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短篇包公小说集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

包公故事在入元以后，传播得更加广泛，有了迅速的发展。

元代时，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蒙古和色目人居尊，汉人、南人位卑。元代的吏治极为腐败：一方面，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大批蒙古、色目人位居要津，各地方的正职均由他们担任。他们原出于较中原落后的游牧地区，对汉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有的连汉语都不懂，但对汉民族的统治却非常残暴。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又十分贪婪。元初，朝廷不发俸禄，任他们搜刮民财，于是贪贿之风遍及各地，仅大德七年（1303年），全国就查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元史·成宗纪四》）。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广大人民受苦受难，有冤无处伸诉，于是包公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人民群众希望有包公那样清廉正直的人来主持公道、解民于倒悬。这种愿望反映在当时兴起的戏剧形式——元杂剧的创作中，一大批包公戏应运而生。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存目有二十种，现存十一种，它们是：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栏记》；郑庭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曾瑞《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叮叮当当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张千替杀妻》。已亡佚的九种：彭伯威《灰栏记》，汪泽民《包待制七勘货郎末》，萧德祥《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陆登善《开仓粜米》，张择《包待制判断烟花鬼》，无名氏《糊突包待制》《包待制勘双丁》《包待制智赚三件宝》《风雪包待制》。此外元代南戏中也有《林招得》《包待制判断盆儿鬼》《包待制陈州粜米》《神奴儿》四种包公戏，均已亡佚。现存的南戏《小孙屠》剧末亦有包公上场断案情节。除去名目相同者，元代戏剧所写包公故事有十八种，较之宋、金两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元代包公戏因时代缘故，较多反映了元蒙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例如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武汉臣的《生金阁》、无名氏的《陈州粜米》都写“权豪势要”随心所欲地打杀平民、夺人妻室，而且都自称“打死人只当房檐上揭片瓦”，并不偿命，这很符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元法规定，蒙古人杀人，只给五十两“烧埋银”，“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多桑《蒙古史》）。

元代包公戏的思想价值很不一般。包公形象在剧中占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从剧名中即已显示出来。他的性格特点已经很鲜明：一是站在受害者一边，设法惩罚那些为非作歹、无律可拘的权豪势要，伸张正义为民做主；二是善用智巧断案，《灰栏记》和《合同文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三是具有神异色彩，《神奴儿》《盆儿鬼》均为“鬼戏”，剧中的包公“日断阳，夜断阴”，以审冤魂而断案。包公形象在元代包公戏中已日趋丰富。

明代前期，包公故事在元代包公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丰富起来。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平整土地时，在明代董姓墓中发现了十六种明成化年间刊印的说唱词话，其中有八种是讲说包公故事的。它们是：《包待制出身传》《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刘都赛上元十五看灯传》《断曹国舅公案传》《断歪乌盆传》《断白虎精传》《张文贵传》。与此同时，明代的传奇剧也频频搬演着包公故事，有目可查的明代传奇剧有十种，现存五种：童养中的《胭脂记》、沈 的《桃符记》、欣欣客的《袁文正还魂记》、无名氏的《珍珠记》和《观音鱼篮记》。这些剧本均刊印于万历年间，当是明代前期上演的。

无论是说唱词话还是传奇剧，它们大都出自民间文人之手，文辞虽然粗陋，但是带有下层人民的想象色彩，思想内容上既有尖锐批判封建统治者的积极成分，又不乏神鬼迷信因素，呈现了一种比较复杂的面貌。但就包公故事的题材而言，确是有了极大的丰富，并且对后世包公故事的流传和文学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元代到明代前期，包公故事及其文学创作固然有长足的发展，但在这两百多年中它们都是以戏剧和讲唱形式出现的，小说创作则是一个较长的断裂带。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及其以后才产生了两部短篇包公小说集——《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它们标志着包公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的渊源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龙图公案》（又称《包公案》）一直受到注意，而《百家公案》却很少被提及，原因在于国内所存甚少，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仅记其名，阿英《小说三谈》中《明刊本〈包公传〉述略》虽专门介绍此书，然而他所见到的仅“上部一册”，凡故事四十九则，另附卷首所载其余六十一则故事目录。换言之，他只见到半部残本，而就是这半部残本在国内也极为少见。最近，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收入藏于日本蓬佐文库的全本《百家公案》。这样，使我们对它的全貌以及与《龙图公案》的关系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

该本题“钱塘散人安遇时编集，书林景生杨文高刊行”，每页上横刻图，中缝刊“包公传”三字，十卷百回，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朱氏与耕堂梓行。它与《龙图公案》都是短篇包公小说集，各包含一百则短篇故事（《百家公案》分为一百则，《龙图公案》则不分）。这是两书明显的相同点。再详比两书，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大量故事重复雷同，只是标题更换及部分文字有差异。兹将两书相同故事的对应篇目列表于次（后面分析中，凡提及两书相同故事者，均用《龙图公案》标题）：

上表相重的故事共五十一篇，而其中的六篇在《龙图公案》中被合为三篇，故《龙图公案》与《百家公案》相重者为四十九篇，占将近一半。

重复故事占如此之大的比例，不可能是偶然的，必有一先一后的渊源关系。美籍学者马幼垣先生在其《明代公案小说的版本传统——〈龙图公案〉考》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推论，结论是：《龙图公案》抄自《百家公案》。从两者的文字优劣比较，同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百家公案》有一明显的特点，就是好让书中人物吟咏诗词。有的人物是书生、小姐，让他（她）们吟咏诗词倒能符合身份，可以增加他们的文雅气，但有不少篇目中的人物只是商人或文化程度很低的粗俗人物，他们见到某情某景也“随吟一首”，这就显得不伦不类了。《龙图公案》则将这些蹩脚的诗词一概删除。

