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本书记述了查理五世主动退位及之后他隐居在埃斯特雷马杜拉修道院中，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两年的历史。这本书主要围绕一个事件展开，可以这么说，该事件让历史上一位强大君主走下宝座，进入单调孤独的无所事事和认真虔诚的宗教修行中，并终此一生。可是用一整本著作的篇幅来记述这样一个事件，是不是有点儿太多了呢？

首先，这本书是关于一位伟人的，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40年后，以一种最不同寻常的方式退隐，放弃了广袤的统治领地。其次，即使他成为一名虔诚的隐遁者，直到去世，他一直都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存在。但是他真正的想法和末年的活动却鲜为人知，甚至完全被我们之前3个世纪的历史学家所曲解[1]。因此这本书的写作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它解释了这位君主退位的动机及其伟大之处，同时记述了他在隐居修道院的生活，重现了他隐居修道院期间对外界保持的影响力，以及他私下饶有趣味的隐居生活。

这位掌握第一个广布世界的君主国王权的统治者是如何自愿走下王位的？为什么他不再领导德意志帝国，不再统治西班牙、意大利和尼德兰，不再在地中海各岛称雄，不再占据非洲北方海岸及不再掌控美洲各大领地广阔的属地，而是选择在圣哲罗姆派教士们的身边，在修道院旁修建的小宫殿里度过余生？拥有雄心壮志的他在那个时代是何时萌生了这样独特的想法？他很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为何却很晚才将其实现？他是否真的像人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后悔他的退位决定，或者是对退位选择一直怡然自得并安然惬意于清静时光？他在尤斯特修道院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像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还是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对他所处时代频发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他一直都知晓其中大部分并且对它们进行决策，以作出应对准备或者给予建议？他的精神已经因繁重的工作和长期的疾病而疲乏不堪，它是否因查理五世潜心宗教而越发萎靡？或者他依然保有真知灼见、远见卓识和君王气度？正是因为目前史学家们可以查阅数量众多且真实可靠的文献，如今我们才可以准确地澄清这段史实。同时，披露这段史实也非常有意义。这些文献中有几本已经在最近出版，剩下的仍然未被发表。

其中最主要的文献是从锡曼卡斯的西班牙语文献中找到的唐·托马斯·冈萨雷斯（don Tomás Gonzalez）的一部手写著作。这部著作包括了查理五世的隐退计划，他在尤斯特修道院的居住、日常消遣，他生活的各种细枝末节，他病弱的身体情况以及他最后的疾患与死亡。该著作又名《查理五世大帝于尤斯特修道院的退隐、生活与死亡实录》。唐·托马斯·冈萨雷斯补充副标题《历史关系著作》。这其实是一段由非常重要且贵在真实的章节所构成的史实。这些史实源于信件，其中有查理五世自己的，他儿子腓力二世（Philippe II）的，他女儿唐娜·胡安娜（Dona Juana）公主（当腓力二世不在西班牙时，胡安娜公主曾代他统治过西班牙）的，以及一直跟随他到修道院的几位历史人物的，包括王室总管路易斯·基哈达（Luis Quijada）的，他的贴身男仆拉绍领主让·德·普佩（Jean de Poupet）的，他的秘书马丁·德·卡斯特鲁（Martin de Gaztelú）的，他的医生亨利·马特仕（Henri Mathys），该医生一直跟随他到修道院；还有曾经常去修道院拜访他的阿尔坎塔拉骑士团长路易·阿维拉·祖尼加（don Luis de Avila y Zúiga）和在查理五世弥留之际到访的托莱多大主教巴托洛梅·德·卡兰萨（Bartolomé de Carranza）。最后，还有西班牙首席国务大臣胡安·巴斯克斯·德·莫利纳（Juan Vasquez de Molina），他从帝都巴利亚多利德向查理五世汇报一切他所知的事件和经他审议的事务。这些信件或全篇呈现或节选插录在这本简短却公正中肯又极富意义的著作中。它们构成了一本名副其实的查理五世晚年起居录，给这段至今仍充斥着错误揣测的历史提供确凿的史实。

唐·托马斯·冈萨雷斯的著作有266张或者说532页，另外附有121张的附录（241页）。其中包括11个部分，这11个部分涉及了查理五世留给腓力二世关于如何统治的教导、他的退位、他的遗嘱、他的追加遗嘱、他在修道院的家具和珠宝的财产清单；还有关于腓力二世、教皇保禄四世（Paul IV）和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i II）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查理五世隐居于修道院期间爆发并持续。这11个章节中的7个章节已经在桑多瓦尔出版。只有四个章节是未被发表的——查理五世死后整理的财产清单节选，一些关于腓力二世和教皇保禄四世之间战争的信件与声明。

