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原始农业和文化的复兴

一、动荡后的殖民与拓荒

罗马帝国3世纪发生全面危机之后，西欧的经济整体进入一个全面衰败期，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在加剧经济衰弊的同时也造成西欧人口的大幅下降，根据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的研究，500—650年期间，欧洲南部的人口从1300万下降到了900万，西欧和中欧地区的人口从900万下降至550万，原有的居民地也因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西欧地区的社会结构因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日耳曼王国的建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财产发生大转移。

最先进入欧洲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占据了罗马帝国和罗马贵族三分之二的土地，其余的三分之一交还给臣服的罗马人。此后，这些土地又都作为封地转移到了法兰克人以及臣服于法兰克人的罗马贵族手里，他们成为新的土地占有者。遭受抢劫的罗马居民或逃亡或被驱赶，原来的罗马土地所有者沦为新的日耳曼土地占有者需要的耕种者，那些曾经的罗马公民都根据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结构被组织起来，或成为自由人，或成为半自由人（lite），罗马帝国晚期托庇于大地产主的隶农（colonus）因为耕种土地的性质也被赋予日耳曼自由人或半自由人的意义。

被日耳曼人视为劫掠对象的城市更是严重凋敝，城市居民因各种原因被迫迁往农村，城市既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丧失了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的经济作用。科隆、特里尔、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等众多的罗马时期兴盛的城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乃至被摧毁。曾经繁荣的市场几乎不复存在，曾经生气勃勃的港口变得冷冷清清，罗马时期畅通无阻的道路因年久失修无法通行，桥梁倒塌、驿站消失。盗匪的出没使不安定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更加阻碍了商人们的出行，社会经济的流通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几乎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中，土地是唯一的资源，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土地。

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部落王国的日耳曼人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原有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加速了日耳曼人从半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土地作为战利品给予的赏赐致使日耳曼人不得不更加关注农业生产，“耕地农业缓慢地替代了牧场农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东哥特的国王就要求亲兵们要“憎恨刀剑”，“转向犁头”，勃艮第王国和西哥特王国有了关于开垦土地的一些法令条款，并且有目的地组织农业人口迁移。通过开垦荒地扩大耕种土地的面积振兴萎缩的农业，这几乎是所有日耳曼王国都在采取的措施。为了把移民固着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甚至给予他们免除垦地赋税和租金（Zinse）的优越条件，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农民的社会阶层。这些移民群居在开垦的土地上形成了固定的居民点——村庄，在今天的德国那些有着weiler、weil、wyl为词尾名称的村庄几乎都能回溯到6世纪或7世纪，它们大多都是国王或贵族移民拓垦的结果。然而，一旦村庄形成，这些移民就会被束缚，失去自由流动的可能；另一方面，整个西欧社会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耳曼国家间的相互征战和吞并，也迫使那些自由农民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罗马帝国晚期施行的庇护制（Munt）在日耳曼人的王国中继续下来，自由农民因为获得保护而成为依附农民。依附农民以胡符地（Hufe）为土地单位缴纳租税或者服徭役（Frondienste）。

650年以后，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几近增加了三分之一，扩大耕地面积以满足社会人口增长的必需，这是这个时期全面进行拓荒和殖民最大的动力，大量的移民流动并聚集到无人居住或尚未开垦地区，形成新的村落，并逐步发展成为城镇。7世纪初进入西欧大陆的爱尔兰修道士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很快就汇入这一时期殖民和垦荒的社会潮流中，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在当时最为可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在高隆班建立的修道院中，修道士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垦荒地、耕种土地，修道院的院规要求修道士把劳动看做是苦修的主要方式，要求他们劳动到精疲力竭，“让他们疲劳万分，甚至站着都能睡觉”。高隆班派的修道院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修道院院内设有磨坊、各类手工作坊（Handwerksbetrieb），修道士们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织布缝衣、自己酿造葡萄酒。可以看出，修道院成为那个时期在农业生产活动方面最有能力、最有效的组织者。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们把尚待开垦的荒地、林地和沼泽地捐赠给修道士，他们清除草丛、砍伐树木、排干淤水，将其开垦改造为耕地，种植葡萄和果树。修道士们充当拓荒运动的“排头兵”，这个时期建立的修道院几乎都成为推进所在地区农业生产的中心，吸引自由农民和半自由农民迁移至其周边定居，形成新的自然村落，或独立或依附于修道院，今天德国一些城镇名或者城市名都源自于这个时期建立的修道院，例如罗耳士、富尔达等等。

