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部分 生平和创作道路
一、早年生活
阿尔贝·加缪（Alben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和评论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1913年11月7日，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的蒙多维。他父亲是农业工人，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牺牲。母亲原籍是西班牙，先在橡胶厂工作，后当女仆，带着两个孩子，于是只能搬到阿尔及利亚的贝尔库贫民区。1918年，他进小学，获得奖学金；1923年入中级班；次年进入阿尔及尔中学。1930年，他患肺病，被迫辍学。肺病对他的一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他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谈论音乐、柏格森等。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在让·格勒尼埃的指导下接触到古今哲学家和文学家。1934年，他与西蒙娜·伊艾结婚，1936年离婚。由于生活困难，他很早就踏入社会，当过雇员和职员。1935年，他加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创建“劳动剧团”，既编剧，又当演员和导演。1936年，他完成毕业论文《基督教思辨和新柏拉图主义》，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加教师资格会考。
二、早期创作
1937年，加缪在阿尔及尔建立文化之家，并在阿尔及尔电台的剧团中当演员。他肺病复发，在萨伏瓦治疗，后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发表散文集《反与正》。这部散文集叙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同年，由于他在对阿拉伯人的政策上意见不合，被开除出共产党。1938年，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负责社会新闻、案件和文学报道，发表了评论纪德、尼赞、萨特的文章。1939年，该报变成《共和晚报》，他任总编辑，发表了关于北非人在法国的状况和卡比利地区贫困的报道。次年1月10日，该报停刊。5月，他发表《婚礼集》。这部散文集分为《蒂巴萨的婚礼》《捷米拉之风》《阿尔及尔之夏》《沙漠》四篇。第一篇歌颂阿尔及利亚海岸罗马废墟的景致，那里的苦艾酒呛喉咙；虽然这是天神居住的地方，却根本用不着爱神就能品味自然界的欢乐。第二篇描写捷米拉是一座死城，给人们展示了摆脱一切物质烦恼和思虑的世界。第三篇描写阿尔及尔是一座面向大海和太阳的城市，能令人感受到肉体的快乐。第四篇回忆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的旅行。这个地方让他知道了幸福不是同乐观，而是同爱情相连的；在这样美的大地上，人也是要死的。这部散文集表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但又有对死亡的恐惧，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6月，他来到巴黎，担任《巴黎晚报》的编辑部秘书。12月，他同弗朗西娜·富尔结婚。
三、成熟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加缪产生了重大影响，加深了他对现实荒诞的认识。他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期。1941年，他住在奥兰；1942年在当地的私立中学教书，肺病复发；6月中旬发表中篇小说《局外人》；10月发表随笔集《西绪福斯神话》，阐述他的荒诞哲学。《局外人》的情节如下：默尔索的母亲去世了，但第二天他遇到了玛丽，同她游泳、睡觉。他的邻居雷蒙因得到他的帮助，邀请他和玛丽到海滩去野餐，却遇到了几个阿拉伯人找雷蒙算账。默尔索独自回到泉边，在泉边遇到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掏出刀子，默尔索开枪打死了他。他在狱中同预审法官会见时，觉得像玩把戏一样；他感觉不到自己是罪人。检察官指责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天就谈情说爱云云，法庭判决他死刑。他不愿上诉，认为判决和生活都是荒谬的。
四、戏剧创作之一
