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组织概述

产业组织是指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交换关系、竞争与垄断关系、市场占有关系、资源占用关系等。产业组织理论萌芽于马歇尔的生产要素理论，奠基于张伯伦等人的垄断竞争理论，形成于贝恩等人的系统性理论研究。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萌芽

18世纪中叶爆发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西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顶点，开始进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以“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为基础和核心支撑的。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数企业追求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必然途径。作为较早涉及“规模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马歇尔观察到，“规模经济”与“组织”是密切相关的，规模经济的获得和维持，均需要以特定的“组织”为基础。只有一定的“组织”，才能获得规模经济。因此，马歇尔在对“规模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学说进行了扩展，首次提出了第四生产要素——组织。并且，马歇尔具体提出了“工业组织”的概念，并分析了工业组织的相关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发现了被后人称之为“马歇尔冲突”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的弊病之间的矛盾。马歇尔认为，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必然要追求规模经济，而厂商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反过来会扼杀自由竞争，使市场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操纵，从而使经济丧失活力，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所谓的“马歇尔冲突”，是指规模经济与竞争相互冲突、难以兼得，大规模生产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但规模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垄断的发展。这也意味着，垄断与竞争相互冲突、不可兼得，要竞争一定会有垄断，要垄断一定会抑制竞争。“马歇尔冲突”的存在，使得如何维护竞争机制的作用，确保经济活力，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亦即如何兼容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性——实现有效竞争，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对其的研究，逐渐延展、扩充为整个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尽管马歇尔涉及的上述产业组织基本问题，只是散见于其庞大的经济学体系中，而且均未进行专题研究或明确的分析，但这些工作对后来者从事产业组织的研究极富价值，因而他被西方学者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

二、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

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随着生产的不断集中，企业规模普遍变大，形成卡特尔、托拉斯等众多的垄断组织和形式，垄断、寡头垄断逐渐成为影响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和力量。这使得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本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日益凸显，理论无法对垄断条件下的生产与价格决定问题进行解释，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展开了对竞争与垄断问题的研究，引发了一场有关“马歇尔冲突”的理论争论。1933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罗宾逊总结了有关“马歇尔冲突”的争论形成的理论成果，撰写出《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同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伯伦也出版了著作《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张伯伦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具体、现实的企业活动的市场取代了理论上抽象的市场概念，以垄断因素的强弱程序为根据，对市场形态作了具体分析，突破了要么竞争要么垄断的框框，将完全竞争与独家垄断之间的各种市场形态作了区分，并分别研究了价格机制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这为后来的产业组织理论及实证研究指出了方向。他的研究获得的若干成果也直接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理论起点与来源，主要包括：从分析纯粹竞争出发，否定了纯粹竞争存在的条件，引出了垄断和竞争混合的垄断性竞争的观点；提出通过对企业集团的分析来观察垄断性竞争的观点；提出了企业在市场上的进入退出问题；以产品差别化为基础，分析了垄断与竞争的关系。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贡献，张伯伦被誉为美国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

三、产业组织理论体系——SCP分析框架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末期，是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在此期间，哈佛大学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中心。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贝恩、威廉姆森（Williamson）、谢勒（Scherer）等，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垄断与竞争问题，并逐渐延展到不同的垄断与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内部结构、市场行为的分析。他们大量运用案例研究法，对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进行实证分析。1939年，他们分析了美国主流产业的市场结构，发表了第一批主要产业的集中度资料；20世纪40至5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具体产业市场结构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重点转向统计比较各个行业的市场结构。至1959年，贝恩发表了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著作——《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正式形成。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垄断竞争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将对特定产业的分析分解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三个方面，构造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SCP框架是在贝恩提出的“结构——绩效”范式的基础上，经谢勒进一步的补充、完善，提出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载于谢勒1970年出版的《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而逐渐形成的。

简而言之，市场结构是指产业内企业间市场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采取的行为，市场绩效是指市场运行的效果。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而市场结构又取决于一些外生的基本条件（如消费者需求、生产、技术、原材料等），同时政府的行为（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又分别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产生影响。遵循上述内在逻辑关系的SCP分析框架，如图2-1所示。哈佛学派建立的SCP分析范式，为早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都是产业组织的主流理论。

在SCP分析框架中，对结构、行为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衡量市场结构的核心指标——集中度和作为衡量市场绩效的核心基准——利润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研究的核心所在。哈佛学派认为，在具有寡占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产业中，由于存在着少数企业间的合谋、协调行为以及通过高进入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其结果往往是产生超额利润，破坏资源配置效率，这就是“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基于此得出的哈佛学派的公共政策的主要取向是：应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的有效竞争。哈佛学派的政策主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和强化反垄断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在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始终受到批评和挑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组织理论。

