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计划

第1章 “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

1891年至1906年期间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是深受克劳塞维茨“法国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一训示熏陶的。但这句名言令人扫兴。它指引的那条路，由于比利时的中立，是条涉足不得的禁途。何况比利时的中立，又是德国同另外四个欧洲大国所永远保证的。既深信战争必不可免，又认为德国必须在最有利的情形下开战，施利芬于是决心不容这个比利时的难题成为德国的路障。普鲁士军官有两类——颈粗如牛和腰细若蜂，而他属于后者。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个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比利时的中立，他认定，也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比利时，是英国的杰作，或者可说是它那个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一手创建的。比利时的海岸是英国的边境；在比利时平原上，威灵顿曾挫败自有无敌舰队以来英国遇到的最大威胁。嗣后，英国便决心把这块敞开无阻、容易跨越的弹丸之地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并且根据维也纳会议解决拿破仑战后问题的决定，征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将比利时划归了尼德兰王国。比利时人满腔愤怒，反对跟一个新教统治的国家合并，他们群情激昂，充满着炽烈的19世纪的民族主义狂热，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并就此引起一场国际争夺。荷兰人力争保持他们的属地；法国人急于重新吞并他们一度统治过的地方，也插手进来；至于俄、普、奥这些一心想把欧洲始终置于维也纳会议钳制下的专制君主制国家，则是磨刀霍霍，准备哪里有反抗迹象初露就杀向哪里。

帕默斯顿勋爵运筹帷幄，智胜了各国。他懂得，一块属地总是这个、那个邻国垂涎的目标；他懂得，只有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其完整的独立国家，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一个安全地区。经过九年刚柔相济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必要时的不惜动用海军，他终于摆布了逐鹿比利时的各国，并促成一份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远中立的国家”。这项条约由英、法、俄、普、奥五国于1839年签字生效。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此后的局面显然将是上述五国中的四个自然而然地以二对二的形式参加施利芬为之策划的战争。欧洲成了好似撤棒游戏中叠得盘根错节的木棒，抽动一根就不能不牵动其余。根据德奥同盟的条款，在奥俄的任何冲突中，德国负有支持奥国的义务；按照法俄同盟的条款，任何一方卷入对德“防御战争”时，双方均有义务对德采取行动。这些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它从事的任何战争中不得不同法俄两面作战。

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并无定准。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师出有名，它也可能参与对德作战。比利时有可能成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还是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以俾斯麦一得到英国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格莱斯顿（Gladstone）曾从交战国双方争取到一项条约，规定倘若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就将与另一方合作，及至协同保卫比利时，不过，将不参与全面作战。这条格莱斯顿公式最后拖的这句尾巴虽不无不切实际之处，但德国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制定这个公式的动机，在1914年不如在1870年那么起作用。然而施利芬却作出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施利芬在1906年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广无穷尽的纵深，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像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十五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算术，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六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

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Junker）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九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于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像这位伟大的、已经物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完蛋。按施利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能攻略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德国准备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达150万之众，六倍于1870年，在行动上需要纵深。1870年以后法国沿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构筑的要塞，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作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就提供不了将敌人迅速网入歼灭战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为数巨大的德军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的战争。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Flanders）平原则无一不备。比利时既有施利芬克敌制胜方案（侧翼包抄运动）所需的空间，也有规避他视为自取灭亡方案（正面进攻）的途径。

德国军事思想的先知克劳塞维茨曾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尽快早日决战定局事属至要。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

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施利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这位使他入迷的将军早已是一抔黄土。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施利芬写道：“可是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敌人的侧翼……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在施利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施利芬侵犯比利时的第一个计划制订于1899年。该计划要求横切默兹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作长途绕道，但毕竟较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为快。

施利芬没有足够兵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包抄的方式，从默兹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交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Oise）河谷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与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防御工事，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被吃掉。特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施利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的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施利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任者。

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唯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唯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von der Goltz）的著作《武装的国家》（The Nation in Arms）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的。”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施利芬之口，但事出费希特（Fichte）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最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施利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极端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像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可能也会提醒施利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施利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陈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地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像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像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还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位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预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偏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所有人都不倾向于为更其棘手的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施利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十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于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鉴于此，他们作出了同施利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Ardennes）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位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施利芬及其参谋部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六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施利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简单的普通常识的”。施利芬习惯性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施利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他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在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奥皇说，可以这样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利奥波德的贪婪成性是他的种种罪恶之尤，而德皇又认为贪婪会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设想了一条妙计——给他一份法国领土，诱他结盟。德皇每当对一个方案入迷的时候，总想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要是行不通，则又往往愕然失色，懊伤不已。1904年，他请利奥波德前来柏林，他以“世界上最温存的方式”同他谈论他尊贵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为他在阿图瓦（Artois）和法国的佛兰德与阿登山区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领地。利奥波德听了不禁“张大着嘴”，两眼直瞪。他企图一笑了之，提醒德皇说，15世纪以来已情况大变，他的大臣和国会无论怎样也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

这下可说错了，德皇大发了有数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国会和大臣胜过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与上帝混为一谈）。“我告诉他，”威廉后来对比洛首相说，“我不是好欺的，谁要是在欧战里不站在我一边，谁就是反对我。”他声称他是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学校里的丘八，他们都是抢在敌人前面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比利时不站到我这边来，我只好唯战略考虑是从了”。