1942年，加缪参加抵抗运动的组织“战斗”。这个组织把他派到巴黎，他进入伽利玛出版社。他在《苍蝇》彩排时认识了萨特。1944年5月，加缪发表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前者是五幕剧，也以生活荒诞为主题。加缪主要根据古罗马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约70—128）的《十二君主传》写成。主人公卡利古拉是古罗马皇帝，他在自己所爱的妹妹死后，发现世界是荒诞的，决定也玩弄荒诞的游戏，滥施淫威。对此，有人喝彩，而贵族在酝酿反抗。卡利古拉终于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毁掉一切，也会毁掉自己；战胜荒诞会采用暴力和杀人。于是，他自暴自弃，不想揭穿反对自己的阴谋，最后死于密谋者的刀下。《误会》是三幕剧，据一则社会新闻写成。母女二人在一个荒僻的村庄开旅店，杀害住宿的客人。她的儿子发财后还乡，未被认出，也遭毒手。做母亲的发现后，欲随儿子而去。她的女儿玛尔塔上了吊。
五、长篇创作
在此期间，加缪发表了四封《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要“阐明一下我们进行的盲目战斗，以便使这场战斗变得更有效”。1944年8月巴黎解放的那一天，《战斗报》出版第一期，他任该报总编辑。1946年，他到美国旅行，受到纽约大学生的热烈欢迎。1947年，他发表小说《鼠疫》。小说故事发生在奥兰：4月，城里开始流行淋巴腺鼠疫，市长做出预防措施：往阴沟里灌毒瓦斯，身上有跳蚤的人要去检查，病人要隔离。医生里厄遇到一些怪事：柯塔尔在上吊之前，用粉笔在房门上写上：“请进，我上吊了。”他被邻居救了下来。市政府职员格朗花了好多年写小说，只完成头一句。鼠疫无法控制，当局下令封闭城市。电影院生意兴隆，咖啡店也一样，橱窗上贴着广告：纯酒杀菌。公墓挤满了，火葬场不够用，人们在野外挖了两个大坑，一个放男尸，一个放女尸，后来连男尸女尸也不分了。帕纳鲁神父祈求鼠疫神施恩，但是无效，他也染上鼠疫死去。记者朗贝尔曾想回巴黎同爱人相聚，后来也加入战斗。来年1月，鼠疫渐渐缓和下来。里厄接到电报，妻子病逝。奥兰终于解除了鼠疫威胁，但里厄知道，鼠疫并没有消失，它潜伏起来，几十年后会给一个幸福的城市带来死亡。这部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累计发行了500万册。
六、戏剧创作之二
1948年10月，加缪的剧本《戒严》上演。这是一个三幕剧，发生在加的斯。鼠疫以人的面目进入该城，他的秘书是死神，他迫使总督让位。城门关闭，荒谬、恐惧、专制笼罩全城。无政府主义者纳达幸灾乐祸，大学生迪埃戈则组织反抗，鼠疫节节后退。这时抬来迪埃戈的未婚妻，若要救她，他必须放弃斗争，离开城市。迪埃戈因拒绝而死去。他的死却使未婚妻再生，城市获得自由。1949年，加缪从南美回来后肺病复发，休息两年。1949年12月，他的《正义者》上演。这是一个五幕剧，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决定谋杀皇叔谢尔盖大公。三个恐怖分子是卡利亚耶夫、费多罗夫和杜勒洪夫。卡利亚耶夫负责扔炸弹，但最后一刻放弃了打算，因为大公由两个侄子陪伴着。两天后，卡利亚耶夫杀死了大公。在狱中，大公夫人来看他，表示要救他，他拒绝了。警察局长发布大公夫人来访的新闻，让人以为卡利亚耶夫忏悔了。但从宣布判处他死刑来看，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没有动摇。
七、随笔与中短篇创作
1950年，加缪发表《时文集》第一卷。1951年发表随笔集《反抗者》，论述面对荒诞的世界，反抗者的各种方式和利弊。次年，他因萨特对这部作品的责难而与之关系破裂，同时与左翼报纸展开论战。1952年，他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佛朗哥政府，辞去了在该组织的职务。1953年，他发表《时文集》第二卷。1954年，他发表散文集《夏天》。这段时间，他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十分关注。1956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堕落》。故事发生在阿姆斯特丹。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本是巴黎的律师，专办大案。一天晚上，他在塞纳河听到一阵笑声，回想起一个年轻女人在河里淹死的事。他感到自己的伪善和罪恶，无法再演戏了。他开始堕落，丧失了声誉。他换了座城市，改名换姓，变成了阿姆斯特丹下层社会的“忏悔法官”、盗贼的法律顾问。他是寡妇和孤儿的保护者，又是个诱惑者，力图把他的受害者拖向地狱。
