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有关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研究

Miller（1992）指出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风险共分为自然风险、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政府风险五大类，而政治风险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两方面。白远（2005）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来源的分析，对风险进行了分类，分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和文化风险三大类。王爱金（2012）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从宏观环境、中观行业和微观企业的不同角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分析，其中大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小到企业自身的管理风险、决策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因素都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代丽（2015）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技术获取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关于风险的量化，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著名金融刊物以及专业评级机构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例如，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CRG）、经济学人智库（EIU）、《欧洲货币》（Euro 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惠誉、标普、穆迪等。

关于政治风险指标的量化，以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CRG）公布的政治风险指数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tors，WDI）提供的数据为主要参考对象。姚凯和张萍（2012）采用了世界银行的制度环境指标作为政治风险指标，并运用Fabrizio和Ricardo在2008年提出的定量分析模型，对56个国家在2009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计算。张雨、戴翔（2013）在研究政治风险对我国“走出去”的影响时，选用的就是ICRG公布的政治风险指数。

关于经济风险指标，Ghosh和Li（2009）研究跨国公司在中东、北非国家面临的投资风险时，采用了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胡兵和李珂（2012）采用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CRG）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指标作为国家经济风险指标，考察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经济风险的影响。代丽（2015）以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风险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经济风险的标准。

在文化风险的研究中，Kaufmann和Craig（2006）选择用文化距离数据来衡量该指标，Chou等（2011）使用瑞士经济分析局（KOF）发布的全球化指数（Globalization Index）代表文化相似性，根据文化相似性的程度衡量文化风险。此外，霍夫斯塔德曾做了文化如何影响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并且从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男性化和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五个维度对文化差异做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