再从上表中的标题看，《百家公案》的标题文字拖沓，甚至文理不通，而《龙图公案》的标题则比较简洁，而且还经过重新编排，显示出对应关系，例如《黄菜叶》对《石狮子》，《偷鞋》对《烘衣》。一般说来，后人改动前人作品（同一体裁样式），在思想内容上可能会改坏，但文词上只会改好，如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便是如此。《百家公案》显而易见的毛病在《龙图公案》中消失了，这只能说明后者袭自前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龙图公案》的刊行时间至少是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以后，也可能是在明末。它与《百家公案》有渊源关系，因此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二）折狱故事的“箭垛”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在包公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是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现存宋元两代的包公小说和戏曲统共不过二十多种，而《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则搜集了一百四十九则故事，真可谓“突飞猛增”了。后世包公故事绝大部分都未越出它们的范围。在这里，包公成了各种折狱故事的“箭垛”，各种折狱断案的故事被汇集起来，统归于包公名下，构成了一个以包公为中心的故事系列。

那么，《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的众多故事是从何而来的呢？大致说来，包公这面“箭垛”所承受的“箭簇”来自三个方面：

1.根据前代包公戏和讲唱故事改写

元代包公戏改写的并不多，仅《叮叮当当盆儿鬼》被改为《乌盆子》，而且可能还是从成化说唱词话《断歪乌盆传》直接衍生的。南戏《林招得》被《百家公案》改为《两家愿指腹为婚》。改写最多的是成化说唱词话：

根据《包待制出身传》改写的有：《百家公案》卷首的《包待制出身源流》和《龙图公案》卷首的《包公传》，《百家公案》第八十回《断濠州急脚王真》、第八十一回《断劾张转运之罪》；

根据《陈州粜米记》改写的有：《百家公案》第八十三回《判张皇妃国法失仪》、第八十四回《断赵省沧州充军》、第八十五回《决秦衙内之斩罪》；

根据《仁宗认母传》改写的有：《百家公案》第七十四回《断斩王御史之赃》、第七十五回《仁宗皇帝认母亲》，即《龙图公案》之《桑林镇》；

根据《刘都赛上元十五看灯传》改写的有《狮儿巷》；

根据《断白虎精传》改编的有《百家公案》第八十九回《刘婆子诉论猛虎》、第九十回《柳芳冤魂抱虎头》。

此外，《金鲤》《玉面猫》分别见于万历年间刊印的罗懋登小说《西洋记》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回，万历年间刊印的传奇剧本《观音鱼篮记》与《金鲤》情节亦同。

2.移花接木，将他人断案故事移置包公名下

这有两种情形：

一是将故事中的断案人改为包公，情节则不作大的改动。例如《偷鞋》《烘衣》两篇均叙和尚居心不良，设计骗人妻室，其情节与宋代话本《简帖和尚》基本相似；《烘衣》写恋爱女子赠银给男子，男子因烘衣泄露秘密，被奸人趁隙而入，引起凶杀案，故事除人名外，情节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亦完全相同，显为袭改之作。

二是将历史上真实人物的事迹加以改动，如《白塔巷》所写“双钉案”故事在宋人所编《折狱龟鉴》中即有记载，断案者不是包公，而是张咏，兹引原文以资说明：

张咏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亟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叫吏搜其顶髻，当有验。及往视之，果见大钉陷于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咏。咏使呼出，厚加赏劳，问所知之由，令并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

将这段记载与《白塔巷》相比照，除了张咏更为包公，吏添名为陈尚，妻为杨氏，以及地点明确为白塔巷外，其余情节完全一致。属于此类的尚有不少，如《石狮子》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八《长水县》；《卖皂靴》出于《明史·周新传》；《杀假僧》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五引《集异记·官山僧》，等等。

3.新编故事

最明显的新编之作是《龙图公案》中的十二篇地府断案故事，它们是：《忠节隐匿》《巧拙颠倒》《久鳏》《绝嗣》《恶师误徒》《鲁公私媳》《善恶罔报》《寿夭不均》《屈杀英才》《侵冒大功》《尸数椽》《鬼推磨》。这些小说均写包公在阴司地府断案，实际上带有很强的讽喻色彩，而且有着相同的写作模式，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出自一人之手，而这十二篇故事又未见于《百家公案》，可见它们是书坊编印《龙图公案》时填补进去的。它的作者是谁？黄岩柏先生认为可能是为《龙图公案》写评语的“听玉斋”。

（三）色彩斑斓的社会图画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所收一百多篇故事，在思想内容上有一个显著特征：较多地夹杂了鬼神描写。这一特征大大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它的评价。其实，对这两部公案小说集中的鬼神描写略做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它在每篇中的情形是不同的。大致说来有三种：

第一种，通篇故事都以鬼神描写为主，如《百家公案》中《包公智捉白猴精》《判焚永州之野庙》《获蛇妖除百谷害》《伸黄仁冤斩白犬》，《龙图公案》中的《和尚皱眉》《西瓜开花》《玉枢经》等，这些作品不仅充斥鬼神描写，情节荒诞不经，更重要的是宣扬封建宿命论，是最糟糕的作品；但是，像《龙图公案》中《屈杀英才》《侵冒大功》《尸数椽》等篇虽然是写包公在地府断案的故事，却借鬼神这一非现实情节讽刺现实，如同《聊斋志异》，在花鬼狐妖的外表下蕴藏着严肃主题。

第二种，作品的情节大部分是现实的，夹杂了少量鬼神描写，或梦兆或神灵启示，其作用往往是使包公顺利断案，如《龙图公案》中的《兔带帽》《蜘蛛食卷》等，这类故事所占分量最多，思想内容较为复杂。

第三种，完全不存在鬼神描写，如《百家公案》中的《断濠州监酒之赃》《劾儿子为官之虐》，《龙图公案》中的《瞒刀还刀》《厨子做酒》《兰娘子》等。

拂去蒙在《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上的鬼神迷信的灰尘，不难发现这两部公案小说集的思想内容还存在着一定的积极面：

