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兰教授的学术思想，源于充分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医家的丰富思想和学术见解。如林兰教授提出的最为著名的糖尿病“三型辨证”理论，其形成过程和理论渊源即来自古代医学思想和典籍。

在中医古典文献中，《黄帝内经》即有“消渴”的记载，后世对其症状、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多有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记载的“消渴病”主要是指西医学的糖尿病，而“消渴证”则涵盖了西医学中的糖尿病、甲亢、尿崩症以及其他内分泌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均以口渴且饮水不解为特点。

在病因病机方面，《素问·奇病论》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逆，转为消渴，谓之食亦”；《素问·阴阳别论》“二阳结谓之消”；《素问·气厥论》“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灵枢·师传》“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消渴》中说：“酒面无节，酷嗜炙……于是炎火上蒸，脏腑生热，燥热炽盛，津液干燥，渴饮水浆，而不能自禁”；清杨乘六在《医宗己任编·消证》中说：“消之为病，原于心火炽炎……然其病之始，皆由不节嗜欲，不慎喜怒”。综上所述，中医学强调，消渴的病因多与饮食不节、酒色过度、精神因素及体质因素有关，津亏燥热是发生消渴病的基本病机。

关于消渴病的辨证治疗，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创立了清热滋阴治疗消渴病的基本法则，书中“消渴门”共52方，其中含天花粉的有23方，含麦冬16方，含地黄12方，含黄连10方，含玉竹5方，含黄芪4方。宋代王怀隐等所著《太平圣惠方》明确提出了“三消”一词，云：“夫三消者，一名消渴，二名消中，三名消肾”。并依证候表现，将消渴病分为14种证侯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以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清热滋阴为主。

金元时代，刘河间对消渴病的病因病机提出“燥热”学说，归纳出治疗消渴的原则“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明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中津液之衰”，抓住了消渴病病机中的“燥热”和“阴虚”两大要害，颇受后世推崇。朱震亨综合金元各家学说，发展了滋阴理论，在治疗大法上，以滋阴降火为主要依据。

消渴病的辨证论治发展到清代趋于成熟。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消渴》说：“三消一证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虚阳亢，津涸热淫而已。”明确提出了阴虚燥热的观点。在用药上，养阴药占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创玉液汤并注云：“消渴之病，多由元气不升，此方乃升元气以止渴也，方中以黄芪为主，得葛根能升元气，而又佐以山药、知母、花粉以大滋真阴……”对消渴病的治疗有重大影响。在历代众多医家中，对林兰教授学术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朱震亨、张锡纯两家。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赤岸镇）人，是我国金元时期著名医家之一，创立滋阴学说，被后世誉为“滋阴派”的创始人。因家乡有条美丽的丹溪，故人们尊称他为丹溪翁。

朱震亨小时候读书能过目成诵，日记千言，文章词赋，一挥而成。年稍长，听说著名的理学家许文懿在东阳八华山讲学，专门传授朱熹的理学，即前去投奔学习。他对许文懿非常崇拜，跟随其学习了数年，学业大进，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儒者。

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老母患上严重的胃病。他延请了许多医生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受当时风气影响，盲目搬用《局方》，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他立志学医，日夜攻读《素问》。以前他也曾读过《素问》，觉得“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因而“茫若望洋，淡如嚼蜡”。这次他又取《素问》研读，经过三年的钻研，“似有所得”。又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母亲的病终于被他治好了。

后来，他的老师许文懿也患了重病。他对朱震亨说：“我卧病已久，非精通医术的人不能治好，你聪明机灵，能不能学医呢？”朱震亨慨然说：“我如精通医术，也是仁民爱物。虽然不当官，也似当官啊。”于是他抛弃所习的“举子业”，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

当时社会上盛行南宋官方制定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朱震亨开始下苦功研究，手抄一册，“昼夜而习”。但随后他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他还攻读张子和的著作，与《内经》《伤寒论》比较，发现“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不同。”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古方和今病的矛盾？怎样认识张子和汗、吐、下三法？怎样处理攻补的关系？朱震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决定离开故乡，到外地去访师问道。

朱震亨出游的几年间，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真是“负笈寻师，不远千里”。1322年，他辗转来到武林（今杭州），得知这里有位名医叫罗知悌，具有真才实学，医术高明，便要拜他为师。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在朝廷做过御医，不仅通晓刘完素之学，而且旁及李东垣、张子和两家。他在杭州名气很大，也很骄傲和保守，不肯轻易把医术传授给别人。朱震亨到罗知悌处，“趑趄三阅月”，“蒙叱骂者五七次”，但仍不灰心，“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终于感动罗知悌，答应收他为徒。这时的朱震亨已经44岁了。