以上史料不为人知，对于历史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唐·托马斯·冈萨雷斯在收集这些史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距离尤斯特修道院不远的普拉森西亚的法政牧师，他聪明又识字，曾经被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委托负责整理西班牙的历史和政治档案。这些档案在1808年因法国入侵而被运到巴黎，1815年以后被重新放回到锡曼卡斯。这些丰富的文献真实重现了查理五世的伟大统治。冈萨雷斯认为，其中一些看法和行为，被一些本国或外国最富权威的历史学家忽略或者曲解。这让他萌生了根据确凿事实来写作，全面重现这段统治历史的想法。但是他很快在这个浩大的任务面前退缩了，转而仅仅再现最不为人所知的一段——查理五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这份手稿由作者在去世时留给他的兄弟唐·曼努埃尔·冈萨雷斯（don Manuel Gonzalez），他在1825—1836年间担任锡曼卡斯档案保管员。这份手稿也曾被呈给欧洲多个政府以待出售。但是由于这份著名手稿的卖价曾高达1.5万法郎，尽管后来降至1万法郎，也长期无人问津。最终在唐·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将这份手稿价格降到4000法郎之后，才由法国政府于1844年4月购入。从此，它便被存放在外事档案中。

这份手稿被法国购买之后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最近刚刚在巴黎和伦敦出版发行的2本有关该时期和主题的书，它们的作者也曾查阅了这份手稿。它是斯特灵先生（M. Stirling）创作《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的主要依据，该书引人入胜，自1852年出版后，已经在英国再版3次；它同时也是阿梅代·皮肖先生（M. Amédée Pichot）最近刚出版的《查理五世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编年史》的写作基础。这份手稿使得历史学家们可以了解历史事实，最终让大众得以知晓历史真相。

这份未发表过的手稿如今由一份同样珍贵的印刷书籍补充完整。该著作由比利时王国文献学家查盖先生（M. Gachard）完成，他已经在当代发表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历史著作。目前他将一些公函和文件（这些资料是他于1843和1844年在锡曼卡斯浩渺的史料库里被允许复印的），汇编在了这本名为《查理五世在尤斯特修道院的隐居与去世》书中。在这部史料丰富的著作中，第一卷即包含了237份文献。其中第一份是1556年9月29日，即查理五世到达西班牙第二天从拉雷多写的信，而最后一份是基哈达于1558年12月13日也就是查理五世去世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写给腓力二世的信函。

我们可以将这一卷新颖的著作看作对唐·托马斯·冈萨雷斯的手稿在某些方面的补充，同时该书第二卷也即将出版。除了这份手稿中缺失的几份极具价值的文件，盖查先生还全文收录了一些信件，其中包含了来自皇帝本人、王室总管、他的秘书、医生以及国务秘书胡安·巴斯克斯（Juan Vasquez）等人的信，而对于这些信件，唐·托马斯·冈萨雷斯通常只是以节选或以分析的形式将这些信件插录在他的手稿中。但是另一方面，唐·托马斯·冈萨雷斯的手稿中也包含了盖查先生没有在其著作第一卷里收录的一些文件。而这两本著作都出现在了本书的引用中，因为本书充分吸取了两本著作的内容：唐·托马斯·冈萨雷斯的手稿已经于1844年起可供我们查阅使用，而盖查先生则非常愿意在文选内容出版后将他的书稿交于我们阅览。对于这点，我们务必谨记查盖先生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礼遇，对此我们向他表达无尽的谢意。

这两本著作对于想要著述查理五世退位后历史的人来说，也同样必不可少，但是它们并非当今唯一可以满足大众对于这位伟大君王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好奇心的文献。各种类型的文献，包括国书、政治或者私人信函、外交谈判、官方文件，还有敏锐且精明的观察者所著的实录被欧洲不同的档案馆公开进而被印刷出版，如莱比锡的《查理五世大帝的信函》、维也纳的《费迪南一世史》、马德里的《西班牙史未出版文献集》、佛罗伦萨的《威尼斯外交官见闻实录》、巴黎的《枢机主教格朗维尔国家文书》。