1.广泛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一天也没有消除过。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也就成为历代文学创作中最有价值的主题。以包公题材而言，它在元代大兴，产生了不少包公戏，就是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紧密相关的。《鲁斋郎》《陈州粜米》《生金阁》等包公戏就十分集中地反映了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不过，元代特殊的民族矛盾，使得诸种包公戏更多地把批判笔触指向统治者中的特权阶层——权豪势要。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批判的范围却有限。《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的批判显然比元代包公戏广泛：上至皇亲国戚、大小官僚，下至地主豪绅、地痞恶少，他们或恃强怙恶，或为富不仁，蹂躏欺压百姓，构成了一幅阶级对立的血淋淋的画面。

《黄菜叶》和《狮儿巷》都是以批判皇亲国戚为内容的作品。前者写河南府织匠师官受之妻刘都赛元宵节到西京鳌山看灯，不料在人多拥挤中与同伴失散而迷失方向。皇亲赵王见她容貌美丽，将她诓骗入府，强行霸占。刘都赛思念丈夫、孩子，以补衣为名让丈夫师官受进府相会。赵王发现后，将师官受同另外四个匠人一齐杀害，而且将师家全家尽行杀戮。师官受之弟师马都在扬州免遭于难，前去东京告状，赵王又命监官孙文仪将他打死，尸体被藏在黄菜叶下抬出府外，恰遇包公经过扣留，救活师马都，斩杀了赵王，昭雪了冤案。作品描写包公设计，故意荐赵王继任开封府尹，赚他前来受审。赵王来到开封，“行过南街，百姓惧怕，各各关门，赵王在马上发怒道：‘汝这百姓好没道理，今随我来的牌军在路上日久，欠缺盘缠，人家各要出绫锦一匹。’家家户户抢夺一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痛恨之情。

《狮儿巷》写的是秀才袁文正携妻张氏进京赶考，曹国舅在长街上见张氏貌美，将袁生夫妻并孩子哄入府中，绞死袁文正，打死孩子，强占了张氏。袁生冤魂到包公那里告状，使血案终得昭雪。作品同样描写了曹国舅一家的横行嚣张，如他家府门上大书数字：“有人看者，割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包公向一老人询问曹国舅所作所为，老人叹曰：“大人不问，小老哪里敢说！他的权势比当今皇上的还胜。有犯在他手里的，便是铁枷；人家妇女生得美貌，便拿去奸占，不从者便打死，不知害死几多人命。”曹国舅竟是这样罪大恶极。当包公要将曹国舅正法时，文武大臣和皇后纷纷前来说情，最后连仁宗本人也亲自为甥舅开脱，要包公“万事看朕分上恕了他罢”。这些描写显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最高统治者庇护的不是善良无辜的受害百姓，而是本阶级的成员。

《侵冒大功》《屈杀英才》《尸数椽》以及《百家公案》中的《辨心如金石之冤》等均以封建官僚为抨击对象。

《侵冒大功》写游总兵手下九名小卒夜间劫营，大胜而归，却受到杀头的“奖赏”——游总兵将他们杀死后攫大功为己有。不仅如此，他为了冒功，进而将边地的几千百姓杀害，割下首级受赏。

武将如此，文臣又如何呢？《屈杀英才》中的孙彻满腹才学，却连年不中，原因是：“做试官的中了进士之后，眼睛被簿书看昏了，心肝被金银遮迷了，那里还像穷秀才在灯窗下看得文字明白？”正是试官们“论门第不论文章，论钱财不论人才”，使孙彻郁郁而死，活活屈杀了英才！

《尸数椽》开头一段就解释何谓“尸数椽”：

“话说世间事情都尽分上，越中叫做说公事，吴中叫做讲人情。那说分上的进了迎宾馆，不论或府或县，坐定就说起，若那官肯听便好，笑容也是有的，话头也是多的；略有些不如意，一个看了上边的屋听着，一个看了上边的屋说着，俗话叫做僵尸数椽子。”

这是揭露那些府县官僚们以人情论公事，而不是按法律主持公道。接着，小说写了一个叫任事的知县“凡事只听分上，全不顾些天理，不说上司某爷书到，即说同年某爷帖来，做成乡里说人情，不管百姓遭祸殃”。一个叫巫梅的人遭受冤枉官司，结果任事收到了监司齐泰的说情书信，将巫梅定为死罪，举家流离。巫梅死后告到阴间，包公拘来齐泰和任事审问，然而两人竟各有“道理”。

任事说：“要听了分上，怕屈了平民；若不听他分，又怕没了自己前程。因说分上的是齐泰，乃本职亲临上司，不得不听。”

齐泰说：“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入无缝的蛋，若是任知县不肯听分上，下官怎的去敢讲分上？”

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笔墨，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封建官僚沆瀣一气欺压百姓的丑恶行为。

《百家公案》中的《辨心如金石之冤》是一篇难得的作品。它写秀才李彦秀与娼门之女张丽容互相爱慕，订下终身，但李生父母反对儿子娶娼门之女，拖了一年之久才答应遣媒行聘。不料本省参政周宪任满赴京，为了巴结朝中的王右相，将张丽容选为进献礼物，强带入京。李生上下求托，家产荡尽亦未能免。于是他徒步追赶装载丽容的船只，奔走三千余里，最终哀痛而死，张丽容也自缢殉情。周参政非但无丝毫怜悯之心，反而恼怒万分，命人焚烧他们的尸体以泄心头之恨。谁知焚毕竟发现他们的心各已变成对方的模样，“其色如金，其坚如石，衣冠眉发悉皆具宛然”。周参政以为得到了至宝，将两颗金石之心献给王右相。谁料一到王右相之手，它们又变为败血一团。王右相盛怒之下，告之包公。包公将周参政定为死罪，又将王右相参劾罢职。

作品通过这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强烈谴责了封建官僚的残酷狠毒。李生追赶丽容之舟的一段描写十分凄婉动人：