朱震亨很尊重罗知悌，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细心观察，学习上有疑问就请教。罗知悌也非常耐心地讲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学说，阐述这三家的主要论点。他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无憾。”朱震亨听了，“夙疑为之释然”。在罗知悌的指导下，朱震亨认真研究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著作，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学说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医学理论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认识到“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他细心观察罗知悌诊病，发现跟《局方》完全不同。罗知悌不搬用《局方》，但药到病除，疗效很好。这是为什么呢？罗知悌告诉他：“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民之手，其何乎用？”经老师指点，朱震亨终于想明白了：《局方》不是不能用，而是要依据患者体质、起病原因等，做适当的调整、补充或修改，才能取得疗效。用药治病，最要紧的是对症下药。如果不问病情，照搬《局方》，那就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有偶然中病，难矣！”

朱震亨在罗知悌门下，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勤问多思，终于变得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他的老师许文懿非常高兴，说：“吾疾其遂瘳矣乎！”果然，在朱震亨的精心治疗下，许文懿治疗十几年也无效的“末病”终于被治愈了。数年之间，朱震亨声名远扬，“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

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主要倡导滋阴学说。《格致余论》共收医论42篇，是丹溪医论的专著，也是朱震亨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充分反映朱震亨的学术思想，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朱震亨在《阳有余阴不足论》文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学说。他首先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阴阳的变化。他说：“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又说：“日，实也，亦属阳；月，缺也，属阴。”由于“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阴常不足。”古人必二十、三十而后嫁娶，《内经》亦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又说“男子八八而精绝，女子七七而经断”。可见阴气之难于成，且人的情欲无限，此难成易亏的阴气，自然不足。何况，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两脏皆有相火，听命于心。“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龛然而起”，阴气无形中被消耗了。既然阴气难成，故朱震亨谆谆于保养阴气，教人“收心养心”“动而中节”，以免相火妄动而伤阴。又“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如“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五谷类、豆类、蔬菜、水果才是人的最佳食品。丹溪提出“节饮食”，是指节制饮用和食用烈酒、肥肉等肥甘厚味。

在临床治疗中，朱震亨强调“滋阴降火”。他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又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脾为消化之器，清和则能运”；“嗜酒则伤血，血伤则脾中之阴亦伤”，谆谆于脾阴的保养，充实了养阴理论。朱震亨又提出“其人素有火盛者，是水不能制火”的理论，与“相火者，……阴血愈耗，其升愈甚”相参合，说明朱震亨较深入地认识到阴虚火旺的病理机制。“滋阴降火”治则的确立，对后世中医发展影响很大。

朱震亨的弟子门人和私淑弟子根据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及平素所述，写成《丹溪心法》一书。该书卷三“消渴四十六”中提到，“天一生水，肾实主之，膀胱为津液之府，所以宣行肾水，上润于肺，故识者肺为津液之脏，自上而下，三焦脏腑，皆圉乎天一真水之中。《素问》以水之本在肾，末在肺者此也，真水不竭，安有所谓竭哉？人惟淫欲恣情，酒面无节，酷嗜炙煿糟藏，咸酸酢醢，甘肥腥膻之属，复以丹砂玉石济其私，于是炎火上熏，脏腑生热，燥炽盛，津液干焦，渴饮水浆而不能自禁。其热气上腾，心虚受之，心火散熳，不能收敛，胸中烦躁，舌赤唇红，此渴引饮常多，小便数少，病属上焦，谓之消渴。热蓄于中，脾虚受之，伏阳蒸胃，消谷善饥，饮食倍常，不生肌肉，此渴亦不甚烦，但欲饮冷，小便数而甜，病属中焦，谓之消中。热伏于下，肾虚受之，腿膝枯细，骨节酸痛，精走髓空，引水自救，此渴水饮不多，随即溺下，小便多而浊，病属下焦，谓之消肾。又若强中消渴，其毙可立待也。”附方十二首，即茯菟丸、麦门冬饮子、加味钱氏白术散、地黄饮子、加味八味丸、清心莲子饮、川黄连丸、玉泉丸、白虎加人参汤、调胃承气汤、三黄丸、六味地黄丸。