1957年，加缪发表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共收录六个短篇：《不贞的妻子》描写一个女人发现生活的领域比天空和星辰给她展示的更广阔；《叛教者》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长篇独白，他最终抛弃了天主；《沉默的人》描写制桶工人罢工失败；《客人》描写一个法国小学教师不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理解，在异国感到孤独；《约拿》描写一个画家在亲友的逼迫下慢慢地堕落；《生长的石头》写一个巴西土著发誓要将一块巨石扛到教堂，一个法国工程师却把巨石运到土著家里。
1957年10月，“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我们同时代人的意识问题”，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接受奖金时，他发表了论艺术家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的演讲：《艺术家和他的时代》。1958年，他发表了《时文集》第三卷。
1960年1月4日，他在从桑斯到巴黎的路上，因车祸去世。他的遗著有《记事册》《第一个人》等。《第一个人》是部半自传体小说。第一部《寻父》描写亨利·高麦利用马车把将要分娩的妻子拉到医生那里。他后来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四十年后，他的儿子雅克来拜谒他的墓，然后又回到家里，了解父亲生前的情况。第二部《儿子或第一个人》叙述雅克的中学时代、家庭生活和假期活动。他要探索世界，内心却感到困惑。
第二部分 小说创作
加缪在小说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虽然他的小说只有一部长篇、两部中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但每部作品都很有分量。他的小说提出了西方社会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
一、荒诞意识
荒诞的概念并非加缪第一次提出。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但直至20世纪，“荒诞”这个哲学概念才引起作家们的注意。马尔罗的小说曾经一再提及人生的荒诞。不过在加缪之前，荒诞并未成为小说作品的唯一主题。只有从《局外人》开始，荒诞才成为作家集中关注的对象。《西绪福斯神话》对荒诞的概念做出了最详尽的解释，这部随笔集的副标题是《论荒诞》。加缪以古希腊神话为例，对荒诞概念做了最通俗的阐释。巨人西绪福斯在地狱从山谷之底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但巨石一旦推到了山顶，便会滚落下来，如此无穷地反复。西绪福斯在下山途中，意识到他的工作的荒诞性，但是他平静而执着的个性表明了荒诞人物的自由和明智，他从超越自然的希望中摆脱出来，同意生活在荒诞的世界中。西绪福斯的行动体现了主与仆的辩证关系：西绪福斯是奴隶，巨石是主人。奴隶西绪福斯由于能思索，意识到荒诞，显示了他略胜一筹。巨石以其偌大的体积压迫着西绪福斯，但弱小的人以其精神的优势战胜并超越了它。
二、荒诞人形象
《局外人》塑造了荒诞人的形象。首先，小说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经历，写出形成荒诞的社会原因。默尔索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他是阿尔及尔的小职员，他对周围事物已经无动于衷，不再关心，他只有最基本需要的冲动：饥渴、睡眠、女人的陪伴、夜晚的凉爽和海水浴带来的舒坦。对他来说，构成周围人的道德准则的一切义务和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重负，他统统弃之不顾；甚至连他母亲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内心非常空虚，平日像掉了魂似的无所适从，毫无愿望，毫无追求，以致在沙滩上盲目地对阿拉伯人开枪。他对社会生活的冷漠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动于衷，是这个荒诞人典型、显著的外在特点。萨特正确地指出，小说对“荒诞的证明”，亦是对西方法律的有力抨击。司法机构要求默尔索参与到预审法官、律师和报纸玩弄的、体现了虚伪价值观念的一出闹剧中。官方的道德由偏见和伪善编织而成，但在默尔索那里撞上了一堵由固有的真诚心态组成的墙壁，起不了任何作用。默尔索拒绝参与这出闹剧。在众人眼里，他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危险的变质分子。