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书籍汗牛充栋，然仲景之书体例却别具一格。其书被历代医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虽研究者甚众，但得其要领者甚寡，至令后世初学者难入门径。

从《伤寒论》序言中可看到仲景研究前人经验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在写作时显然是“淘汰旧训，精简众方”，要不然其内容何以如此简约。不难想象，仲景之书不是前人经验的简单积累，而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挥天才的智慧，提炼升华创作而成。《伤寒论》的真实价值何在？后人当如何解读？

经方的真谛在于方证对应、药证对应，研究经方必须从方证药证入手。

《伤寒论》通篇未谈具体疾病的治疗，其内容是条文式的，但全篇是一有机整体，前后条文有着紧密联系，纵览全篇不难发现仲景是将几十个常见症状与几十味常用中药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症状之组合即为证，药之组合即为方，两者相对即为方证相应。证以方名，方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用是方，处处展现的是方证一体的精神。即便是在《金匮要略》中，虽论及具体疾病的治疗，但其方证相应的精神一如《伤寒论》，与历代其他方书内容大不相同。

未入门径者，乍看《伤寒论》似乎不治什么病，但它所具有的治疗价值，却难以穷尽。此书历千余年而不衰，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仲景被称为“医圣”绝不是偶然的。

仲景的着眼点在于方证的组合与对应，而不在于具体的病名，虽有六病（后世习称六经）概念，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疾病名称。尽管历代医家对六病本质的认识不一，可经方家的临床效验却不容置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认识模糊，而临床疗效卓著的反差现象。因为不论六病的本质如何，都是以特定的脉证表现出来，历代真正的经方家，临证时无不着眼于具体的脉证。经方的症状组合非常严密，脉证变化与方药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其脉之浮沉，或强弱，口渴与否，汗之有无，往往一症稍变，则治法迥异。其方药组合则更加严谨，其方不仅药味组合有严谨的法度，其剂量更是丝毫不爽，达到很高的量化水准，即便是很常用的药物，亦不可随便增减。

同一时代的华佗，其学说经验亦相当丰富，在《华佗神医秘传》中记载了大量的有效方药，笔者曾试用确有效验，但仲景何以没有囊括当时流传的有效方药，而创立六病辨证，自成一体，其目的显然是要开创一种全新的临证思维模式，以解决那些用当时通行的治法及方药难以治疗的复杂病症。具体的疾病是个性的，特异性的，而一般的症状则大多是共性的，非特异性的。仲景超然于个性之上，着眼于这些缺乏特异性的共性症状，如发热、恶寒、体痛、口渴、心悸、小便不利等症状，但几个相应症状的组合往往便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证。从原文中不难发现仲景极少就单一症状确定方药，因为单一症状具有不确定性，缺乏特异性。从《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中看呕吐的治疗，不难发现这种方证对应的特点。如 呕而胸满则属吴茱萸汤证；呕而发热则属小柴胡汤证；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则属半夏泻心汤证。再如：太阳病，项背强 ，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 然，脉反沉迟，此为痉，瓜蒌桂枝汤主之。虽同为项背强 ，然兼证不同，治则迥异。

从这些条文中不难体会出仲景对于脉证的描述及选方用药的精确程度。仲景创制的方便是针对这种具有特异性的证。其实这些均是比较浅显的例子，而很多方证则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才能准确把握，正确使用。如《伤寒论》221条：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燥，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单凭脉浮而紧，则似麻黄汤证；见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则极似承气汤证；然脉证合参，则两者俱不可用。至于219条三阳合病，仲景独用白虎汤主之，则更显经方之奥义。汉唐之际其他方书，通常是一病罗列数方数十方，而各方常缺乏明确独立的主治指征，更缺乏辨证组方的理论阐述。绝大多数没有加减法则，初学者难以取舍。

仲景的方证药证不限于某种疾病，不论什么病，只要出现相应的方证药证即可选用，不仅有效，且疗效的重复性高。如《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载：治宋女，左侧颈部发现包块两月，诊断为“甲状腺左叶囊肿”，因惧怕手术而求诊。证见：神疲乏力，入夜难寐，手足清冷，恶寒，头昏，舌暗淡，苔淡黄而腻。辨为：瘿病，太少两感，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服药十余剂包块消失。此案并未拘泥一般瘿瘤多属痰气郁结，或火郁伤阴之常规。非擅用经方者难以领会此中意境。

再如《名医类案》载陶节庵治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医以犀角地黄汤等治而反剧。陶切其脉，浮紧而数，用 麻黄汤1剂，汗出而愈。

恩师黄煌教授治一女暴崩，久治不效。证见口渴饮冷，舌面干燥无津，脉洪无力。以 白虎人参汤加味调治而愈。

本人曾治一女，咯血间作二十余年近作1周，询其背寒冷如掌大，投 苓桂术甘汤，服药后吐冷痰数碗，胸膈畅快，血亦渐止。半年后曾复发，仍投原方而愈，随访至今未发。以上三案，治疗似未立足血证本身，而是着眼于相应的证，何以这些乍看起来与血证关系不大的证，却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纵观历代经方大家的医案，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经方家与时方家相比，临证思维方式及辨证的着眼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经方虽不是中医的唯一，却是中医的最高境界。这是平淡之中见神奇的一种临证思维方式，是经方活的、不变的灵魂所在。

仲景的方证药证寓含特殊规律，很多方证难以用后世方药理论来理解。诚如徐大椿所言：“学医学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说明经方的组成与应用指征皆具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学习经方即当努力遵循经方自身的特点规律来研究、认识、运用经方。

值得重视的是仲景的方证，不仅具有很强的特异性，而且具有优先性。即在一复杂的病症之中，有多重症状同时出现，而其中仲景所概括的方证往往是需要优先解决的。因此，熟练准确掌握仲景方证内容，在临床上面对复杂多变的病症，能排除次要症状的干扰，从中发现关键方证，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最根本措施。

仲景方证的可重复性已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明，不仅如此，仲景方证还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严谨性、稳定性以及简洁性。所有这一切优良的特性，正是促成经方得以流传至今、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内在因素。

历代医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伤寒论》，但大多重于义理，只有少数人重视方证、药证。特别是仲景未留下药证专书，未详细讲解药证，其药证内容寓于方证内，且散见于各方之加减变化中。仲景药证具有特殊的内涵，它既不同于《神农本草经》，亦不可用后世本草药性来理解。

黄煌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仲景原文为依据，采用分析、对比、归纳等方法，发掘仲景“随证用药”的规律，揭示仲景方证药证的具体内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质辨证等新内容，进一步完善充实了仲景的方证药证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先后著成《中医十大类方》及《张仲景50味药证》等书。这些书展示了仲景常用方药的运用指证，提供了打开经方秘密的钥匙，为初学者学习运用经方开辟了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