茯菟丸：治三消渴通用，亦治白浊。菟丝子十两，北五味子七两，白茯苓五两，石莲肉三两。上为末，用山药六两为末，做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下。

麦门冬饮子：治膈消，胸满烦心，津液干少，短气而渴。知母、炙甘草、瓜蒌、五味子、人参、葛根、生苄（即生地）、茯神、麦门冬去心，各等分。上呋咀，水煎，入竹叶十四片。

加味钱氏白术散：治消渴不能食。人参，白术，白茯苓，炙甘草，炒枳壳各半钱，藿香一钱，干葛二钱，木香，五味，柴胡三分。上作一服，水煎服。

地黄饮子：治消渴咽干，面赤烦躁。炙甘草，人参，生苄，熟苄，黄芪，天门冬，麦门冬去心，泽泻，石斛，炒枇杷叶。上每服五钱，水煎服。

加减八味丸：治肾虚消渴引饮。本方内减附子，加五味子。《要略》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者，仍用本方。八味丸：熟苄八两，泽泻、牡丹皮、白茯苓各三两，山茱萸肉、山药各四两，桂心一两，炮附子一两。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温酒送下，或盐汤下，妇人淡醋汤下。

清心莲子饮：治渴而小便浊或涩。黄芩、麦门冬、地骨皮、车前子、甘草各三钱，莲子、黄芪、柴胡、人参各三钱半。上呋咀，水煎服。

川黄连丸：治渴。川黄连五两，天花粉、麦门冬去心。各二钱半。上为末，生地黄汁并牛乳夹和，捣丸梧子大，服三十丸，粳米汤送下。

玉泉丸：治烦渴口干。麦门冬去心，人参、茯苓、黄芪半生半蜜炙，乌梅焙、甘草各一两，瓜蒌根、干葛各一两半。上为末，蜜丸蛋子大，每服一丸，温汤嚼下。

张锡纯（公元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人。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一位著名医家。他曾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在各地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的论文，在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声名远播，与当时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海内“名医三张”。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他一生的心血结晶，也是他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更是他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作为卓越的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锡纯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少时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读书之暇随父习医。1881年乡试落弟，即到天津正式进学。后长期在乡间教私塾，其间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开方治病，教学时文、医兼授。

1885年，他治愈了连当时的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正式应诊。虽然前来就诊者络绎不绝，但是他仍然以教书为业。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弟。张氏正值壮年，对于追求科举功名并不积极，于是开始广泛蒐集医书，勤奋阅读，学识日增。而西洋医学已在中国迅速传播。

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兴办西式学堂，张锡纯作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医学。他比较中西医学，认为各有长短，因而又自学西医，试图吸收西医之长以补中医的不足。十多年后，于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张锡纯年近五十岁，医名渐渐在中国传播。

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开始了专业行医生涯。1918年，奉天（今沈阳）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春，张锡纯携家眷至天津，收授弟子并开业行医。他初至天津便组织中西汇通医社，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思想。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在故纸堆中做学问。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他反对空谈，崇尚实验。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但却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医学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对临床病例的细致观察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的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向厨师求证。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黄，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本草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超越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字，读者常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空谈臆说。其中载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载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篇，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的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锡纯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述：“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方剂篇“治消渴方”中载方两首，即玉液汤、滋脺饮。

玉液汤：治消渴。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忌食甜物。生山药一两，生黄芪五钱，知母六钱，生鸡内金捣细二钱，葛根钱半，五味子三钱，天花粉三钱。

消渴之证，多由于元气不升，此方乃升元气以止渴者也。方中以黄芪为主，得葛根能升元气。而又佐以山药、知母、花粉以大滋真阴。使之阳升而阴应，自有云行雨施之妙也。用鸡内金者，因此证尿中皆含有糖质，用之以助脾胃强健，化饮食中糖质为津液也。用五味者，取其酸收之性，大能封固肾关，不使水饮急于下趋也。

滋脺饮：生箭芪五钱，大生地一两，生怀山药一两，净萸肉五钱，生猪胰子切碎三钱。上五味，将前四味煎汤，送服猪胰子一半，至煎渣时，再送服余一半。若遇中上二焦积有实热，脉象洪实者，可先服白虎加人参汤数剂，将实热消去强半，再服此汤，亦能奏效。