默尔索被送上绞刑架，并非因他犯下的罪，而是因为他没有接受法律核定的信条和习俗。他的全部行动就是对这些信条和习俗的否定。于是强大的正统秩序压碎了这毫无防卫能力的心灵。加缪在《局外人》的美国版序言中说，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诚的激情”。默尔索是用沉默、无所谓和蔑视来对抗这个荒诞的社会和世界的，他身上有着激情，只不过这种激情隐藏在表面上显得麻木的态度中。他向阿拉伯人开枪好像是在烈日下的盲目行动，其实是他在荒诞现实的压抑下一种不由自主的发泄，是他愤恨于荒诞现实的一种激情流露。他对劝说他忏悔的教士和司法机构的推拒，也是不满于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他是无神论者，至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信念。他对司法以可笑的逻辑推理来定罪也不做反驳，以一种无畏的态度迎接死亡。这个荒诞人具有一种批判现实的意识。
荒诞人的精神特点是与他人的隔膜状态，他无法与那些按照传统习俗思考的人找到共同语言。加缪认为这是僵化的道德和背叛这些道德的人之间产生破裂的直接后果。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中说：“这个社会……既可以在它的监狱又可在它的金融庙堂上写下自由和平等的字样，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今日，最受蔑视的价值无疑是自由的价值。”加缪力图在《局外人》中对西方社会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做出批判性的审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在空喊自由和平等，或者以这类口号作为欺骗手段。因此，人的自由价值完全被抹杀了，人的生存成了荒诞的存在。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认为，荒诞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它的根源就在于生活本身的根本荒诞中。人由于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一般不会觉察到这是些无意义的事物。“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同样的节奏……”但是有一天，他思索起来，发现人没法获得绝对真理，宇宙只提供骗人的表面现象和相对真理，并不让人满足自身。荒诞由此而来，它是我们渴望获得明白无误的事物的意愿和宇宙不可探测的秘密之间互相撞击的结果。加缪写小说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方酣，法国沦陷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人们对自身的命运、对历史的进程感到茫然无措，陷入近乎悲观绝望的境地。这是存在主义及其阐明的荒诞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
三、反抗意识
但是，战争的进程使加缪认识到要起来反抗荒诞的命运。这就是《鼠疫》所描写的内容。这是一部寓言式小说。鼠疫是法西斯的象征，也是荒诞的现实和存在。然而，小说的主人公们不再像默尔索那样，对现实的丑恶漠然置之；他们起来与之坚决斗争。他们认为“单独幸福会令人羞愧……不管我是不是愿意，我知道我是属于这里的人。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对他周围发生的事都负有责任，他的意识在召唤他。为了共同目的，大家一起进行斗争，团结一致，不怕危险，抢救患病的人。《鼠疫》表现了善良之人奋不顾身地与邪恶事物做斗争的场面。加缪指出，他的同时代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经历了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制造的事件、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社会教育；今日又受到核武器的威胁；但他们“拒绝了虚无主义，开始寻找一种合理的存在……公开地反对死的本能”（《受奖演说》）。这种不向荒诞现实屈服的思想在《鼠疫》中得到充分体现。
