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八岁那年，我在多伦多北部参加夏令营时，曾和年长的营长一起爬上一艘铝制小船。他将船开到距离浅海湾24千米的地方，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钓鱼。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水面如镜。我第一次乘着小船，在如此广阔且泛有微波的暗黑色水面上行驶，惬意至极。我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的生物隐藏在水下。每当我的原始钓竿——一根挂着线和鱼饵的削了皮的小树枝——突然晃动时，我总是激动不已，这意味着有鱼上钩了。

那天我一共钓了16条鱼，把其中的一些放生之后，我们留下较大的鲈鱼作为第二天的早餐。纳尔逊先生承包了所有的脏活，他把扭动的蚯蚓挂在有倒刺的鱼钩上，从鱼嘴上解下鱼线，将刀插进鱼的头骨。干活的时候，纳尔逊先生的面部总是奇怪地扭曲着，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厌恶还是仅仅太过于全神贯注。

我对那次旅程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作为一个对动物怀有恻隐之心的敏感的孩子，那艘小船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到困扰。我暗自担心那些作为鱼饵的虫子，也因鱼会感受到的疼痛而烦恼。当顽固的鱼钩从它们瘦骨嶙峋的脸上被拔出来时，它们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或许有些鱼暂时躲过了刀子，但也只能被困在小船一侧摇晃的铁丝网里慢慢等死。那位坐在船首的善良的人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于是我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合理的——更何况第二天早晨鲜美的鱼肉将前一天的不安冲淡了很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和鱼有关的记忆，而想到这些冷血亲戚在人类道德体系中占据的位置时，我总是感到很矛盾。在多伦多读小学四年级时，我曾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被选去搬运物料，我们需要将东西从教室搬到附近的另一个房间。其中有个玻璃鱼缸，里面住着一条孤独的金鱼。鱼缸里有四分之三的水，搬起来很重。考虑到其他搬运者很可能做不到像我一样关心它，我主动提出将鱼缸运到目的地，也就是另一个房间里临近水池的柜台上。

多么讽刺！

我用小小的手紧紧抱着鱼缸，稳稳地走出房间，下楼穿过大厅，再走进新的房间。当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柜台时，鱼缸突然从我手中滑落，摔在坚硬的地板上。那一刻，我的恐惧如慢动作播放一般蔓延。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水溅得到处都是。我站在那里，愣住了。有同学反应过来，马上抓起拖把，把玻璃和水扫到一边，我们四个人开始在地板上搜索金鱼。然而一分钟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生命迹象。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就好像那条金鱼已经体验过作为生命的狂喜，现在升入了天堂。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那条金鱼。它蹦到了散热器后面，卡在靠里的边缘处，距离地板5厘米高，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视线。它还活着，呆呆地睁着眼睛。我们迅速把它转移到一个盛满自来水的烧杯里。我想它应该是活了下来。

金鱼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有对鱼产生更多的同理心。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钓鱼，与纳尔逊先生一起出游后对钓鱼产生的一点点热情，也很快在我需要自己挂取鱼饵的时候消耗殆尽。我不觉得自己在斯特金湾唐突钓上来的鲈鱼和我在艾迪斯维尔小学失手掉的那条可怜的金鱼之间有什么联系，更不用说那些我在家庭旅行中、在麦当劳里吃掉的麦香鱼三明治里默默无闻的鱼。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麦当劳已经在宣传“为十亿人送上过美味”，但一提到这个数量，总让人觉得是在说提供给消费者的鱼或鸡，而非消费者本身。就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我很幸运地远离了那些动物，那些曾经鲜活但最终变成人类午餐的动物。

十二年后，我在大学读生物专业的最后一年选了鱼类学课程，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和动物的关系，包括我和鱼类的关系。一方面，我被鱼类的结构多样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吸引，另一方面，我又因那些呆滞的、需要用解剖显微镜和分类检索表进行研究归类的个体而感到不安，它们曾经如此鲜活。期中时，班级组织大家去参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加拿大最著名的鱼类学专家之一，由他带领我们参观博物馆的鱼类收藏。他打开一个大木箱上的锁，掀开盖子，展示了一条保存在油性防腐剂中的巨型突吻红点鲑。这条重达46.7千克，足以破纪录的雌鱼于1962年在阿萨巴斯卡湖被人发现。激素失衡导致了它的不孕，而原本会消耗在艰巨产卵任务上的能量转而堆积成了硕大且丰满的身躯。

