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蒋重跃

理性（reason）指合乎规则和道理的思想，又指事物自身的规则和道理。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历史之所以成为理性的，首先是人类自己的，是人文的，而非神性的。历史又是变化的，是诸多殊相的呈现，历史要成为理性的，就必定是有规则或有道理的，就必定是有共相的，而规则、道理或共相，都是指某种恒常性而言的，历史有了这些恒常的东西，才能被合乎理性地思考，于是，历史就成为变与常相统一的了。以上两点是历史之成为理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殷周之际，出现了历史理性的曙光。武王伐纣，强大的殷商被臣属的周邦灭亡。面对这个历史变局，时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周公是杰出的代表。在他看来，殷周递嬗，是天命变革的结果，而天命归属是由民心决定的，在天人关系中，人是决定的力量。这样的历史观念已经是人文主义的了。周公还多次指出，相对于殷纣王迷信的天命不变论，天命是无常的，它的变化决定了朝代的更替；不过，天命虽然变化，却总是以人心为依据的，因而又总是可以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命又是有常的。天命无常又有常，反映了周人对历史的变与常、殊相与共相之统一关系的最初觉醒。由此可见，周公的思想已经属于历史理性的范畴了。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周公以为人心能够决定历史，这说明对于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显现了最初的理性的天真。更何况周公对天命无常与有常相统一的认识还处在传统宗教和道德理性的襁褓中，因而是稚嫩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统一趋势日见明朗，世道人心与古代大异其趣，政治策略更加倾向于求富和图强。面对复杂、务实的形势，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也出现了急遽发展和分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是，西周初年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遭到怀疑，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发生背离，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也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历史理性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如有，应该怎样应对新的挑战？儒家学者结合时代的需要，对历史作了深入的思考，对以周公为代表的传统的历史理性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变与常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辩证的探讨。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承认历史变化，他的历史思想具有变常统一的倾向。《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更迭，说明历史是变化的，这变化中有没有常规可寻？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因袭和损益，后代因袭前代的礼制而有所损益，三代莫不如此。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就是这种常规本身又有变与常的分别：所谓损益，是说变化的；所谓因，即因袭，是说不变的。损益，是因袭的必要条件；因袭又是损益的必要条件。损益和因袭互为充分必要条件。这说明，在孔子思想中，历史中的变与常形成了张力。历史上有多重的变与常的关系，而且经过了三代历史的检验，据此，孔子断定，周代以后，即使过了百世，不同朝代的人们依然会这样因袭和损益下去，所以，不但历史可知，未来也因历史的可知而成为可知的了。

孟子在具体的历史讨论中阐述了对变与常之关系的看法。据《孟子·万章上》记载：弟子万章问：尧有没有把天下让与舜？孟子断然否定，指出天子没有资格把天下让与他人。万章又问：那么舜有天下是谁给的呢？孟子答曰：“天与之。”万章又问：到了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有没有这回事？孟子又加否认，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天凭什么这样做呢？孟子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传贤到传子，这是传说中古代王位继承制度的一大变革，其中有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孟子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天命，就是民心。这与周公的天命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孟子对“天命”的必然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他在总结这段历史变迁时引用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正义曰：“义，得宜也。”所谓义，就是合乎时宜的意思，这就是某种必然性。从禅到继，是由天命决定的，是由民心决定的，这就是历史的恒常因素，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孟子在讨论从唐尧虞舜到商汤武王的历史时，以同样的道理对王朝更迭方式从禅让到征诛的变化做了说明。

荀子也对历史中的变与常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天论》云：“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即“条贯”，指礼。百王的历史是变化的，但他们应对变化的道或条贯（礼）却是不变的，不知这个条贯，就无法应对变化。这个“条贯”就是历史中的常。《儒效》：“百王之道一是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百王的统治方略可以随时变化，但作为原则的“道”却是相同的，这“道”就是历史中的常。《解蔽》：“夫道者，体常而尽变。”“道”是决定万物发展的“体”，是常的，万物发展皆由这个体来，所以才能决定所有的变，才能“尽变”。这些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历史上变化与恒常相同一的理性思考。

仔细分析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先秦儒学的三位大师在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上是有差异的。孔子着重讨论历史和未来是否可知的问题；孟子进一步阐释天命民心的恒常意义；荀子则注重掌握规律实施有效统治。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思想和时代的特点。尽管如此，他们都承认在历史中有常与变的存在，常与变是一体的，而且形成了体与用的辩证关系。对于道家和法家之流片面否定天命和道德理性的偏向，儒家的这些思想在理论上形成强大的优势，发挥了抵制和针砭的作用。与西周初年周公的观点相比，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更增强了人文色彩，对变与常之辩证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入，更加系统，标志着历史理性觉醒的新阶段，为后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