加缪曾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反抗荒诞世界的思想。反抗者意识到荒诞的本质，终于起来反抗。这种反抗是“一个人起来反抗他的生存状况和全部自然界的行动”。加缪指出：“反抗来自发生在非正义的、不可理解的状况面前非理智的景象。”一方面，人受到物质的压迫（鼠疫或岩石）；另一方面，反抗者不是沉迷在无行动的状态中，而是起来与压迫他的东西做斗争。加缪认为，要通过人的联合行动才能战胜荒诞。《鼠疫》中的里厄医生、柯塔尔和朗贝尔都不顾自身安危，投入同鼠疫的斗争中，他们具有为他人服务的精神，通过共同反对非正义，达到服务于人类的目的。加缪说：“对于人的状况，我是悲观的，而对于人，我是乐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使加缪对人类抱着乐观的态度。加缪对新的战争威胁、新的势力卷土重来是抱着警惕的，在《鼠疫》结尾，他写道：“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队群，驱使它们选取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这是加缪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四、人道精神
加缪在《鼠疫》中表现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认为，最大的不义是无辜者的痛苦和死亡，尤其是孩子的死。在《鼠疫》中，里厄向帕纳鲁神父挑战，要证明面对小孩奥通之死的神圣。人不能再把道德建立在天主身上，而要建立在人自身之上，否则就会陷入虚无主义，接受荒诞，增加人类的苦难。加缪在第四封《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说：“人应该肯定正义，以便反对漫长的非正义；应该创造幸福，以便抗议制造不幸的世界。”在世界非理性的沉默中，只有人的呼吁才能与别人的呼吁相响应。人只有通过回答，给予别人的呼吁以意义，才能战胜荒诞。在《鼠疫》结尾，里厄发现：“如果有一样东西是人们能够始终渴望和有时获得的，那就是人类的温情。”道德的首要责任是承认人类生活的神圣性，对无辜者、弱小者的同情和尊重。加缪认为，要实现人类温情的最大障碍之一是遍布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政治宗教案件。它们总是以绝对的抽象的思想对人类提出控告，暴力和非正义将人分隔开。
五、探索人性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加缪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反抗者》已初露端倪。在创作上，《堕落》和《流亡与王国》显示出主题的转移。《堕落》表现了加缪对人性的探求。如果说，默尔索是一个普通人，具有真诚的一面，里厄医生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品德，那么《堕落》的主人公克拉芒斯则同他们不一样，他体现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他自称为“法官－忏悔者”，他进行自我解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但他的特点是伪善：他平时乐于助人，如帮盲人过马路，助推车的人一臂之力，推抛锚的汽车，买救世军的报纸，乐善好施，冒着大雪安葬办事员，等等。其实他非常爱虚荣，爱待在高处；他不认为要主持正义，在辩护中却继续使用这个词；他通过公然污蔑人类精神来解心头之恨；他不相信人类的事务是严肃的，觉得世上没有好人。这样的人不可避免要走向堕落。他经常获得女人青睐，却从来不爱她们，竭力主宰她们。加缪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把他的伪善当作普遍的人性，认为每个人身上多少有一点克拉芒斯的影子。但他并非一切都坏，他因未能去救一个呼救的女人而受到良心折磨。评论家认为，这个有双重人格的人物，与狄德罗笔下的拉摩的侄儿十分相像。加缪将克拉芒斯的无耻意识袒露出来，剥露出隐藏在假面具之下的真相。黑格尔指出：“有一种对自我和别人的万能的欺骗，陈述这种欺骗的无耻正好是最高的真实。”这句话适用于克拉芒斯。
《堕落》本来属于《流亡与王国》，只因加缪将《堕落》铺陈开来，才单独发表。可见《堕落》和《流亡与王国》是有联系的。何谓流亡？何谓王国？在加缪看来，罢工失败，生活不能满足个人的愿望，感到孤独，被人误解，都属于流亡。《沉默的人》鲜明地表现了加缪的思想。这篇小说描写制桶工人罢工失败，前途渺茫。主人公渴望“跑到大海的那一边去”，这里指的哪里？作者没有明确道出。王国在哪里？加缪同样茫无所知。《不贞的妻子》的女主人公对环境不满，不适应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沙漠气候，她在夜晚冒着寒冷跑到高台，似乎要寻找什么：“这个王国随时都向她开放，但从此不属于她。”《客人》描写一个欧洲人帮助阿尔及利亚人获得自由，却被他们指责出卖阿尔及利亚人，最后被处以死刑。《叛教者》描写一个传教士在沙漠中被土著割掉舌头，却仍然盼望着王国。加缪心目中的王国，虽然很抽象，但包含着精神的向往和更美好的现实生活。这部短篇小说集反映了加缪面对20世纪50年代激烈变动的现实所处的无所适从的状态。