（彦秀）徒步追随，哀通路途行人。凡遇舟之宿止，号哭终夜，伏寝水次，如此将及两月。而舟抵临清，彦秀星行露宿三千余里，足胼肤烈，无复人形。丽容自板隙窥见，一痛而绝。张妪救灌良久方苏，苦浼舟夫往答彦秀曰：“妾所以不死者，以老母未脱耳，母若脱妾即从死。郎可归家，勿劳自苦，才郎因妾致死，无益于事，徒增妾苦耳。”彦秀闻船户传言之说，仰天大恸，投身于地，一仆而死矣。舟夫怜之，埋于岸侧。是夜，丽容自缢于舟中……

《厨子做酒》《辽东军》《瞒刀还刀》以及《百家公案》中《断鲁千郎势焰之害》《断赵省沧州之军》《决秦衙内之斩罪》批判的则是公子衙内、地主土豪的罪恶。

《厨子做酒》写孙都监之子孙仰“横行乡里，奸宿庄家妇女”，为了霸占良家妇女吴氏，将其丈夫骗到开元寺饮酒，暗下毒药害死。吴氏不惧孙仰淫威，前往包公台前告状。孙仰又派人四下拦截。包公微服私访，了解孙仰的罪行，又抓获了为他调制毒酒的厨子，将孙仰当堂杖毙，为百姓除了一大害。

《辽东军》叙广东肇庆府刘胜为女儿 娘择贫家子弟陈龙为婿，不料得罪了先期为子求婚的富豪邵秀，他买通官府，将陈龙遣放辽东从军，活活拆散了一对即将成婚的青年男女。娘坚心等待陈龙的归来。“宦家子”黄宽又对她垂涎三尺，恃势逼婚。恰巧陈龙因投送文书归来。黄宽得知此事，将陈龙诱至家中杀害，抛尸荒窑。

《百家公案》中的《断鲁千郎势焰之害》亦写转运官之子鲁千郎见到书生马 君之妻李氏貌美动人，遂图霸占，遭到李氏拒绝后，竟令人破门入室，将她扯出来殴打凌辱。

同书《决秦衙内之斩罪》写包公乔装赴陈州放粮途中，冲撞了泰康知县之子秦衙内，即遭一顿毒打，被下到牢中。

这些故事反映的都是“衙内”——官宦子弟恃强横行、荼毒百姓的行为。

《瞒刀还刀》虽不是血淋淋的故事，但也有一定的意义：邹敬是贫苦的樵夫，靠每天打柴为生。他卖给生员卢日乾一担柴，柴刀却忘了取回，待他转回来讨取时，卢日乾却赖帐不还，而且还恃着是包公门生，写帖子叫家人押邹敬到府衙受罚。卢日乾为富不仁、吝啬小气的豪绅嘴脸令人可憎，作品借包公之口指责他：“卖柴生理，至为辛苦，你忍瞒其柴刀，仁心安在？”鞭挞了卢日乾的丑恶行径，揭露了他的阶级本质。

《百家公案》中《断赵省沧州之军》中的赵省与卢日乾是同一阶级，也有着相同的特性：包公乔装赴陈州放粮，夜宿其牛车之下，天明后赵省发觉，竟诬陷包公偷牛，将他吊起痛打。自然，他和秦衙内一样都受到了包公的严厉惩罚。

2.谴责忘恩负义、嫌贫爱富的丑行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都不是出自文人学士之手，而是不知名的民间文人编写的。因此，中国百姓传统的谴责忘恩负义的道德观也渗进了部分篇章之中，具有积极意义。《石狮子》和《秦氏还魂配世美》是值得介绍的两篇。

《石狮子》写市头镇崔长者乐善好施，在洪水中救出了家破人亡的刘英，认为义子。半年后，国母张娘娘挂出榜文，言称失去玉印一方，有得知玉印下落者官封高职。神人托梦给崔长者说，这方玉印落在宫中八角琉璃井中。崔长者欲叫亲子崔庆前去奏知受职，刘英却要求前往，说“倘得一官半职，回来与弟承受”。然而，刘英进京后不仅受官，而且赘为驸马，把崔长者一家抛到九霄云外。崔长者没有得到刘英音信，派崔庆前去打听。刘英见到崔庆，非但不认，反将他打得皮开肉绽，关进监牢。崔长者见崔庆不归，只得亲自前往京城。刘英见到崔长者，佯装不识，闭门拒见。为了救出无辜的崔庆，崔长者只得到开封府告状。包公虚设宴席，请来刘英，让他喝水代酒。刘英自以为是驸马，责骂包公轻慢。包公提醒他：“今年六月尚饮一河之水，一瓯水难道就饮不得？”随后将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革去冠带，重责四十，又奏明皇上，将他斩首。这篇小说夹杂了不少因果报应、神人指点的描写，但是对刘英忘恩负义的批判是成功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憎恶之情。

《秦氏还魂配世美》是《百家公案》中的故事，它写钧州秀才陈世美娶妻秦氏，并生一男一女，男名瑛哥，女名东妹。陈世美赴京应考，得中状元，授翰林编修，便不思糟糠之妻。秦氏久无丈夫音信，遂携儿女进京寻找，得知陈世美已中举做官，在张元老的帮助下，她趁陈世美生日设宴之机扮成琵琶女进了府中，陈世美却佯装不识，待宾客离开后，竟将她痛打一顿，逐出府门，同时还张榜悬示，京中人家不许私匿远方妓女。秦氏走投无路，只得回乡，陈世美又派骠骑将军赵伯纯追赶秦氏，在白虎岭将她杀害。三官菩萨感于秦氏贞烈，命土地神保护秦氏尸体，又教习瑛哥、东妹武艺，让他们战场立功，双双封官，秦氏也得以还魂。三人一同向包公控诉陈世美忘恩负义，包公将陈世美发配充军。

显然，这篇小说是后世戏曲舞台广泛传演的《铡美案》故事的蓝本，但在情节上有三点不同：一是尚无“香莲”之名，仅有秦氏之称；二是陈世美中状元后未被招为驸马；三是秦氏死后还魂、陈世美亦未被包公用虎头铡铡死。尽管如此，谴责忘恩负义的主题却已经形成。

