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数通书简，一席交谈

——悼胡愈老

1986年1月16日晚饭后，我们一家人照例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突然，播音员宣布了胡愈老于当天11时15分溘然逝世的噩耗，我猛然一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几天，我正准备到他府上请他回忆潘汉年同志的情况呢！胡愈老为我题写书名的那本书，听说已经开印了，我还准备送到他府上向他老人家面谢呢！然而，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位杰出的文化战士，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从开始接触鲁迅作品的时候起，就熟悉了胡愈老的名字：我知道他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俊秀超卓的学生；我知道盲诗人爱罗先珂是通过他的介绍成为了鲁迅的朋友；我知道他撰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受到了鲁迅的推崇；我知道他跟鲁迅曾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同盟领导人开会时，他们两人一根接一根地吸着香烟，几乎用不着火柴。我还牢牢记得许广平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后记》中说过的一句话，这部煌煌巨制“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所以我一读到鲁迅的书，就会自然想到胡愈老的劳绩。

但是，我跟胡愈老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我所能回忆起的，只有我跟他几次通信和一次交谈的情况。

我跟胡愈老初次通信，是在1977年2月。我在信中提了两个问题：一、关于20世纪30年代“文委”（全称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情况。二、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情况。当时茅盾在《鲁迅研究资料》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说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他，征求他和胡愈之做发起人；又说鲁迅之所以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是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制定了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我请胡愈老对茅盾的说法发表意见。

胡愈老在同年2月3日的复信中答复了上述问题。他说：“关于30年代文委的情况，据冯雪峰同志生前告诉我，文委原来直属江苏省委宣传部。1934年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全部遭到破坏，只有文委还保留下来。1935年2月文委书记阳翰笙被捕后，由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后来周扬等人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即是以文委名义做出决定的。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文委亦消声匿迹。周扬等人于1937年8月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从此文委就不存在了。”对于茅盾的说法，胡愈老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文学研究会是1920年前后在北平成立的，发起人是哪些人，现在记不清。当时我和茅盾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我还没有认识郑振铎，所以决不会通过我请茅盾当发起人（笔者按：茅盾是说郑振铎写信给他，征求茅、胡做发起人）。后来郑振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文学研究会也迁来上海，我是在后参加的。记得当文学研究会在北平成立时，鲁迅已经和文学研究会密切合作，不过名义上不算会员罢了。如果说是由于《文官法》限制而不参加，我怀疑是否属实（笔者按：胡愈老原来写的是‘我完全不信’，后删去‘完全不信’四字，改为‘怀疑是否属实’）。”

大约是同年五六月份，我到南方出差，在杭州拜访林淡秋同志，向他请教关于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问题——1935年春，林淡秋同志曾任左联常委。林淡秋同志当时说：“提出‘国防政府’的口号跟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作用并不相同。我党当时提出建立‘国防政府’是对的，因为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提出建立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组成的‘国防政府’，就是要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打破它们的一党专政。文艺界的情况则不然，因为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国统区影响很大。解散左联，实际效果不好。记得解散左联后组织文艺家协会，开了两次成立大会：第一次在上海四马路上的大西洋西餐馆，讨论协会章程、工作方针……因为发生争执，会议没有开完，决定再开一次。第二次由郑振铎出面主持会议。国民党文化特务周寒梅动员了很多人来捣乱，乱提问题，无理取闹，郑振铎气得不干了。所以左联解散后，文艺家协会只剩下一个空名。这证明在文艺界建立统一战线，不扩大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

从杭州返京后，我于7月15日给胡愈老写信，介绍了林淡秋同志的谈话要点。胡愈老第二天就写了回信。他说：“文艺家协会我没有参加。据说成立会是在1936年6月7日召开的，那时我在香港，所以开会情况完全不清楚。成立会开过两次，这话也说不通。所谓第二次会，可能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成立会，那是在1937年8月初召开的，上海各大报都有详细报道，查当时《申报》就可知道。文化界救亡协会我是参加的。但这一次的会完全为潘公展、周寒梅所把持，并非文艺家协会。……据我的回忆，1936年鲁迅去世后，文艺家协会已无形解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没有人提了。林淡秋同志记起的第二次由郑振铎主持的成立会，要问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召开的。如确实是1937年8月召开的，那肯定是把文化界救亡协会误作文艺家协会了。”遗憾的是，此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其他方面，没有遵胡愈老之嘱查阅其他资料，也没有再跟林淡秋同志进一步核实。所以有关文艺家协会的问题，以及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至今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笔糊涂账。