加缪的小说风格简洁而明晰。他追求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词汇和句子，语言具有古典文学风格，严谨而准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达复杂的感情。下面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叙述方式。加缪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局外人》中，加缪用的是复合过去时，而不是一般常用的简单过去时（全文只出现过四次）。但是这个“我”具有与一般的自传体作品所不同的特点。叙述者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乔装的“他”。布朗肖指出：“这个局外人与自身相比，仿佛是他人在看着他和谈到他那样……他完全是外在的。”阿布也指出：“叙述者像一个‘他’那样理解自我，辨别自己的思想、矛盾和错误。”巴里埃在《<局外人>的叙述艺术》中指出，这部小说的文字是中性化的，口语只不过是用来抹去另一种语言。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加缪运用越来越“典雅”的文体，但并不放弃口语。小说结尾重新使用文学性较强的语言。这种“我”与“他”的人称的微妙变化，口语与文学语言的交替使用，复合过去时与简单过去时的主次之分，造成了多变的效果，避免了单调，在平实中隐含丰富。《堕落》中的“我”为自己辩解，内心情感汹涌激荡，滔滔不绝地讲话，与默尔索形成对照；但他的语言也是平易通俗的。他也是将回忆与眼前现实交织起来，造成不单调的叙述效果。
第二，神话原型。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者认为，《局外人》采用了神话原型的模式，即俄狄浦斯情结。默尔索和他的父母构成三角关系。他的母亲虽然死了，却在小说中一直存在，是她使默尔索被判处死刑。他的父亲虽然也死了，而且只提到过一次，但这是在关键的时刻：默尔索试图设想自我了结。在这个三角关系的中心，死神像一个看不见的人物，向三个人伸出了手。《局外人》的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母亲及其女性代替者玛丽、摩尔女人，另一种是不出现的父亲及其男性代替者佩雷兹、法官和律师。这两种类型的人物分别以海（与玛丽和欢情相连）和太阳（三次在小说中打上死亡印记：母亲下葬、打死阿拉伯人和审判）为象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反常的”哀痛中，主体不能放弃所受对象。默尔索选择了这种方式。他不能转化哀痛，便把它压抑下去。默尔索即使想忘记他的母亲，也是十分困难的。母亲的形象不仅在审判中出现，在其他时刻也出现。至于父亲，他与替代形象和绞刑架联系在一起，儿子在和他争夺妻子。默尔索认为自己犯了弑父之罪，所根据的是，凡在精神上杀害了母亲的人，也能犯最可怕的弑父之罪，理应受到惩罚。他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不想放弃“夺得母亲”这个愿望。对他的处决标志着父亲的胜利。
第三，象征性。加缪在《鼠疫》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奥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象征着占领时期的法国；鼠疫将情人和家属分隔开，朗贝尔不惜一切要离开城市，这是封锁在占领区的法国人的写照和象征，他们参加抵抗运动，最终把不幸变成英雄行为。加缪在1942年春再次咯血，只得离开妻子，到上卢瓦尔河去疗养，这时北非的同盟国军队登陆，他和妻子一直分开到解放为止。在《鼠疫》中，加缪写的都是男人的故事，在这块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女人代表着别的地方、缺乏、愿望不能满足；隔离可以产生同战争和监狱一样的效果。
此外，加缪喜欢日记体的写法。他的小说往往以阿尔及利亚或非洲为背景，描写法国人在非洲的生活。
第三部分 戏剧创作
加缪十分重视戏剧创作。他在1959年指出：“我知道，人们将我这方面的活动看作次要的和令人遗憾的。这不是我的意见。”他逝世前几个月又重申：对他来说，戏剧是“最高的文学样式，无论如何是最普遍的样式”。加缪只写过四个剧本，还改编过几个剧本，他来不及发挥自己的戏剧创作才能，便不幸去世了。