二、庄园制度

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建立修道院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以此增加土地财产，因而无论是修道院组织开垦的耕地还是自由农民殖民开垦的耕地以及形成的自然村落，都被纳入正在形成的新的经济制度——庄园制（Villikationg）中。“庄园”（Villa）这个词源自于罗马帝国时期，特指罗马贵族在城市的房舍（Villa urbana）或者在乡村的房舍（Villarustica），这个词当时尚不具有多少农业经济功能的涵义。庇护制的盛行以及日耳曼人的武装迁徙，致使大多数罗马贵族纷纷迁往乡村，他们居住的房舍逐渐成为所占大地产的中心区，6世纪以后不仅“庄园”这个词的概念与以前有所不同，而且实际内容也不同，不再仅是贵族房舍的概念，而是指一个地产。一个庄园通常是以贵族（9世纪以后被称之为领主）的住宅大院（Fronhof，拉丁语为curtis）为中心，这是正在形成的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9世纪以后，随着采邑的世袭化，封地转变为领地（Herrschaft），领主的住宅或者城堡（Burg）成为领地核心，庄园也同时被赋予了政治的涵义。

领主住宅或者城堡的周边是由其领主自己或者领主委托的管理者迈尔经营的土地，即自营地（Salland或Eigenwirtschaft，拉丁语为terrasalica）。他们负责管理和组织依附于领主的非自由人（Hofgesinde），非自由人以服徭役（Frondiest）的方式耕种领主的自营地。非自由人源自日耳曼人军事民主制社会结构中的“亲兵”（Gefolgesmann），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部落王国之后，军事民主制逐步解体，亲兵的军事职能也逐渐消失，这些亲兵转而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成为领主的依附农民（Hintersassen）。他们的职能改变了，但依附身份没有改变，听从于迈尔的指派，每周不少于3天、多则5天强制性地在领主的自营地上劳作，领主则给予他们胡符地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些非自由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与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获得了领主给予的胡符地，他们也因此被置于领主的司法审判权（Gerichtshoheit）之下，获得了领主给予的庇护。在领主的自营地外围还有半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胡符地，与领主的自营地一同构成庄园的经济结构，庄园被赋予经济的涵义。

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建立、铁锤卡尔进行采邑制改革、此后加洛林王朝的改朝换代、查理大帝建立大帝国，在这一系列政治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庄园”这个原本是表示罗马贵族住宅形态的词汇，演变为表示包括领地制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体制形态在内的具有多层涵义的词汇。一个领主的庄园可以是一个或者包括多个自然村落，在这些自然村落中居住着非自由人、半自由人和自由人。这三个不同法律身份的社会阶层因为这个时期的耕种水平被“捆绑”在一起，庄园也有了社会的涵义。

法兰克时期，西欧延续着自罗马帝国时期施行的轮作制（Fruchtfolge）的耕种方式，胡符地是一种狭长的长条地，加洛林时期王室的一块胡符地的长度是270竿，但宽度仅24竿。各种性质的长条形（Langfelder）的胡符地，即王室的、自由农民的、半自由农民的或者非自由农民的胡符地交叉地连成一片，成片的耕地以庄园的组织形式采取统一的轮作制的方式耕种，因而所有农民，无论其具有自由的、非自由的或半自由的法律身份，都被组织到庄园的生产管理中。可见，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还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机制。在法兰克时期的史料中自由农民被称之为coloni（小土地持有农），非自由农民被称之为servi（非自由农），这两者在经济意义上的区别几乎是很微小的，都被固着在土地上，也都不享有迁徙和改变社会身份的自由；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国王的司法保护下，后者必须听命于领主。自由民和非自由民构成了法兰克王国时期的社会基础。