同年年底，我大概是想写一篇纪念许广平的文章，其中涉及到以复社名义出版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情况。我对于复社的性质和成员情况不甚了解，便于11月25日写信向胡愈老请教。我在信中还开列了一份复社成员名单，其中有胡愈之、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胡仲持、黄幼雄、王任叔、吴耀宗、沈体兰、孙端璜、胡咏琪、冯宾符、陆蠡、蒯斯熏、吴子良、施从祥……共计16位，不足20人之数。我请胡愈老核实增补这份名单，因为搞清复社的情况，对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是有价值的。胡愈老在12月14日写了回信。他说：“复社是193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地下出版机关，做了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这两件事，并不是一个社团。参加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上海抗日救亡团体联合会（公开称为‘星二座谈会’）的成员。这个团体到1938年（我已离开上海）人数陆续增加，因为是不公开的，所以我也只能记得其中一部分。你所开列的16人中，陆蠡、蒯斯熏我不认识。除此16人，我能记得起的，还有张宗麟、梁士纯、梅益这三个人是比较重要的。复社后来被法捕房查封，所以出版《鲁迅全集》时不再用复社名称，而用鲁迅纪念委员会。”

1978年8月17日，我因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之约编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史料，写信向胡愈老请教关于同盟的性质、机构等问题，还抄录了一份上海纪念馆保存的同盟31位成员名单，请胡愈老提供他们的基本情况。胡愈老在18日复信说：“民权保障同盟肯定是党的外围组织。据我当时所知，它是共产国际所组织的国际的群众性组织，中文译成济难会，是为救济各国政治犯而设的。群众基础是各国工人。在上海早已有济难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民权保障同盟则为济难会的一分支，是公开的合法的上层组织，与英、美、法等国由罗素、巴比塞、爱因斯坦等著名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类似组织有联系。但这是我的猜想。冯雪峰同志生前也是这样说的。”

作为我国文化界的著名老前辈，胡愈老对于像我这样的后辈学子基本上是有信必复、有求必应的，而且复信十分及时，几乎是收到即复。偶尔晚复了一些日子，也总是事出有因：不是因要事延搁，就是身体不适。比如我1977年11月25日的那封去信，胡愈老12月14日才答复。他在信的开头解释说：“11月25日去信时，我正住医院，以致迟复为歉。”我读后极为感动。但记得有一次例外，那是我询问《译文》停刊事件。