一般认为，加缪最成功的剧作是《卡利古拉》，其次是《正义者》。有人认为，加缪的戏剧与萨特的戏剧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误会》使人想起《禁闭》中的地狱密室。《卡利古拉》接近《苍蝇》和《魔鬼与上帝》，《正义者》和《肮脏的手》的情境和人物相似。这两位作家有共同的研究方向，都是无神论者。其实，他们的相异处更多。加缪的戏剧同他的小说和随笔一样，阐明同一种思想：世界荒诞，人要起来反抗。
一、荒诞意识
先是关于世界荒诞。《卡利古拉》是对《西绪福斯神话》的阐释，卡利古拉像西绪福斯一样，象征“荒诞的人”，也即头脑清醒的人。他意识到世界的荒诞。卡利古拉在他所爱的姐妹死去后，感到“人死了并不幸福”，这个事实“非常简单和明白”，别人对这种生活十分适应，他却做不到。既然他拥有极大权力，他就要充分利用。他要滥杀，颠倒一切价值观念；他否认友谊和爱情、人类友爱团结、善与恶。他“想要月亮”，却得不到。他衣服肮脏，没有皇帝的高贵与尊严。他杀戮王公贵族，将他们的妻女抓进宫内，任人糟践，甚至当着她们丈夫的面，强奸她们。他作恶多端，亲手勒死自己的情妇。但他最后意识到，他把荒诞推到极点是走错了路：“我没有走必须走的路，我什么也没有达到。我的自由并不好。”事实上，想毁灭一切的人不可能不毁灭自己。卡利古拉想以荒诞的行动来对抗世界的荒诞，结果只能毁了自己，而丝毫改变不了这个荒诞的世界，这是卡利古拉的悲剧。加缪通过剧中人舍雷阿说，卡利古拉“促使人思索”。这是加缪所能得出的结论。《误会》也是一出阐明荒诞的剧作。这出戏充满了象征：罪行累累的旅店是我们的世界，封闭而荒诞，不受上天的监视。老母亲，更有甚者，玛尔塔，抱着绝对的虚无主义，追逐不为人知的犯罪。面对哥哥的死，玛尔塔无情地说：“即使我认出他来，事情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她怨恨哥哥把她抛下不管，而一回来就夺走了母亲对她的爱，她感到人与世界的分离，心灵异化。她不承认有爱情和欢乐。她是荒诞世界产生的人物。而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的人，却在不可知和无情的命运所组成的墙壁上撞得粉身碎骨。“误会”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人类状况不可避免的法则。正如玛尔塔所说：“如今我们处在秩序之中。”剧中人待在罪恶和命运所组成的捕鼠笼里，无法脱身。
二、反抗意识
关于反抗。加缪认为，人经历了荒诞的经验之后，要摆脱偏见和障碍，势必要起来反抗世界和生存状况，从而超越荒诞。《戒严》所描写的鼠疫，指一切形式的暴虐与人的被毁和堕落，荒诞的专制规律剥夺了人的一切生存理由，但是“必须竭尽所能不再受鼠疫所害”。为此，人们应该起来反抗鼠疫，要像剧中人迪埃戈那样，拒绝承认被鼠疫打败，让加的斯城重获自由和生存的乐趣，但反抗意识也要受到限制，因为暴力行动要同个人责任联系在一起。《正义者》确定了反抗的这种限制。狂热的斯特潘认为两个孩子与未来死去的几百万孩子相比，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决定忘掉孩子时，那一天，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革命就会获得胜利”。卡利亚耶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是以建立明天正义为借口去做非正义的事：“今天我正是为了活着的人去斗争，同意去牺牲。我不会为了一座我不甚了然的遥远的城市，而去打兄弟的脸。”对他来说，正义事业所采用的方法和结果都应是正确的。然而，杀死孩子并不光彩，应该扭转否认本意宽宏的革命行动。被捕后，他拒绝宽恕，接受死亡，承担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对加缪来说，正确的反抗在于有时为了建立正义而不得不杀人，但随后要为自身纯洁而死去。
加缪要描写的是“现代悲剧性”。他表现压在现代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和会毁掉现代人脆弱的幸福的灾难，并加以限制和预防。《正义者》中的革命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非正义的，他们以人与人的友谊和合作去反对这种荒诞和非正义。
三、内心挖掘
加缪塑造戏剧人物以挖掘其内心为特点。他认为，戏剧应表现“人心的秘密和人隐藏的真相”。卡利古拉内心充满矛盾，既头脑清晰又幻觉重重，既有理想又十分凶横，对人既充满蔑视又充满了爱。卡利亚耶夫是个纯粹的恐怖分子，又是个人道的革命者，面对最无情的任务，压制不住内心的呼喊。
但加缪的剧作哲理意味未免过强，《误会》有点直统统地阐明作者的哲学观点，《戒严》像在解一道代数方程式，《正义者》像一张几何图表，《卡利古拉》也有阐述定理的味道，这是加缪的戏剧未能获得更大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