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多才子，川中出奇人，可很难出现绵延的家学与学派。这一现象，可以从扬雄《法言》《太虚》对后世影响找到部分原因。蜀人呼“一”为“蜀”，扬雄《方言》说：“一，蜀也，南雄谓之独。”所谓“一者，道也”，标举其峭拔其上、独立于世的雄奇。
1843年盛夏时节，曾国藩入川，写有《初入四川境喜晴》七律一首，其中有“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名句，昭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楚地的生意经与蜀地高蹈的英雄气场。这个话所指的源头，自然是在蜀汉三国那里。
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面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
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封土呈驼峰形，高度约为5米，陵墓周长约60米，地面早无建筑）；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位于成都市北郊约7公里的磨盘山南麓）。其中所建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毫无疑问，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的、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
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在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有了惠陵，后来在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候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这便是唐朝诗人雍陶对其气场的描绘。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一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小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土皇帝”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
在成都城内就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如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之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在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但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位居坤卦的天府之国，成都的城南风水之所以出类拔萃，看来均是事出有因的。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为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了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
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南宋《方舆胜览》记载：“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了，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的西偏稍南，君臣紧紧相依。《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了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即认为：“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
衣冠庙、洗面桥和桓侯巷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这三个地点，说的就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巧的是其中有两个都是衣冠冢。
衣冠庙位于成都南门外神仙树街附近。当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后，尸首取不回来，蜀国百姓只得堆土为衣冠冢。冢前有庙，则称衣冠庙。《四川通志》记载，这是刘备用衣冠招兄弟的魂，再葬于此。从这一记载分析，衣冠庙应该在蜀汉时就存在了。后来，关羽自宋徽宗始就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衣冠庙也得到修葺，但到明朝末期基本上已经毁坏殆尽。到清初重建，进入民国后，逐渐残破不堪。在1950年之前，墓、祠全部毁灭，这成为仅留其名的历史陈迹。
与衣冠庙相连的是洗面桥街。
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时，走到附近桥下，都要捧一把河水洗脸，以示虔心：他是渴望通过滔滔东去的锦江水，带去对死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的二弟的思念。洗罢，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地名。而在玉泉街和小关庙街，都有奉祀关羽的祠庙。
另一个衣冠冢是三弟张飞的。张飞谥“桓侯”，后人在万里桥与衣冠庙之间择地建立了纪念祠堂和衣冠冢，那条巷子即因此而得名。但该祠早已湮没。张祠在巷子的东南方向，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与他二哥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刘关张三弟兄，当初结拜创业，情深义重，可谓感天动地，所以两千年之后，他们在成都的地望上还密切相关，彼此拱卫。
旧时，提督街有清初修建的三义庙（1997年因城建需要整体迁建于武侯祠内），四进五殿，里面曾有一副佳联：“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称赞刘备、关羽、张飞结义，共图大业的情义，说他们三个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以至千秋共同享受祭祀。但彪炳千秋的，还是“义”。
赵云墓与子龙塘
赵云墓位于四川省大邑县东郊1公里的锦屏山。冢大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康熙年间镌刻的墓碑，上刻“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赤胆永佑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匾文：“永烈千秋。”当时在墓前另建有子龙庙，为明朝兴建的三重殿宇，塑有赵云以及儿子赵广像。由于赵云广受乡民爱戴，墓地保护较好。阳春三月，乡民就在子龙庙举行庙会，歌舞杂耍，茶棚酒肆，异常热闹。
和平街原名子龙塘，俗称“子龙洗马池”，相传是赵云故宅遗址。有占地6600平方米的池塘，可以泛舟，塘坎上立碑“赵顺平侯洗马处”。晚清，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写有对联：“两字勋名高北岳，千秋大义谏东征”，从大节出发评论蜀汉英雄，赞美赵云名望和功绩高于北岳的大将军，无愧于“顺平”（四川省文史馆张少成先生特意指出，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二字谥号。清嘉庆时（1815年前后）为周氏世居，同治时期房子易主，建为芙蓉池馆，楼台亭榭皆依地缘而构造。四川总督骆秉章死后，提督周达武购此屋建祠奉祀，街名亦改称骆公祠街。清末改祠为迎宾馆，民国时改建为小学；池畔的祠堂短期作为成都市参议会会址。1950年以后池子被填平，改称和平街。
民国时期，侨居四川的洋人尤其是日本人，祝贺、迎送亲朋或者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满城内的关帝庙以及东南方向的望江楼举行。并非为了纪念蜀汉英雄，而是那时这些地方逐渐具备“公园”的交际功能。
黄忠墓
刘备在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223年黄忠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三国志》里并未有过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价，但为何成都的黄忠墓颇有些不一般？
清道光五年（1825年），被授为湖北天门县县令的学者刘沅，在成都西郊化成桥侧鸡矢树村的自家农田内，相继出土发现了“黄刚侯汉升之墓”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文物，他认为尽管黄忠死在定军山，但依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也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能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村，现在既有墓碑，那就理应修复。
刘沅主持修墓建祠，墓地侧立有黄忠像，命其子刘桂文撰写楹联：“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惟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对联肯定了黄忠在北伐中原的多次征战中，攻城略地，为刘备称汉中王奠定基业所立下赫赫战功。然后，又再介绍祠墓与南郊汉昭烈庙遥遥相望，老英雄的功业与祀祠同高。此地后称为黄忠坟，一度为黄忠大队，今为黄忠小区。“文革”中，黄忠墓被毁。另据民国初年隐沪山人的《拍案惊异记》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成都东门外掘得一座古墓，谓之黄忠墓。华阳县知县郭志曧亲往查验，看见一方刻有汉隶的石碑，古意盎然，字径方寸，笔法古朴：“汉赠大将军黄忠之墓”。此聊备一说。
从地望而言，蜀汉五虎上将层列，拱卫其外，先主刘备依托诸葛亮，他那“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政治理念，成为后世敬仰的施政品德。
……
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原（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开始。蒙文通先生《巴蜀史的问题》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他主张“农业是从江原入成都平原的，江原、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如果说古蜀文明是从一个“三角地带”开始的，那么，蜀汉文化遗址的“铁三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蜀汉文化核心区域是成都的心灵、神韵和独特风俗的实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