中医学很早就有关于甲状腺疾病的记载。将甲状腺肿大类疾病统称为“瘿病”或“瘿瘤”，将与甲亢有关的甲状腺肿称为“瘿气”。宋代陈言（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瘿瘤证治》中所说“夫血气凝滞，结瘿瘤者……随忧愁消长”，将甲状腺疾病的病因归结为与情志因素有关。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外集·卷五外科篇”中指出瘿瘤有“五应五脏”，提出应分辨虚实治疗，不能妄用化痰行气破坚之剂。

李梴，字健斋（一作楗斋），明代江西省南丰人。约生活于公元十六世纪。为邑庠生（秀才），负奇才。青年时期因病学医。但他不慕荣利，超然物外，致力研究医学，博览群书，医学理论渊博，临床经验丰富，行医于江西、福建两省各地，疗效卓著，赢得了病家的高度赞誉。晚年将其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学术心得，撰成《医学入门》九卷，于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刊行问世。

李梴以《医经小学》为蓝本，经过充实发展而撰成《医学入门》。《医经小学》是明代初年吴陵人刘纯所撰著。刘纯，字宗厚（一作景厚），是朱震亨的再传弟子。其父叔渊，是朱震亨的高足。刘纯因家学渊源，医学造诣颇深，除著有《医经小学》外，还著有《寿亲养老补遗》《伤寒治例》等书。

《医经小学》全书六卷，分本草、脉诀、经络、病机、治法、五运六气等六门。此书上取《黄帝内经》《难经》及仲景、叔和等人的著作，下辑刘、张、李、朱等医家之说，撮其精华，文字简约，缀为韵语，便于记诵，适合初学之用，故名《医经小学》。李梴在此书的基础上，补充各家之说，分类编撰，全书计九卷，首卷载医学略论、医家传略、经穴图说及运气、保养等问题。卷一叙述经络、脏腑、诊法、针灸等内容。卷二和卷三为本草，主要叙述六气为病及疮门的用药。卷四至卷八叙述外感、内伤、内科杂病及妇、儿、外各科的证治、用药和急救方。卷末附载有“习医规格”一篇。全书内容较之刘纯的《医经小学》更为丰富和充实，更切合初学者入门之用。

《医学入门》的正文部分是用歌赋体裁写成的，读起来抑扬顿挫，有节奏感，能够强化人们的记忆。如本草诗“葛根”：“葛根甘平善解肌，阳明头额痛乃宜，呕喝疟痢酒毒解，痹风胁痛亦能医”。方剂诗“白虎汤”：“白虎汤中用石膏，甘草知母本方妙，人参亦有加之用，热喝虚烦用米熬”。证治诗“腰痛”：“腰痛新久总肾虚，外感暴痛寒背拘，湿重痛者热烦躁，风牵脚膝强难舒，内伤失志腰膨胀，忧怒腹胁痛相须，痰难背胁积难仰，闪挫瘀逆夜偏呼，作劳血脉难周养，房欲悠悠或软如”。“杂病用药赋”：“风飘浩荡之气，无处不中；头面诸阳之会，有风先入；防风省风，莫善于顺气导痰，御风搜风，不过乎清心换骨……”“妇人、小儿、外科用药赋”：“妇人之痛，与男无异。经络气血，只见于胞络，癥瘕胎产，全属乎冲任。固经香附，四制七制或单制，通经导经，地黄养阴抑阴或滋阴……幼科未载素问，扁鹊始称儿医。夹惊夹积是主，出麻出痘尤奇……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却同内伤。托邪毒而不陷，分经络以用方……”

李梴儒而兼医，全书内容医文并茂，寓医理于诗词歌赋之中，极大地方便初学，所以后世一致称赞《医学入门》是一部较好的医学入门书。

李梴撰写《医学入门》是“博采诸家之说于前，而附以己意断之于后”。故书中之论，皆有所本。内伤疾病以东垣为法，杂病按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及丹溪治杂病之法，女科以《妇人良方》为本，小儿科以仁斋《小儿方论》为主，外科则宗《外科枢要》。李梴融合各家之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在《伤寒序》中说，“仲景伤寒立论，万世典也；河间暑温补方，三时用耳。至于传经直中，分别阴阳杂症，乃丹溪之独见，伤寒大义如此。然西北风高，伤寒者多，东南地燠，内伤者多，是以东垣又作《内外伤论》以辨之，伤寒之书，至此可谓全具备矣。奈何今之医者，或读伤寒一二，而不理会杂病、内伤，或窃内伤杂病一二，而不理会伤寒。主伤寒者专一发散，主内伤者专一温补，内外莫辨，杀人惯矣。陶节庵曰：‘医者不可一日不读伤寒，以活心源’。愚谓读伤寒而不读三子之书，亦不足以活心源。噫！三世四子之书，缺一不可。”这段话是李梴在勤求博采、独立思考之后提出的心得之谈。