三、加洛林文艺复兴

日耳曼人武装入侵造成的社会动荡给罗马拉丁文化画上一个大大的休止符，从6世纪起整个西欧处于文化的“黑暗”时期，西欧的古典文化在动荡的社会中几乎消失殆尽。8世纪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乱趋于平稳，经历了铁锤卡尔确立的采邑制、皮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的君王与罗马教会结盟形成的政教二元的政治体制、法兰克王国实现社会的基督教化，以及查理大帝最终“复制”了大帝国，所有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都为古典拉丁文化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在复苏古典传统拉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拉丁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拓荒殖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都促进了社会更为深入的基督教化，然而在7世纪以前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教士和修道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文化方面落后，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法兰克君王们颁布的敕令都只能由教士或者修道士用拉丁语执笔，大主教和主教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基督教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从8世纪中叶起，西欧各地的一些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相继开办学校，法兰克人开始进入这些学校学习读、写拉丁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查理大帝于777年在亚亨建立宫廷学校（Hofschule），以培养皇室需要的教士，同时也要改变法兰克人不拘礼仪的粗陋习俗，查理本人、他的子女以及宫廷中的官员都曾在宫廷学校中接受教育。他还建立了宫廷图书馆，收藏圣经、教父学和古典文化方面的书籍，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目的地招贤纳士，在他的宫廷学校里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享誉欧洲的基督教教会的名家学者。

来自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 von Orléans，750—821）是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教会学者和诗人，他深谙古典文化。798年，查理大帝任命狄奥多尔夫为弗勒里修道院的院长和奥尔良的主教，委以国王在法兰克南部地区代理（missus dominicus）的重任。作为查理大帝的宫廷顾问，狄奥多尔夫曾于800年陪同其前往罗马，见证了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的加冕礼。在800—803年间，狄奥多尔夫为查理大帝执笔起草加洛林的法令（Kapitularien），为了协助查理大帝实施教会政策，他撰写了《论圣灵》（filioque， Das Heilige Geist），为381年制定的《尼西亚信经》做注解，他还在查理大帝的授意下完成《论洗礼仪式》（De ordine baptismi）一书。意大利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PaulinusⅡ. von Aquileia，730至740间—802）出身于伦巴底的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拉丁文献、神学以及法学知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保利努斯曾在伦巴底王室中担任过要职。成为伦巴底国王的查理大帝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将其召集到亚亨的宫廷讲授拉丁语的文法，传授意大利的传统文化。776年，保利努斯被任命为阿奎莱亚的大主教，同时他还主持在弗留利地区奇维达莱的学校。同样在伦巴底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保卢斯·迪亚克努斯（Paulus Diaconus，725/730—797）也受到查理大帝的重用，尽管他的弟弟参与了伦巴底贵族反对查理的起义。保卢斯还曾提出以留任宫廷学校讲授希腊语的文献为条件，换取被查理囚禁的弟弟的自由。保卢斯·迪亚克努斯在查理的宫廷学校期间撰写《伦巴底史》（Historis Langobardorum），这部史书以568年伦巴底人在意大利建立王国为起点，直至伦巴底的最后一任国王柳特普兰德（Liutprand，?—744，712—744年在位）去世的近200年间的历史。他在这部《伦巴底史》中把法兰克王国与古代晚期的传统连续起来，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直到15世纪《伦巴底史》中的内容依然被西欧历史编撰学家们引用。保卢斯还是位杰出的诗人，他记录并改编了7世纪在意大利广为流传的史诗题材的传说《伦巴底世族的起源》（Origo Gentis Langobardorum），撰写了大量的诗歌、墓志铭、信函以及有关神学方面的文章。他在撰写《约翰内斯赞美诗》（Johannes - Hymnus）时采用早在希腊时期就已经流行的ut，re，mi，fa，sol，la，si的音阶，使这些音阶得以保留下来。