这个说出了口的意图，这个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撕毁中立协定的威胁，把利奥波德国王吓得目瞪口呆。他乘车去火车站时遮阳帽竟前后错戴，他直瞪着他的随行副官，“好像受了一场什么惊吓似的”。

德皇的计谋虽告失败，但他仍然认为利奥波德会接受一笔交易，以比利时的中立来换取200万英镑。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个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后者对出手如此大方大为吃惊，不过德国军官提醒他说：“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施利芬的后继人，甚至在利奥波德于1909年被和他品质截然不同的侄儿阿尔贝接替之后，依然预料比利时的抵抗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就曾认为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将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

施利芬指派34个师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的6个师要是决意抵抗，就在进军途中把它们干掉，不过在德国人看来它们是不会抵抗的。德国人也确实急切希望比军不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最终打乱德国参谋部所热衷的时间表。反之，倘若比利时能默然置之，不仅会使德国避免将几个师的兵力拴在围攻比利时的要塞上，而且会消除公众对德国行径不满的舆论。为了劝说比利时不作无谓的抵抗，施利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让比利时面对一份最后通牒，责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铁路和部队”，否则就要它眼看着自己的设防城市遭到炮击。重炮已准备就绪，必要时就将炮击的威胁变为现实。施利芬在1912年写道，这些大炮日后在这场战役中不论怎样都是需要的，“例如，里尔（Lille）这个工业大城市就是可供炮击的一个极好目标”。

施利芬为了完成对法国的包围，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远及里尔。“你向法国进军时，”他说，“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而且，由于估计到英国的参战，他想广张罗网，好将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一网打尽。他对英国海上封锁的潜在力量要比对英国陆军更为重视。所以，他决心迅速战胜法、英地面部队，赶在英国敌对行动还未产生经济方面的后果之前就使战争早日定局。为此，一切力量都必须投入右翼，壮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众势大，因为每一英里的士兵密度决定着所能控制的领土幅度。

仅仅使用现役部队，他不可能有足够兵力既防御俄国人突破东部国境，又达到他迅速取胜所必需的超过法军的优势。但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也许还是个创新。他决定在前线使用后备军。按照当时的军事学说，只有最年轻而刚经过营房和练兵场艰苦生活与严格训练的人才适合作战；后备役军人，已结束他们的义务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认为是软弱的，战场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二十六岁以下的将编入现役部队以外，所有后备役军人将被组成他们自己的师旅，用以作为占领军和承担其他的后方任务。施利芬改变了这一切。他将二十个左右的后备师（这个数目随着每年计划的改变而有不同）加入到五十或五十多个现役师进军的行列。数字上有了这一增加，他萦绕于怀的包抄战略便成为可能了。

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在其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战的著述，改进他的计划，编写指导他的后来人的备忘录。他死于1913年，终年八十岁，临终时犹喃喃地念叨着：“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

他的继承人，忧郁怏悒的毛奇将军，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施利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如果说施利芬的座右铭是“要胆大，要胆大”，那他的则是“可别过于胆大”。他既担心他的左翼力量软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唯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甚至跟他的参谋人员辩论了同法国打一场防御战是否可取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主张排除了“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罢论。在入侵比利时问题上，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战。施利芬计划于是保存下来了。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每年都要向施利芬的临终嘱咐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

毛奇计划在左翼安排8个军，约32万人，守卫梅斯以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阵地；中路安排11个军，约40万人，借道卢森堡和阿登山区入侵法国；右翼安排16个军，约70万人，借道比利时进攻，先粉碎扼守默兹河通道的著名的列日和那慕尔（Namur）要塞，然后飞渡默兹河进入旷野地区，直抵河另一边的直线公路。进军的日程已预作安排。预料比利时人不会抵抗，如果抵抗，德军突击猛攻的威力可望慑服他们很快投降。日程表要求动员第12日前打开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鲁塞尔，第22日进入法境，第31日到达蒂永维尔（Thionville）至圣康坦（St. Quentin）一线，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一战争计划，其严格，其完整，犹如战舰的一纸蓝图。克劳塞维茨曾告诫说，军事计划倘不留有余地以防不测，将会导致灾难。因而德国人谨慎备至，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项，均一一作了准备。他们的参谋人员，在野外演习中，在军校课桌上，受过对特定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训练，料定他们对任何不测均可应付裕如。对各种难以捉摸而又充满危机的复杂情况，都已一一采取了万全措施；可是全则全矣，唯独缺一，即缺少灵活性。

尽最大力量打击法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这时候毛奇对俄国的担心也已逐渐减少，因为他的总参谋部在仔细计算俄国铁路里程之后，得出一个信条，认为俄国不会在1916年以前备战“就绪”。德国间谍关于俄国人有“1916年将有大事肇始”之说的情报，使德国人在思想深处肯定了这个信条。

1914年，两件大事使德国人的作战意愿到了摩拳擦掌一触即发的程度。一是4月份英国开始了跟俄国人的海军谈判，一是6月份德国完成了基尔运河（Kiel Canal）的加宽工程，它新造的无畏级战舰就此可以从北海通过该运河直接开往波罗的海。毛奇在5月间访问奥国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期间，得悉英俄谈判消息后曾对他说：“任何延迟都会造成我们胜利机会的减少。”两星期后的6月1日，他对埃克哈德斯泰因男爵说：“我们已准备就绪，在我们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