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是身体各组织中代谢较为活跃的组织之一。随着老化的表层角质脱落，基底细胞不断分裂、增殖，并向上移行。将药物实施于患部皮肤或穴位，针对局部靶器官，即表皮、真皮及皮肤附属器，增加了病灶部位药物有效的浓度，起效迅速，且不受胃肠道酶、消化液等的影响，避免了肝脏的首过效应和胃肠道的破坏；经皮释药还可针对系统靶器官，即全身各器官组织发挥治疗作用。局部发挥疗效的药物仅需通过释放和穿透两个步骤，而全身发挥疗效的药物则需通过释放、穿透及吸收入血液循环三个阶段。

“皮”与“肤”二字的渊源。在先秦，皮专指“兽皮”，而人的皮称“膚”（读fu），即“肤”，可见区别，两者不同。《周礼·天官》：“凡兽，入于猎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墨子·修身》：“畅之四肢，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荀子·告子章名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荀子·荣辱》：“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可见皮肤二字，中国医界先用“肤”，后用“皮”，到了汉代，“皮”字开始用于人的皮肤，且常常“皮肤”二字连用，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神农本草经》：“皮肤中热，风搔身痒”。《伤寒论》：“其身如虫行皮中状，此以久虚故也”。《金匮要略》：“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约成书于汉代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的皮肤病有疥、白秃、癣、息肉、面黑黚、瘾疹、血痹、肬、面皯疱、黑子、皮肤涩、毛落、阴蚀、面黑等病症；医学经典巨著《黄帝内经》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该书分《素问》与《灵枢》两册各9卷，共81篇，分别论述皮肤解剖、生理、病理、皮肤附属器及皮肤病的诊疗，其中65篇有“皮”字，专设“皮部”和“痈疽部”。

远古时期，人类出于本能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物质对某些病痛施行自发的治疗，以缓解痛苦为主，如用树叶、草茎等涂敷伤口而逐渐发现有些植物外敷能减轻疼痛和止血，甚至加快伤口愈合，并在偶然间发现了药物的作用。《周礼·天官》记载了以外敷药物治疗疮疡；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刑赤竭，以血涂之”，还记载了最早的酒剂外用。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多个篇章都载有关于外治的叙述，如《灵枢·刺节真邪》：“桂心渍酒，以熨寒痹”。汉代名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用黄连粉外治皮肤浸淫疮，王不留行散治外伤金疮。

晋代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用中药外治多种皮肤病的方法。如首次记载了用黄连、雄黄、水银等药制成水银膏治疗皮肤病，此外还记载了用紫草膏方治小儿头疮，用白蔹膏方治皮肤热疮，用五黄膏方治久病疥癣，用擦香膏方治面野胞，用白芷膏方治发顽等。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亦介绍了多种外治皮肤病的简易方法，如疠风用酢磨的乌贼骨敷之，白驳取鳗鱼脂敷之，白秃用藜芦、猪油搽之，漆疮用汉椒汤洗之等等，对黑膏药制法、条件、用具，均有详细记载。另外，至晋代已开始有了硬膏的制作和临床应用。隋、唐时期，名医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介绍了用丹砂、矾石、水银和铅硬膏等外治皮肤病的方法。其中，还载有“治痈久不瘥方：马齿苋捣汁，煎以傅之”等用药经验。明、清两代，皮肤疮疡外科名医辈出，各种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剂型和制剂不断增多，有力地促进了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如明·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有用纸贴剂和玉容丸外治皮肤病的记载，其中纸贴剂是将中药煎液或研粉后固定在文油纸上，用时视疮面的大小外贴患处。玉容丸是用甘松、白芷、防风、菊花、羌活等20种中药研粉加肥皂制成，是一种早期的药皂丸，用来早晚外洗治疗男女雀斑、酒刺及身体皮肤粗糙。《本草纲目·序例》详细描述了制膏程序。清代外科专著《外科大成》详细描述了皮肤病湿敷的操作方法和作用，曰：“以软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太干，带汤于疮上，两手轻盈，施压片时，帛湿再换，如此洗按四、五次，流通气血，解毒止痛，祛癖脱腐”。《疡医大成》记载了用布帛搽剂外治皮肤病的方法：“治痒块方，苍耳子、大枫子、硫黄、樟脑、雄黄各二钱，用芝麻一合，炒黑和研成泥，生布包药擦”。《理瀹骈文》应用辨证论治思想，总结近百种外治方法，以膏药为主，用药量大而药味多，分五官孔窍用药、腑穴用药、病位用药，其制药别具一格，多选气香力雄、辛窜透达之品以利渗透。