《医学入门·脑颈门·瘿瘤》将瘿病称为瘿气或瘿囊。在病因发病方面，强调了情志因素：“原因忧恚所致，故又曰瘿气，今之所谓瘿囊者是也”。书中还提到，“旧分五瘿六瘤，惟薛立斋止言五瘤。盖瘿、瘤本共一种，皆痰气结成，惟形有大小，及生颈项、遍身之殊耳。……瘿、瘤俱内应五脏，药治相同。认为瘿虽无痛痒有虚实，散坚行气不可妄。瘿瘤或软或硬，无痛无痒，体实者，海藻散坚丸、海带丸；痰火盛者，舐掌散、神效开结散。此皆化痰行气破坚之剂，久虚者不可妄服。通用：初起者，十六味流气饮、单蜘蛛方；稍久者，蜡矾丸，常服自然缩小消磨。外敷南星膏。切不可轻用针刀决破，破则脓血崩溃，渗漏无已，必至杀人。”具体地提出了瘿病的分型及治疗方药。

陈言，字无择，南宋青田（今浙江省青田县）人。陈言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潜心医学，长于方脉，精于治病。他认为学医就必须知道“五科七事”。所谓“五科”，就是脉、病、证、治加上病因。所谓“七事”，就是脉、病、证、治四者，加上内、外、不内外三因。学医“七事”中，病因就占了三事，可见病因的重要性。所以他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

陈言所讲的三因，一是外因，二是内因，三是不内外因。内因，指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外因，指六淫，即寒暑燥湿风热；不内外因，指内因、外因之外的致病因素，如饮食劳倦、虫兽咬伤、金创压溺的意外伤害等。他说：“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废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他认为治病首先要“别其三因”，然后“随因施治”。

南宋淳熙甲午年（公元1174年），陈言与几位朋友一起讨论医学，他说：“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辨因之初，无逾脉息。”他取出《脉经》对大家说：《脉经》上讲，“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就是讲左手关前一分处是人迎脉，右手关前一分处是气口脉。人迎脉专候外因，气口脉专候内因。而人迎、气口两处都不应的，便是不内外因。如果能掌握这三因，对于疾病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朋友们都非常赞同他的高见。在朋友们的支持下，陈言便以三因学说为指导，撰写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又题作《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本书共十八卷，分一百八十门，收方一千零五十首。其中第十五卷讲的是瘰疬、瘿瘤、附骨疽、疔肿、五痔、疮疡、大风等。第十六卷讲的是斑疮、丹毒、瘾疹、胡臭漏腋、头痛、眼病、鼻病、唇病、舌病、口病、齿病、咽喉病、耳病等。第十七、十八两卷讲的是妇产科疾病、儿科疾病。

全书的编排，首先是总论，其次是“外所因”之病，再次是“内所因”及不内外因之病。论述上是以“三因”统诸病，从病证说“三因”。六淫之邪所造成的病证，一般来讲，病因是比较单纯的，所以第二至第七卷所述诸病证，都统于“外所因”之下。

有些病证，病因比较复杂，则于病证之中再分析其病因。如“失血”一证，分为“外因衄血”“内因衄血”“不内外因证治”“三因吐血”；“心痛”一证，分为“外所因心痛”“内所因心痛”“不内外因心痛”“三因心痛”；“咳嗽”分为“外因咳嗽”“内因咳嗽”“不内外因咳嗽”；“腰痛”分为“外因腰痛”“内因腰痛”“不内外因腰痛”等等。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议论纯正，理论结合临床实际，为历代医家所重。如吴澄《易简归一序》中说：“近代医方，惟陈无择议论最有根底。”曹禾《医学读书志》中说：“其方论典雅简赅，绝无冗鄙之弊。”直到今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对中医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书中，陈无择根据瘿瘤局部证候的不同，提出了一种瘿病的分类方法：“坚硬不可移者，名曰石瘿；皮色不变，即名肉瘿；筋脉露结者，名筋瘿；赤脉交络者，名血瘿；随忧愁消长者，名气瘿。”并说“五瘿决不可妄破决，决破则脓血崩溃，多致夭枉”，他在这里率先指出，不要轻易对瘿病的肿块施用针刀，以免引起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