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至今，自从有了人类，便开始了与疾病的抗争，就有了医药卫生活动。但是，那一时期的医药卫生活动是和人民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宗教活动混杂在一起的，还没有自成体系，也没有专职医生，更没有系统医学教育，基本处于一个自然存在与发展的状态。

《左传》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薄水浅……其恶（疾病）易见（结成）”；《礼记》中也说：“疾病，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殷墟遗址中已有畜圈、厕所和水沟。距今约3200年前，我国已有这样丰富的记录和实物，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实属少见。

当时人们在婚姻制度上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周礼》云：“礼不娶同姓”，并说：“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左传》亦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能辩认的疾病有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舌、疾鼻、疾腹、疾身、疾足、疾育、子疾等。已初步按人体部位记述病名，如甲骨文中有与“龋”相应的字，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虫所蛀；《说文解字》说：“蛊，腹中虫也”，这里蛊表示腹中的寄生虫；对疾病和病状的描述还有耳鸣、蛀齿、下痢、失明等。

对疾病与季节的关系有了较多的认识，如《周礼》云：“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也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记载。

这一时期，也积累了一定药物知识，药品种类越来越多，并开始对药物进行初步分类。《周礼》载“五药”，指“草、木、虫、石、谷”；《诗经》记载有车前草、益母草、枸杞、艾等50多种药物；《山海经》记述的药物多达146种，其中包括植物药59种、动物药83种、矿物药4种，可治数十种疾病。

《周礼·天宫》记载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四科：食医（营养医生）负责宫廷饮食（设中士2人），疾医（内科）治疗内科疾患（设中士8人），疡医（外科）治疗肿瘤、疮疡、金疡和折伤（设下士8人），兽医治疗兽病（设下士4人）。可以说，这是我国医学上最早的分科，是以后医学教育专业设置的萌芽和基础。

由于此时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局限，很多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解释，尊神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卜卦的贞人是巫师，诊断病的医生也是巫师，有时一人身兼两职。但是，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崩溃，以及否定天命、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人们开始对神权迷信统治和鬼神致病观念发生了动摇，巫医势力渐趋衰落，巫与医也逐渐分离。

“师带徒”是这一时期医学教育的主要方式。专业从医人员把自己所积累的医药卫生经验和知识传给弟子。《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见当时人们对医生的实践经验和一脉相承的技术传承之重视程度，也说明当时医生带徒弟之盛行。

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朝我国便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医事制度和卫生组织，出现了专职医生（御医），且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司理医药卫生活动。在医生管理方面，要求“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即要求医生对那些经过治疗未愈而亡的病例，分析其原因，并整理成病案，向上级医生报告。这大概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病案书写方面的规定。这一时期对医生实施考核制，作为评定等级、确定待遇的依据。这种考核制，对推动我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活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