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王国维讲国学

历史是条长河。当我们回首溯源时，竟满怀欣喜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而且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唯有我们华夏文明。亘古以来，在她的光环下，华夏子孙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书写着一个又一个辉煌。然而，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华夏文明走向了式微，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总少不了一些博学鸿儒挺直的身影。他们超然于物外，笃心国学，甘做薪火相传的桥梁，传道授业的阶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发扬光大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历史是面明镜。今天，值此民族复兴之际，我们再次透过这面镜子，去回眸曾经的过往，并把目光定格在清末民初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定格在那些为传统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博学鸿儒身上，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翻阅他们的过往，去感受他们的苦痛，去体味他们的叹息。最终，我们把目光定格在了一个于国学研究十分全面、成就卓著且具有特立独行、忧生忧世性格之人身上。他被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甲骨四堂”之一；我国现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等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勿庸多言，稍微熟知国学史之人到此都会脱口而出，他就是王国维。不错，我们要介绍的人正是王国维。

首先，对王国维的生平做个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六岁（1883年）时入私塾就学；十五岁（1892年）时，以全海宁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二十一岁时（1898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文书。这可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此后，他在上海做过《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编辑；在武昌，为湖北农务学堂译述讲义及农书；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执教；在学部充学部图书局编辑和名词馆协修，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携全家避居日本。1916年回国后，于上海主编《学术丛编》，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为蒋汝藻（1877－1954）编撰藏书志。1922年，受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应诏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五月初三）上午，至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

由王国维的简介可看出，他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他多与穷困沾连，与忧患为伍。也许正所谓忧患立人，这反而成全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培养了他独特的目光和超于常人的思维，终让他在国学研究方面长人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国学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一生的著述多达62种，仅批校的古籍就逾200种。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诸方面。本书就是从这些领域中撷取部分精华，从美学、史学、哲学、文学、经学、戏曲、考据和教育八个方面，以兼顾今人视角的方式去加以阐释。从中，既能领略到《人间词话》带给我们的美感，又能体悟到“人生境界”带给我们的历史厚重感，还有大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深沉情怀……

由此书，你能体味到大师们出于文化关怀的忧患意识。面对国困民敝，西方文化在物质挟裹下长驱直入的现实，王国维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又理性的认识，并且有着自觉而勇敢的担当精神。他说：“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为此，他并没有从全盘西化的极端走向全面否定传统的极端，而始终以一种学术的心态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互融。

由此书，你能体会出大师身上的那种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这种精神，其实质恰是大量人格的写照。具体到王国维从事的考据学上，他特别反对穿凿与附会，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贸然“疑古”，而是结合新旧材料审慎地加以考证。他始终坚持学术独立、自由的精神，让学术研究不受权贵干扰，不受权威左右，成为超脱功利的净土。

由此书，你能学到科学的治学方法。王国维在考据方面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其本身合于“科学研究”的精神，而在具体实践中，的确是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其由此取得厚重而光辉的成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方法对后人来说，不仅具实用意义，也更有启谛意义。

由此书，你还能感受到大师的那种“忘我”的人格魅力以及于兵荒马乱、国难深重的年头，所迸发出的那种超脱功利的文人气节。王国维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钻营生计，不结交权贵，不希慕荣华，不期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钻研学问上，把做学问当作了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由此，我们看到了境界之美、古雅之美，知悉了“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懂得了培育“完全之人物”的重任……

因而，此书既可作为对大师的缅怀，更可作为熟读国学、重温历史、陶冶情操、树德明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材，更不啻为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