嫌贫爱富同样是中国百姓所不齿的不道德行为。《龙图公案》中的《锁钥》《包袱》《烘衣》和《百家公案》中《两家愿指腹为婚》都表现了这一道德观念。不过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家长早早地为儿女订亲，甚或指腹为婚，后来儿女长大，男方家中由富变穷，无力婚娶，女方家长便竭力退婚，向男方索要重礼。多情女儿暗约未婚夫前来欲助其金银首饰，反被奸人乘隙而入，酿成悲剧。兹举《包袱》一篇为例：

佥事高科与侍郎夏正为同乡，相交甚厚，指腹为亲。夏正得男，取名昌时。高科生女，取名季玉。夏昌时长至16岁，父亲去世，家贫如洗，高科就欲退亲，故意向夏家提出条件：“须备六礼，方可完婚”，否则“早早退亲”。高季玉不满父亲作为，暗约昌时晚上来花园，助他银两首饰。昌时高兴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好友李善辅。李善辅却居心不良，将夏昌时用酒灌醉，冒充他前往高家花园杀婢夺银。案发后昌时被官府打入牢狱。幸遇包公微服查访，用计从李善辅手中赚取了他所盗的首饰，辨明了冤情。这桩冤案是由高科嫌贫爱富而引起的，所以篇末包公的判词不仅谴责李善辅的人面兽心，而且也谴责高科“厌贫求富，思背故友之姻盟；掩实弄虚，几谄佳婿于死地”。

指腹为婚、从小订亲等方式固然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不值得肯定，但作品描写的重心不是赞扬指腹为婚，而是对封建家长嫌贫爱富行为进行批判，我们不能在否定前者的同时连后者也一同否定掉。

3.反映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病态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描写了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件，虽然为的是突出包公的断案能力，却也折射出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病态。

病态之一：金钱的黑色诱惑

自从货币成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后，金钱也就成为财富的衡量尺度，是生活富裕的保证。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金钱的诱惑力愈来愈强烈。朱载 专写了一支[黄莺儿]《骂钱》的散曲，道：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子弟受你压服，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尽。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显然，金钱已经具有无所不能的作用，引起“圣人”门徒的愤慨。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金钱的地位上升，取代封建权势，乃是历史的进步；然而，金钱的诱惑又导引着犯罪活动的滋生和繁衍，古代的道德原则在金钱面前已节节败退，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与道德的堕落形成了二律背反。

《鬼推磨》开头一段就是议论金钱的作用：

话说俗谚道：“有钱使得鬼推磨。”却为何说这句话？盖言凭你做不来的事，有了银子便做得来了，故叫做“鬼推磨”。说鬼尚且使得他动，人可知矣！又道是“钱财可以通神”。天神者最灵者，无不可通，何况鬼乎？可见当今之世，惟钱而已。有钱的做了高官，无钱的做个百姓。有钱的享福不尽，无钱的吃苦难当。有钱的得生，无钱的得死。

这段议论与朱载堉的散曲是相同的调门，指责了有钱就有一切的现象。接着作品讲了一个地府故事：一个叫张待诏的痴呆汉，“心上不十分爱钱”，却发迹变成富翁，邻居李博士生来乖巧伶俐，却无钱使用，郁郁病死。鬼魂告到包公那里，包公唤过注禄判官，问他为何有“偏向”，判官答曰：“钱财本是活的，能助人为善，亦能助人为恶。你看世上有钱的往往做不出好事来，骄人、傲人、谋人、害人，无所不至，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因此，伶俐人我偏不与他钱；惟有那痴呆的人，得了几文钱，深深的藏在床头边，不敢胡乱使用，任你堆积如山，也只平常一般，因此，痴呆人我偏多与他钱。”

判官此论，虽不科学，但又值得玩味：有钱人为富不仁，无钱者受尽贫困，这是阶级对立，而“伶俐人”愈有钱愈不仁，所以与其把钱给他们，倒不如给痴呆者，他们还可以少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李博士求财而判官不给，这当然是个非现实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伶俐人”为谋取钱财铤而走险，不惜杀人性命、双手沾上鲜血而沦为罪犯。《夹底船》《接迹渡》《龟入废井》《鸟唤孤客》《港口渔翁》《三娘子》《牌下土地》《瓦器灯盏》等篇均写为谋取钱财而杀人害命的案件。它们都有共同的写作模式：受害者多为商贾，他们在乘船、闲谈时不慎暴露携带的金银财物，引起凶手的注意，于是行到僻野之处时，或被一篙打入江中淹死，或因刀斧相加而丧命。后来，或有幸存者告发，或因神灵暗示，包公抓获罪犯。

受害者的商人身份和水运的交通方式，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活动的反映；而频频演述的谋财害命的凶杀案又反映了金钱的诱惑力十分强烈。这是黑色诱惑，它危及了人身安全，破坏了最起码的社会秩序，是一般百姓所不愿看到的事实。

病态之二：禁欲的畸形后果

封建社会禁绝男女交往，宋明理学更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人的正常欲望并不能禁绝。相反，禁欲主义所带来的是畸形后果，那就是：一方面自我标榜禁欲，一方面是欲望的疯狂实现。

《阿弥陀佛讲和》《观音菩萨托梦》《三宝殿》《槲上得穴》数篇，均描写和尚奸淫妇女而生发的案件。佛门是“修身养性”之所，标榜“四大皆空”，然而，“云空未必空”，佛门弟子同样有七情六欲，自然的欲望禁止不了。对此，明中叶的徐渭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均有反映。《三言》中也有一些篇目写此问题。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但都共同宣告了禁欲主义的破产。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与上述作品相同，把佛门弟子写成禁欲主义下的变态人物，他们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追求本应得到的幸福，而是以暴力手段实现心中那疯狂的欲望，可悲更可恨！