我很同情它。就像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样，它没有名字，身世成谜。它应该有更好的归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储存在木箱子里。在我看来，它还不如被人类吃掉，至少这样它的身体可以再次回到食物链的循环当中，而不是几十年漂浮在黑暗里，因化学物质而变得污浊。

介绍鱼类的书籍有很多，它们介绍鱼类的多样性、生态、繁殖、生存策略等，介绍如何捕鱼的书籍和杂志也能装满几书架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能够代表鱼类发声。我并不是指以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身份对濒危物种所处困境或对鱼类资源过度开发进行的谴责（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过度开发”这个词已经将开发进行了合法化，“资源”一词也将动物降级为如小麦一样的商品，似乎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补给）。这本书将前所未有地从鱼类的角度发声。感谢动物行为学、生物社会学、神经生物学和生态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如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鱼类眼中的世界，了解它们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面对外部环境。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把科学知识和人类与鱼之间的故事穿插在一起，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也会进行分享。这些趣闻逸事对于科学家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可信度，但能给我们提供灵感，探索那些科学尚未涉及但或许动物可以做到的事，也能引导我们对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一种拥有深刻内涵的简单的可能性，即鱼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独立个体，也就是说，鱼的价值与人类眼中的实用性价值（比如作为食物或观赏对象）并无关联，而其中深刻的含义在于，这一特性会让其成为人类道德关注的对象。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鱼类是世界上被捕捞（以及过度捕捞）最严重的脊椎动物。其次，有关鱼类感知与认知的科学正在飞速发展，是时候转变思路、重新考量我们对待鱼类的方式了。

对鱼类的捕捞有多严重呢？根据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对1999—2007年间渔业捕捞数据的分析，作家艾利森·穆德估算，人类每年捕杀鱼类的数量在10000亿〜27000亿之间。为了更清楚地理解10000亿条鱼的概念，可以假设每天被捕的鱼的长度与一美元纸币（15厘米）的长度相当，我们将所有被捕的鱼首尾相接，连起来的长度足以完成一次地球和太阳间的往返旅行（约29920万千米）——还能有几千亿条鱼的剩余。

穆德的估算结果出人意料，因为鱼类的捕捞量很少按个体数量计算，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估算的2011年的商业捕鱼量为1亿吨。鱼类生物学家史蒂文·库克和伊恩·考克斯是为数不多的列举鱼类个体死亡数量的人，2004年，两人估算全球每年约有470亿条鱼以娱乐垂钓的形式被捕上岸，其中36%的鱼类（约170亿条）被杀，剩下的得以重回水域。如果我们用商业捕捞的1亿吨鱼除以每条鱼的预估平均重量（0.635千克），可以估算出商业捕捞量为1570亿条鱼。

某项研究表明，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过去60年里全球鱼类捕捞量的官方数据分析比实际缩水了一半以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常常被人忽略的小规模捕鱼、非法捕鱼、其他不确定捕鱼以及被遗弃的副渔获物。

但不管你怎么分析，被捕鱼类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它们死得并不优雅。致使商业捕鱼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缺水导致的窒息，环境压力变化出现的身体减压，在巨大渔网中承受的数千条同伴的挤压，以及一旦上岸后即被取出内脏的现实。

不管你选择相信哪种说法，这些令人晕眩的数字似乎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每条鱼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它们不仅拥有生物属性，更有自己的生平传记。就像每条翻车鲀、鲸鲨、蝠鲼以及豹纹喙鲈都有独特的外貌特征，能够让你一眼从外表上辨认出来一样，它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而其中也体现了人和鱼类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生物学认为，每一条鱼，就像每一粒沙子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但与沙粒不同，鱼是有生命的。这一差别有着重要意义。当我们逐渐将鱼作为有意识的个体去理解时，或许会和它们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就像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不朽名言一样：“一切都没变，只是我的态度变了，于是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