大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金融理论和思想的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并建立了反映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金融理论和思想。

在这一方面，我做的努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写的《金融经济学》中。在这本书的“引论篇：中国转制时期金融作用于经济的理论”中，我概括地论述了“十大问题”（详见该书第59～74页）。这“十大问题”是西方金融学中找不到的，是基于中国实际概括出来的，体现了从实际抽象到理性认识。此外，在该书“本体篇”中还讨论了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特点、它能够产生的正负效应、它的投入产出及发展趋向等问题，这在国外的金融理论和思想中，也是少见的。在西方，金融业一般被作为服务业来看待，纳入第三产业。但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这必须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在西方，讨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的配合作用较多，而讨论政策的替代作用较少。该书“互换篇”中论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替代、通胀与失业的替代，提出了是治理通胀优先，还是治理失业优先；是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还是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等问题，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仅有实际意义，而且有理论价值，为我国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做了理论准备和决策参考（请参考对《金融经济学》一文的评价）。

（二）集同行智慧，拓展我国金融学科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思路

应当说我国金融学科的研究范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囿于货币银行领域，这是受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有所突破，但也限于四大领域即银行、证券、保险、信贷。这表明金融研究受制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决策的需要。企业财务活动、家庭收支活动被排除在金融研究之外。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兴起，金融研究逐步深入到企业、家庭。在这一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汇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及《金融时报》四家主办的在成都召开的“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级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学者们提出什么是金融，有没有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之分；货币信用包括在金融体系中合不合理；怎样规范、拓展我国金融研究，以有利于人才培养等问题。会议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同行的震动（请参见《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摘记》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汇编《金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我在这方面的贡献是：

（1）论述了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分界线和标志，并指出现代金融被认同的时代背景和客观依据。

（2）论述了货币流通与信用包含在金融中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3）提出了中国金融学科建设与西方现代金融学科的衔接和包容。在这一方面，我强调研究宏观金融要以微观金融为基础，研究微观金融要以宏观金融为导向。

（三）指出了当代金融学科研究和金融思想的发展趋向

（1）围绕着金融资产选择—→金融市场变化—→金融风险转移。

对此，相应地产生了数理金融学、行为金融学、工程金融学。

为此，要着力研究机构与市场的互动、互支、互补、互替的关系。

为此，要着力研究各种金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相斥性以及金融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相斥性。

（2）关注当代金融理论与技术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其中值得注重的是：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心理学的交叉融合；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3）研究资源配置，特别是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的集中性和垄断性。

（4）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分享，即考察金融的相对和绝对的独立性。

（5）研究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和运作机制。

（6）关注金融概念的丰富和发展，以及金融业功能和定位的变化。

总之，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理论和思想：要有自己的框架，不能“人云亦云”；外国人想到的，中国人也能想到，甚至比他们想得更多；传统的金融经济理论需要再认识；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功夫。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个比喻意在说明学习、做事情，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就；浅尝辄止，将会一无所成。在这里，我引用《荀子·劝学篇》这两句话16个字共勉。这部文集谈不上是我锲而不舍取得的成就，但应承认是我退休后基于职业偏好坚持不懈的产物。总的来说，该文集试图告诉读者的是学术研究、思考问题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我想给予读者的是“渔”而不是“鱼”。

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我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学者，学习十九大精神，主要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高瞻远瞩，覆盖面广，可以说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它，很不容易，需要花工夫，需要实践。对于他的思想要字斟句酌，逐句逐段地思考消化。这里我学习了其中的一段：在新时代，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段话给我们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怎么来的。它特别强调了继承和发展。它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实务。它强调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认识“三大规律”。

这一段话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的理解：这一段话可以指导我们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教学，怎么搞科研、做文章。它可以让我们终身受益。

曾康霖

2018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