封建禁欲主义实际上禁绝的是女性对婚恋幸福的追求，对男子却无多少约束力。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却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

阴阳两极世界的不公平，同样带来畸形后果。《试假反成真》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个叫支弘度的男子痴心多疑，为了考验妻子经正姑是否贞节，竟叫几个浪荡朋友“强奸”她。经氏将其中一人杀死，自己也自刎身亡。这件人命血案显然是由封建“贞节”观念造成的。

《死酒实死色》写张英外出做官，夫人莫氏与珠宝商邱继修有了私情。张英回家发觉后，竟残忍地将莫氏和婢女推入酒埕中淹死，又嫁祸于邱继修，致他于死地。因为妻子的不贞，张英使用最阴狠的手段杀害了三条人命。

病态之三：都市里的偷骗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苏州、杭州、金陵等城市显现了空前的繁盛景象。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滋生了一批流氓、光棍等社会渣滓。他们从事偷劫、拐骗等种种不法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也将他们揪出示众。

《裁缝选官》写山东监生彭应凤携妻许氏进京候选，住在西华门王婆店中。浙江举人姚弘禹窥见许氏貌美，便以重金贿赂王婆欲图奸占。王婆为了钱财，施展起她的搬骗之术：先支使彭应凤每日去午门外写字，然后在姚弘禹离京赴任那天假意告诉许氏说，彭应凤在朝中李公公家写字，派轿接她去居住，将她骗上轿子，抬至姚弘禹所乘之船，骗她说彭应凤因为手中无钱，已将她卖给姚官人。彭应凤回来后不见许氏，询问王婆，她竟然“叫屈”，说那天有轿子来接，许氏已走，如今来要人是诈骗，说罢还做出要上告的样子。彭应凤身无钱财，只得含泪而去。王婆的骗术实在天衣无缝，只因后来彭应凤所选之官恰巧与姚弘禹同在一县，与许氏得以团圆，才清楚王婆搬骗真相。

《贼总甲》写的是流氓团伙偷窃案。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在人多热闹之处看准对象，以拥挤分散被偷者注意力，然后偷其袖中银子；若是被发现抓住，就群起而哄，让偷窃者乘机溜走；若是银子掉在地上，便与被偷者争执，其他人做伪证，强赖为己有；偷得银子后，他们共同分赃。这一盗窃团伙有二十多人，为首者就是“贼总甲”。正因为团伙作案，且为惯偷，手段十分狡猾，所以包公费了很大气力才将他们抓获归案，为民除了一害。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所反映的这些病态现象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从明代初年得以巩固的封建中央集权业已腐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新旧生产关系的混杂所带来的既有进步因素，又有恶德的滋生。上述各种病态现象正是根植于这一时代土壤之上的。

从历代公案作品的比较中更可见到这一点：无论是宋元话本还是元代公案戏，都没有像《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这样大量描述谋财害命、强奸杀人和市井偷骗的案件；而这些内容在明中叶的戏曲、小说中却屡见不鲜。自然，这两部公案集对于上述病态的评判是模糊的，甚至是落后的，但是它们的笔墨集中在病态所引起的凶杀或其他恶果上，由此导引的结论是：无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人欲”的解放有什么样的进步性，它所产生的副效应同样存在。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它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东方的福尔摩斯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包公已由历史人物演变成文学形象，不过其性格比较简单；元杂剧包公戏把包公形象的塑造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包公具有解民于倒悬、正直刚毅和善用智巧等性格特点；《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则把包公形象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并且使之定型，后世各种包公故事基本上都未能跳离它们的范围。

首先，将包公形象充分传奇化。

一是将其身世传奇化。

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包公身世的介绍十分简单，《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的介绍是：“庐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传说有名的包龙图丞相，——他后来官至龙图阁大学士，所以叫做包龙图。”

元杂剧对包公形象的塑造成就很高，然而对他的身世描写同样简单，各部包公剧几乎无一例外地让包公自我表白：“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卷首均有一篇根据成化说唱词话《包待制出身传》改写的小说，将包公身世大为丰富并且具有极浓的传奇色彩：他是天上的文曲星君下凡，降生庐州城外十八里凤凰桥畔小包村。父亲叫包十万，家中广有田产。包公排行第三，因为生得丑陋，遭到包十万的嫌弃，幸蒙长嫂汪氏收养回护，并请先生到家设帐教习。后来包公进京考中状元，授定远知县。他乔装回家，包十万不信他考中，仍差他到南庄割麦。定远县公差前来迎接新知县，包公换上冠带，包十万方知是真，于是包公赴任。这里，包公容貌的丑陋及与长嫂的关系即为后世所流传。

二是将其权力传奇。

在元代杂剧中包公虽为“正授开封府尹”，但权力有限，斩杀那些罪大恶极的权豪势要还不能直接进行，而须运用智巧。《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中的包公断案对象已变成皇亲国戚乃至国母娘娘。他敢于将赵王、曹国舅问斩（《黄菜叶》《狮儿巷》），敢打皇妃娘娘的鸾驾（《百家公案》第八十三回《判张皇妃国法失仪》）。与此相应的是他“夜断阴”的权力增大，阎王断不了的案子还要恭请他（《屈杀英才》）。

其次，更多地描写他铁面无私。

元代包公戏侧重于描写包公与权豪势要的斗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既反映了他与各种罪恶势力的斗争，又表现了他敢于斗争的原因——胸中无私。

《百家公案》第八十二回《劾儿子为官之虐》很可能是后世戏曲《铡包勉》的蓝本，叙他儿子包秀在天长做知县时贪财爱宝，包公得知后上疏奏劾，并自求贬职，充分反映了他的无私品德。

《狮儿巷》中，包公决意斩杀为非作歹的曹国舅，宋仁宗亲自到开封府向他求情，包公回答说：“既陛下要救二皇亲，一道赦文是矣！何劳御驾亲临？今二国舅罪恶贯盈，若不依臣启奏判理，情愿纳还官诰归农。”