由此可见，在传统医学中，皮肤病外用中药很早就已得到应用，经过历代医家的反复实践，剂型和制剂得到不断充实、提高和发展，其中临床比较常用的传统剂型有水剂、散剂、硬膏、软膏、糊膏、油剂、配剂、洗剂、熏药、搓药、布帛擦剂等10多种。《医宗金鉴》云：“不时以原汁润之，盖借湿以开窍，干则药气不入，更添拘急之苦”。此处的“窍”指的是体表的细微孔窍，外治用的药就是通过这些细微孔窍渗透于体表、组织，直达病所。即清代名医徐灵胎谓“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胰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

长期以来，“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这一思想，指导着中药外治临床用药。人们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研究，中药外治新方法、新器具、新剂型不断出现，中药外用的功效多沿用内服的功效现代研究证实。但内服药经过许多间接作用而产生了中药内服的功效，因此需要我们对外用中药的功效进行整理、规范、提炼，通过建立中药功效与临床应用分析系统，结合动物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进一步规范中药的外用功效，建立与内服相对应的常见外用中药功效体系。

目前，对于中药外治整体病变机制研究的现代医药学基础研究普遍不足，中药外治局部病变虽能给以一些机制阐述，但单纯从成分作用特点尚不能很好解释中药良好的临床疗效。应在建立常见药物外用功效的基础上，依据穴位刺激，经络传感，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方法，运用各种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技术展开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药外治理论，深入开展方剂组方研究，从而更好指导中药外治的临床应用。

中药外敷制剂多为复方，且多用辛辣芳香、气味浓烈的窜透性药物和活血化瘀力强的药物促进透皮和疏通经络、脏腑，所谓“假猛药、生药、香药率群药，开结行滞，直达病所”，这是中药透皮内病外治的理论依据。内病外治法大体可归为药物外敷法、针灸、按摩、刮痧等，在外治手法上有敷、熏、洗、浸、擦、灸等。药物外敷法是用药物制成不同的剂型，施用于皮肤局部，利用药物的渗透性能直达病灶，而产生治疗作用。

外治药物按作用分类有清洁药、保护药、止痒药、止痛药、收敛药、消毒抗菌药等，治疗领域已由传统的外科正在向急症、儿科、妇科、内科、五官、皮肤、肿瘤等学科发展，由局部体表病变治疗向全身性疾病治疗发展。另外，对于一些疑难杂症采用中药外治法，有时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外治的实验研究、临床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药物的选择亦多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给药途径和药物吸收机制研究日趋深入。

药物透皮吸收给药系统是药剂学中一个新兴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是实验和发明时期，80年代是商品化时期。自从1981年首创的产品东莨菪碱透皮吸收贴剂问世以来，国外市场上相继已有近10种产品脱颖而出，特别是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烟碱、雌二醇、芬太尼、可乐定和睾酮等透皮制剂的投入市场，显示这种新剂型的优越性和发展潜力。角质层的紧密结构是皮肤限制体内外物质交流的主要屏障。体外物质透过角质层的速度也是经皮吸收的主要限速步骤，但在一定条件下某些物质可以有选择地透过角质层。一般而言，分子量小于300，带正电的物质，如果兼具脂溶性和一定水溶性则易于渗透。如能改善角质层的通透性可极大提高经皮吸收率。随着高分子药用材料的应用以及制药技术的进步，治疗皮肤病的常见外用剂型从古代的汤剂、粉剂，逐步发展为膏剂、洗剂、酊剂、油剂、散剂、溶液剂等，并进一步开发研制出了各种新剂型如涂膜剂、膜剂、巴布剂、贴膏、贴片等。将传统中医外治与现代透皮技术结合，如采用离子导入、微针技术、低频超声、脂质体、传递体及采用缓释控释剂型等，以形成的透皮治疗系统，将是全身性疾病外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1]冯松杰.从研究词义变化判断《内经成书》年代.中华医史杂志，1999，29（3）：149-150.

[2]司马迁史记.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孙星衍.神农本草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4]鲁兆麟.中国医学名著珍品全书.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5]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