这些饱含一定政治色彩的文献明晰了查理五世生活的各方面以及他的性格，除了这些文献以外，4年前在布拉班特封建宫廷档案里还偶然发现了一份新的详细记载了他在尤斯特修道院的宗教生活的实录，这份实录由该修道院的一名教士所著。这位无名圣哲罗姆派教士的著作比修道院院长马丁·德·安古洛修士（fray Martin de Angulo）的记述更加全面且详尽，尽管后者是桑多瓦尔著作《查理五世大帝尤斯特修道院的生活实录》的唯一引用文献。马丁·德·安古洛修士只见证了查理五世大帝在尤斯特修道院的最后4个月时光，而这名无名修士在查理退隐尤斯特修道院之前一直到其死后都生活在那里，并且当查理五世的遗体于1574年被安葬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l' Escurial）时，他也一直追随左右。腓力二世时代的约瑟夫·德·西贡萨修士（fray Joseph de Siguenza）参考查理五世时代的两人（即无名修士和尤斯特修道院院长）留下的实录，写作圣哲罗姆教派历史中关于皇帝在尤斯特修道院定居那部分——巴卡岑先生（M. Bakhuizen van den Brink）用法语对他发现的这篇手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同时这篇手稿的西语全文将会由盖查先生在他文集的第二卷中出版。我也曾经参考了这篇手稿以及桑多瓦尔引用过的马丁·德·安古洛修士和约瑟夫·德·西贡萨修士的手稿。但是，我认为对于它们的借鉴应当有所保留。因此，当查理五世身边教育程度更高和经考证真实存在的仆人的见证实录与这些修士的记录有出入时，我更愿意相信前者。

在这些新发现的文件与之前的旧有文档的基础上，我尝试用我的方式，重新梳理这段伟大生命中不同寻常的最后一段时光。我能够确定查理五世萌生退位的具体时间点，绝不是依靠那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而是依据查理五世的金口玉言。早在35岁时，他就已经决意要遁世退隐。彼时他是富甲天下、权倾一时的君王，尚未经历鳏居和败北之苦。该考证也印证了此后葡萄牙大使洛伦佐·皮雷斯·德·塔沃拉（Lorenzo Pirez de Tavora）写于1557年1月16日的从未发表过的快信内容。这通快信是在查理五世退位归隐到尤斯特修道院前20天，葡萄牙大使与查理五世在哈兰迪利亚（Jarandilla）城堡会谈后写出的。此处特别感谢圣塔伦子爵先生（M. Vicomte de Santarem）在与我沟通中对我的提点，他通过敏锐的判断力来运用他所掌握的关于葡萄牙与欧洲各国的通信，尤其与西班牙的通信。

查理五世退位前夕以及从他退位到去世的这段历史，已经有几篇在1852年11月到1854年3月发表在《学者杂志》（Journal du savants）[2]上的文章中有所涉及。目前我已经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新的扩展并且确定了终稿。尽管退出了政治舞台，查理五世并没有从历史中淡出，即使他归隐到修道院，他仍被事务缠身，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也因为这些事务而未得一刻真正的清静。在退隐修道院后，他仍然关心战争，为西班牙内部受到威胁的宗教正统性而不安，同时政治计谋也使他无法平静。教皇、法兰西国王、葡萄牙国王、纳瓦拉（Navarre）国王、西班牙国王、英格兰女王、卡洛斯（Carlos）王子、阿尔伯公爵和吉斯公爵（les ducs d'Albe et de Guise）、萨瓦公爵埃曼努埃莱·菲利伯托（le duc Philibert Emmanuel de Savoie）、法国陆军统帅安内·德·蒙莫朗西（le connetable Anne de Montmorency）、艾格蒙特伯爵（le comte d'Egmont）和泰尔姆元帅（le Maréchal de Thermes）都曾以各种方式到访修道院，同时这段历史中也提及了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Autriche）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同时很多的谈判和重大事件都是在尤斯特修道院里完成和准备的。意大利战争和法国战争，圣康坦（Saint-Quentin）和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的战役，加莱（Calais）和蒂永维尔（Thion-ville）围城战以及土耳其人的海军成就都在修道院有所回响，即使身处这里，查理五世对其中之事也有所知晓或是给予建议，他对世界舞台上所上演的一切并非一无所知。这部记述查理五世在修道院生活的著作，总体来说是对查理五世私人生活的研究，同时本书还以身处修道院中的，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角度和判断，勾画了该时期的整幅历史宏图。

1854年6月24日

注释：

[1]此处是指作者所处时代之前的3个世纪，即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历史学家。——译注。

[2]世界上最早的期刊，也是最早的科学技术期刊，于1665年1月5日由法国议院参事戴·萨罗律师（Denys de Sallo）创办于巴黎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