（一）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如施蒂格勒（G. J. Stigler）、德姆塞兹（H. Demsetz）、布罗曾（Y. Brozen）、波斯纳（R. Posener）等，在批评哈佛学派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形成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的10余年时间里，取得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地位。

芝加哥学派继承了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理论，认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所谓“适存检验”过程。他们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的干预，而只需要为市场竞争确立制度框架条件。基于此芝加哥学派研究产业组织的方法，仍然是从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出发，以价格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垄断两个基本模型作为分析产业组织的基础，而哈佛学派则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垄断竞争、产品差异化、进入壁垒等模型进行产业组织分析。在S、C、P三者的关系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并不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再决定市场绩效，而是反过来，市场绩效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结构。企业只有在竞争中相对竞争对手具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生产效率，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才有能力扩大规模，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形成具有一定垄断特征的市场结构。即使某特定产业中出现持续的高利润率，也完全可能是产业中企业的高效率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像哈佛学派所认为的“是因为产业中存在垄断势力”。也正是如此，芝加哥学派不认可“集中度——利润率”假设。因为在具有高集中度的市场中，即使企业通过市场权力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也是临时性的非均衡状态。通过市场竞争的作用，市场最终总会不断“稀释”、趋向于均衡而使超额利润消失，“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因此，现实经济活动中并不存在特别严重的垄断问题，大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是一些高效率因素作用的结果。

与其理论一致，芝加哥学派反对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对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采取分割和严格控制兼并的做法，认为这样会破坏效率增长的源泉，而只有自由竞争才是提高产业活动效率、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放松对反垄断和规制政策的实施，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以扩大企业和私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范围。

（二）新奥地利学派

新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继承和发展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由米塞斯（L. Mises）和哈耶克（F. A. Hayek）等人提出的经济思想所形成的产业经济学流派。这一流派的思想理念，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奥地利学派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他们认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所谓“人类行为科学”，反对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数学方法、经济计量技术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因此，他们主张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与道德伦理、政治学、法学和哲学联系起来，从“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动”这一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发现个人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新奥地利学派完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概念仅仅描述了作为竞争结果的均衡状态，而不是过程。他们从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有限理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来理解市场，认为市场运行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利用分散的知识和信息，使资源配置到对社会具有最高价值的方面。市场竞争就是企业对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的竞争，企业家通过学习和发现新的知识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正确的行动来指导资源的合理流动，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实现自己理想的经济绩效。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创新精神本质上就是发现人们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新技术的能力。

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强烈反对行政干预，抨击行政垄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均衡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的无知即存在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获利机会的损失，市场运行过程就是企业家通过不断试错，来学习和发现知识和信息以实现和维护市场均衡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市场实现均衡的必须过程，如果政府试图加以干预，由于政府本身的知识和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则必然会带来市场调整过程的扭曲，最终损害经济效益，因此新奥地利学派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同时，新奥地利学派认为，高利润是对企业家成功创新的报酬，而与该市场的集中度无关。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高利润和充满旺盛创业精神的市场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限制市场垄断势力的滋生。唯一能成为市场进入壁垒的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应及时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以此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

（三）新产业组织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组织理论发展出现了一次新的高潮，进入了用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的“理论期”，形成了以突出理论研究为特征的所谓“新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上的创新，主要是：第一，在市场结构和行为的关系上，重视对行为的研究，考察结构和行为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第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特别是寡占和垄断市场上，大量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第三，随着博弈论主要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发展，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全信息假定和静态分析范式，开始研究不完全信息下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间的动态竞争关系。

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博弈论的方法，针对SCP范式的不足之处——对企业行为很少或几乎没有关注，着重研究了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所谓策略性行为，是指一家企业为提高其利润所采取的旨在影响市场环境的行为。通过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新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企业在既定的初始均衡条件和状态下，如何运用策略性行为来实现新的均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寡占和垄断市场下现有企业间的竞争、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企业间的策略性行为、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价格竞争与合谋、广告、产品差异化、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动态分析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人们对复杂交易背后的动机和福利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产业组织理论性研究的兴盛，人们发现对于理论印证的经验研究开始滞后，“只有经验性研究才能揭示什么样的理论模型是‘空盒子’，什么样的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出现了“经验性研究的复兴”。新的经验性研究除了传统的案例研究法外，主要是运用了计量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企业内部活动。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等，深入分析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理论成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企业理论。此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市场结构和竞争问题，也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焦点，在网络经济、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上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标准竞争和产品兼容以及国际寡占、跨国并购、策略性贸易政策等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理论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产业国际化愈加显著，产业全球性的市场集中现象越来越突出。跨国公司寡占下的产业内企业竞争，行为愈来愈精巧、复杂，这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反垄断的重心从反垄断结构转向反垄断行为，大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受到特别的关注，带动反垄断政策从过于宽松转向温和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