正因为包公如此不恋乌纱帽，所以他的斗争十分坚决。刚到定远上任，他就弹劾搜刮民财的张转运使（《百家公案》第八十一回《劾张转运之罪》），斩赵王，杀国舅，无惧无畏。清人李西桥《龙图公案序》说：

“《龙图公案》世传为包公所断之案，尝阅一过，灵思妙想，往往有鬼神所不及觉；而信手拈来，奇幻莫测，人人畏服。所以然者，包公非有异术，不过明与公而已。……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

可以说抓住了两部公案集中包公形象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包公之“明”源于其“公”这一发人深思的道理。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对包公形象最大的发展是继承元杂剧对包公智慧的描写成就，把包公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断案技能，集侦探、审讯、判决于一身的执法官形象。他熟谙人情物理，具有超人的观察力，细致入微而求实求真，玩弄罪犯于股掌之中。胡适称他为“东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龙图公案》一百则故事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犯罪活动，有强奸杀人，谋财害命，拐带人口，遗产纷争，偷窃诈骗，诬陷报复，等等。这些案件如果发生在现代，很容易侦破，但在古代刑侦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要弄个水落石出却非易事。小说所描写的包公面对种种疑案，是怎样准确破案的呢？

1.从人情物理推断

《三娘子》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信和周义是生意合伙人，两人相约到京城买布贩卖，租了艄公张潮的船只。早晨，赵信先到渡口，张潮见他带有银子，见财起意，乘其不备将他杀死，悄悄地将尸体移到僻静处，又回到船上假装熟睡，由于此时天还未亮，附近的船户毫无知觉。天亮后，周义如约来到渡口，张潮自然还在“熟睡”中。周义久候赵信不见他到来，便叫张潮去催喊。张潮遵命到赵信家门口，连声叫喊赵妻“三娘子”开门，自然赵信已不在家了。谨慎小心的周义赶忙到县衙报案，恰巧赵信尸体被人发现。县令升堂审问，张潮有周义到船尚在“熟睡”和船户未见动静两条理由，被排除了谋杀赵信的可能性，而周义长期与赵信合伙做生意，竟被指为与赵妻通奸，乃谋害赵信之凶手，打入牢狱。不久，包公巡行此地，周义一家拦道喊冤。他仔细阅读了县令审问的案卷，看见张潮和赵妻及其邻居的陈述中都有张潮奉周义之命催喊赵信时，叫喊的不是赵信名字，而是赵妻“三娘子”，于是立即想到：“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已无夫。”这是张潮在喊叫时无意留下的破绽，也是他已谋杀赵信的一条线索。包公于别人不易察觉处发现这一点，正是由于他从罪犯心理找出破绽。由此，真凶张潮终于落网伏法，一宗冤案也终获辨明。

如果说《三娘子》中的包公是在把握罪犯心理的基础上断明案件，那么《瞒刀还刀》和《血衫叫街》中的包公则依赖对罪犯家属心理的洞悉而顺利破案。

《瞒刀还刀》中卢日乾赖去樵夫邹敬柴刀，还将他送到包公那里究办。包公首先推想，邹敬虽然贫穷，但不至于耍赖要人一把柴刀，而且他言词笨拙，显然是个老实人。但这是推想，必须得到柴刀才能确证谁是混赖者。于是他留住卢日乾，吩咐快手李节到卢日乾家，对其妻子说，包公留卢日乾在府中用茶，叫她把刀还给邹敬。卢妻信以为真，取出柴刀交给了李节。包公所利用的是卢日乾与自己的师生关系和卢妻对自己的信任，赚取了柴刀。卢日乾也受到了应有的责罚。

《血衫叫街》则叙屠夫张蛮偕另外两人清晨出城买猪，路上看见回娘家的陈 娘和小厮进安势单力薄，遂上前砍伤 娘，抢劫了她的首饰和银两。案子迅速告到包公那里。城中屠夫甚多，从何寻找呢？包公从时间尚未过午推断罪犯尚未回城，便让衙役们带着陈 娘的血衫满街叫喊，说早晨三个屠夫在城外被贼所劫，一屠夫已被杀死。这一“凶讯”果然引起罪犯家属的注意。张蛮妻子朱氏立即出来询问此事。衙役们便守在他家门口，拿住了买猪回来的张蛮。张蛮所抢的首饰尚在他身上，人赃俱全，抢劫犯只得低首就范。

《龙图公案》中包公断案，有时还由人情推及物理，通过对物理的把握推断案件真相。

《骗马》写一个叫兴福的人骑了一匹上等骒马，路遇一个姓黄名洪的汉子。那汉子骑瘦驴一匹。歇息时，黄洪自称识马，欲借一试，兴福不知是计，将马交与黄洪骑试，岂知黄洪上马后扬鞭逃之夭夭。兴福告到包公那里，包公将那匹驴子饿了三天，然后牵到黄洪骗马的地方，放开缰绳，任其奔跑，一直跑回主人家。黄洪这个拐骗马匹的不良之徒也被追随驴子的人拿获了。

《青粪》的故事也很有趣：财主龚昆十分吝啬。岳父生日，他叫仆人长财送一只白鹅庆贺，却又要他设法将白鹅带回来。然而岳父家的厨子偏偏留下了白鹅，长财无可奈何地回来，半路上看见田里有群白鹅，便捉了一只回家复命，恰巧又被鹅主人招禄看见，两人互相争执起来，一个强赖，一个说不出记号。包公巡经此地，便将白鹅带回衙中，让他们次日到衙中听断。次日，两人进衙，包公断说：鹅归招禄，并说出理由：长财家在城中，养鹅必是粟谷，撒粪必黄；招禄家居城外，鹅放田间，所食乃为草菜，撒粪必青。鹅在衙中一夜，所撒均为青粪，所以必是招禄所养。一番道理，使长财只得认罚。