关于引起鲁迅不快的《译文》停刊事件，已经有好多人问过胡愈老，“文革”中也有人找胡愈老做了调查。胡愈老明确表示：“这件事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事问题。”他解释说，1934年9月，由于鲁迅的倡导和筹划，生活书店曾出版《译文》月刊，以认真严肃的态度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一阵地培养造就新的译者。在当时文化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这个刊物好似戈壁中的绿洲，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1935年9月，《译文》出版已满一年，需要与生活书店续订第二年的出版合同。鲁迅为了培养新生力量，要黄源出面跟书店签合同，实际上是要黄源接任《译文》主编。书店从单纯营业观点考虑，担心鲁迅不当主编会影响刊物销路。9月17日晚，由协助邹韬奋代管生活书店店务的胡愈之和替生活书店主编《文学》月刊的傅东华出面，邀请鲁迅、黄源到新亚公司吃饭，同席的还有主持生活书店的邹韬奋、生活书店代经理毕云程、《译文》方面的郑振铎、《文学》方面的茅盾。当时书店方面提出《译文》第二年的出版合同仍由鲁迅签字，不赞成黄源签字，其他问题都好协商。鲁迅听了十分生气，没吃一口饭菜就放下筷子走了。胡愈老认为，这次冲突的起因，其实是黄源与傅东华之间的矛盾：黄源协助傅东华编《文学》时，傅就对黄不好；黄离开《文学》去编《译文》，傅更不高兴。鲁迅对傅有看法，很同情黄源。胡愈老不赞成把这件事看成政治问题，也不赞成把鲁迅跟生活书店的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当时，关于这件事还有三四种不尽相同的说法。我辑录后寄给胡愈老，希望他能进一步说明。不知是因为胡愈老不愿重复已说过的话，还是不愿多涉及当时进步文化人之间的纠葛，抑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我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我跟胡愈老虽曾多次通信，但面谈只有一次。那是在1984年1月13日。当时，我正为北京出版社撰写一本历史读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烈士之子杨小佛先生函请胡愈老为这本书题签，胡愈老欣然同意，并询问题签的具体要求。因此，我跟同事叶淑穗同志一起去东城汪芝麻胡同拜访胡愈老——叶淑穗跟胡愈老极熟。我们穿过他所住的四合院的庭院，走进胡愈老的客厅兼书房。胡愈老的夫人沈兹九女士坐在书房东侧的一张办公桌前，时而旁听，时而做些她自己的事。沈兹九女士是我国妇女界的著名活动家，她跟胡愈老共用一间书房兼客厅，可知他们在生活上是律己很严的。这一天胡愈老谈兴很浓，但时显老态。他的助听器的耳塞经常往下掉，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耳塞重新塞进耳孔；助听器的音量也总是调不好，忽而太高，忽而太低。胡愈老既要说话，又要忙于调整助听器，显得格外吃力。胡愈老的沙发旁还摆着一台很旧的负离子发生器。他说话气喘的时候，就凑近负离子发生器深深吸两口气，用以增添体力。记得胡愈老八十寿辰的时候，赵朴初先生曾写过一首《赠胡愈之翁为寿》的诗，开头两句是：“吾爱愈之翁，八十气犹旺。”但是，时隔八年，胡愈老的体质已经大不如前了。“风雷岁月催人老”，此言真是不虚！然而，我心头掠过的这片阴云很快就被胡愈老乐观主义的情绪驱散了。胡愈老笑容可掬，回忆起了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趣事。他说，1911年的1月20日，他雇了一只划船离开故乡浙江上虞，去投考15公里以外的绍兴府中学堂。当时的学制，每一府城设一中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是为绍兴八县而设的。清朝末年改变中学学制，分为文实两科，各四年毕业。绍兴中学的较高几班仍用旧制，不分文实科。只有二年级有实科一班，一年级有文实科各一班。他是“累弈书香”门第出身，在本县高等小学就学过大代数，物理、化学、博物、生理也都学过一点，对数理科格外感兴趣，因此“弃文就实”，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实科二年级破格录取。当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在实科二年级每周讲授一小时生理卫生。因为鲁迅曾留学日本，又剪去了辫子，所以同学们背后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假洋鬼子”。鲁迅在学堂是以严厉著称的，每天晚上都要到自修室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情况。胡愈老说，他当时不用功，晚自习时在桌面上摆一本书，书下压一张纸，在纸上写一些给同学取绰号的游戏文章——如《绰赋》。鲁迅发现了两次，把他的游戏文章没收了。放暑假前，鲁迅给学生写操行评语。有一晚，鲁迅离开了监学室，但窗户没关严。有几个同学想偷看操行评语。胡愈老当时身材矮小，同学们就把他抬上窗台，让他爬进屋里去偷看卷子和评语。胡愈老一看，他的学习成绩还好，但评语分未填。鲁迅在他的评语栏写了三个字：“不好学”。说到这里，胡愈老不禁笑起来，好像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这次会见时，胡愈老还谈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情况，并明确告诉我，他是1933年秘密入党的。鲁迅知道他跟党的关系。为了彼此的安全，他一直未去过鲁迅家，有事到宋庆龄家谈谈，或者通过周建人转达。为了不损害胡愈老的健康，我们不敢久留，大约谈了四十多分钟就起身告辞了。过了两天，我叫孩子去胡愈老家取来了他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题写的书名。我打开字轴一看，这八个字笔墨酣畅，遒劲有力，完全不像年近九十的老人的字迹。书名下胡愈老签名钤印，跟书名配合得当，成为了一幅完美的书法艺术品。我在兴奋之余，完全没有想到我跟胡愈老的初见，竟同时成了跟他的永别。

如今，胡愈老真是长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平易发谦光，温容蕴倔强”（赵朴初：《赠胡愈之翁为寿》）的长者形象将长留在我们的脑海，他毕生的劳绩将永存在我们崇高的事业中！

愿胡愈老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