法兰克时期堪称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学者是阿尔昆（Alkuin，735—804）。阿尔昆来自英伦三岛的约克郡，出生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个贵族世家，他自幼在著名的约克大主教教堂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此后又成为该校的领导者。781年，阿尔昆前往罗马朝圣，途经帕尔马时邂逅查理大帝，查理大帝在交谈后为其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当即邀请他到亚亨的宫廷学校任教。782年，阿尔昆再次从英伦三岛来到西欧大陆，担任查理宫廷学校的领导者。阿尔昆在法兰克的宫廷学校中恢复当时在西欧大陆几乎失传的修辞学、逻辑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这些被统称为“自由七艺”（Sieben Freien Künste）。“自由七艺”是在古希腊时期创建，经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基础知识。阿尔昆认为系统地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就能提高学识，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的教义。法兰克王国时期王室颁布的敕令日益增加，然而拉丁语书写的不规范性致使敕令的效力大打折扣。为此，查理大帝建议阿尔昆对拉丁文进行文字改革，从而有了字体优美清晰的“加洛林字体”（karolingische Minuskel），这一字体一直流行到中世纪晚期。796年，阿尔昆辞去宫廷学校校长的职务，隐退去了图尔，查理任命他为图尔圣马丁修道院（Saint - Martin de Tours）的院长，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在图尔地区传教，尤其是在信仰异教的部族中传教。

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出身于法兰克贵族家族，十几岁时进入著名的富尔达修道院，在那里接受古典文化的教育，他于794年被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送到亚亨宫廷学校继续深造，师从阿尔昆，很快就成为查理大帝的宠臣。阿尔昆隐退之后，艾因哈德接替他任宫廷学校的校长，同一时期他还被任命为圣彼得修道院、比利时根特的圣巴沃修道院等多所修道院的世俗院长。9世纪初，艾因哈德为查理大帝撰写了生平传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这不仅是一部为查理大帝歌功颂德的传世之作，而且也是中世纪第一部详细记述查理重大行为的传记。艾因哈德的另一部传世之作是《运送圣彼得的遗骸和SS遗骸》（Translatio et Miracula SS.Marcelliniet Petri），这部著作从尊奉圣迹的角度记述了法兰克王国的基督教化。艾因哈德详细描述了在罗马供奉的圣彼得和其他一些殉教者的遗骸运送到法兰克王国境内的过程。书中记载，为了供奉圣彼得的遗骸在美因河畔修建塞利根施塔特城，其他殉教者的遗骸则运往北莱茵威斯特法仑的科尔维修道院（Kloster Corvey）等地，这一历史事件对法兰克的基督教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艾因哈德还为查理设计建造了多处建筑，例如亚亨的大教堂、在英格尔海姆的王室行宫以及在美因茨的桥梁，等等。

这些来自各地的基督教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法兰克王国输入几乎消亡的古典文化的元素，恢复几乎中断的古典时期的传统教育，后世学者把查理大帝建立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学者的活动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并给予阿尔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创立者。加洛林文艺复兴是法兰克文化与古典文化的一个交接点，同时也是德意志文化生成的温床。加洛林文艺复兴为中世纪的西欧奠定了一个形成统一的拉丁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加洛林字体”规范了杂乱不一的拉丁文，为西欧各个地区间的文字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拉丁文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各地区民族语言的规范性提供了一个范式，在现代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各地的民间传说也都是通过拉丁文整理记录被保存下来，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把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为“书写文化”（Schriftkul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