2.靠精细入微获胜

《龙图公案》中的包公断案，往往出人意料，于常人发现不到的地方抓住点滴破绽和蛛丝马迹，从而得出正确的断案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细致入微、明察秋毫的眼光，前举《三娘子》故事即表现了这一点，《白塔巷》故事更能说明这一点。

该故事实际上出自宋代《折狱龟鉴》，是一则轶事，断案者不是包公，而是张咏。当它被《龙图公案》写成小说后，即得到广泛流传，后世京剧及地方戏中的《双钉案》就是敷演此事。

它写包公路过白塔巷口，听见一个妇女哭丈夫，这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然而包公却觉得那哭声半悲半喜，没有什么哀痛之情。他顿生疑窦，立即传唤那个妇女询问。从哭声中听出问题，这已是包公细致之处。询问的结果，那妇女的丈夫几天前死了，据她陈述是因病而死。包公便让土工陈尚前去验尸，验尸的结果发现无伤痕，看来并非谋杀。包公仍不相信，严令陈尚再行验尸。此时天色已晚，再验只得到第二天进行了。陈尚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妻子杨氏。杨氏便提醒他，曾听人说有用铁钉钉入鼻中致人性命的事情，可以验看尸体头部有无铁钉。次日，陈尚根据妻子的提醒细验尸体的头部，果见其鼻中有铁钉两根，系从脑后面钉入的。这一发现使正常死亡变为谋杀案。回禀包公后，包公立即严讯那个妇女。在证据面前，她只得招认是与奸夫谋害丈夫的。至此，案子似乎可以结束了。包公从哭声中追寻出一宗谋杀案，已经十分了不起。

然而，包公又传来陈尚，问他如何验出铁钉的。陈尚如实回答：“系杨氏提醒的。”包公以给赏为名，叫来杨氏，突然问她与陈尚是结发夫妻还是半路改嫁，杨氏答说是半路改嫁。包公又紧迫问她前夫因何而死，杨氏大惊失色，支吾难对。包公即令衙役前去验看杨氏前夫尸体，见枯骨鼻中亦有铁钉两根。原来她也谋杀了前夫，对陈尚的提醒正是她的经验。

包公从半悲半喜的哭声中听出问题，断出一宗谋杀案后又断出杨氏的谋杀案，其细致入微实在令人叹服，难怪小说道：“闻者无不称奇！”

《箕帚带入》也反映了包公以精细入微断出疑案。黄士良之妻李秀姐，性妒多疑，她和弟媳张氏每日轮流扫地。这天她外出吃酒，弟弟黄士美亦外出，家中只有士良和张氏，士良后也出外，张氏将地扫干净后便将畚箕、扫帚放到李氏房中。不想李氏回家后看见箕帚，竟疑心丈夫与张氏调情，晚上与丈夫黄士良大吵起来。张氏有口难辩，自缢而死。县令认为黄士良确实强奸张氏，致使她自杀，将黄定为死罪。包公巡查此地重审此案，从李氏口中问明当天地已扫干净，畚箕上亦干干净净，推断决非士良强奸。因为如果强奸，“他未必扫完而后扯，畚箕必有渣草；若已倾渣草而扯，又不必带箕帚入房”。包公从畚箕扫帚干净地放在李氏房内这件小事，寻出与强奸之后的匆忙、慌乱的相异之处，断明了这一错案。

3.巧设机壳使罪犯落网

罪犯往往是狡猾的。古代根本没有先进的取证技术，即使罪犯被抓到了，也可能无理抵赖，难以定罪。包公只得巧设机壳，设法诱使罪犯走进圈套，获取确凿的证据将他们制服。

利用作案者同伙之间的矛盾和间隙，辅之以心理战术，使罪犯交待罪行，是包公常用的一个手法。

《遗帕》写富家子弟赵嘉宾奸淫赌博，品性恶劣。一天，他看见外出经商的丘四之妻曾氏容貌美丽，遂生歹意。他先以十两银子诱奸，遭到一顿臭骂。他贼心不死，约了另外两个无赖之徒，假扮盗贼，将曾氏挟持到山上轮奸。匆忙中，他丢失了自己的手帕，上面赫然有他的大名。然而包公拘问他时，他却抵赖说，手帕三天前就已遗失，自己并未强奸曾氏。有物证而无人证，包公也奈何他不得，于是将他收入牢中，暗嘱禁子注意有谁来探望他。过了不久，另外两名同伙来探视消息，当即被禁子抓了起来。两人也抵赖狡辩，包公便把他们押至远廊下，又传来赵嘉宾。赵犯见同伙已在押，以为他们已经招供，只得对强奸曾氏的行为供认不讳，实际上是钻进了包公设下的圈套。

抓住罪犯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引蛇出洞，从而获取罪犯证据，是包公断案又一常用的手法。

《包袱》写高科之女季玉暗约夏昌时夜间到花园赠其银两，夏昌时好友李善辅却将夏昌时灌醉，冒充他前往高家花园，杀死了等待昌时的丫环，将首饰银两夺为己有。李善辅回来后假睡于床上，昌时醒来，见李善辅仍在“熟睡”，便如约到高家花园取银，不想见到的却是已被杀死的丫环尸体，惊慌而归。次日，高科发觉丫环被杀，季玉只得说出暗约昌时之情。高科大怒，告昌时为杀人凶手，官府也将昌时定为死罪，打入牢狱。包公微服到牢中私访，得知了昌时的冤枉，又了解暗约之事只有李善辅知晓，于是假意对李善辅亲热，时时召见，使他感到受宠若惊。过了半年，包公对他说，自己为官清廉，女儿即将出嫁，却没有妆资，让他代办一些，并“叮嘱”他：“汝是我得意门生，外面须为我慎密。”李善辅深信不疑，将在高家夺得的首饰、银两送给了包公。包公即唤高氏父女辨认，果然是高家的，取得了证据，李善辅只得认罪。

《借衣》的案发过程与《包袱》大致相似。沈猷与赵阿娇从小订婚。长大后，沈家贫穷，阿娇之父赵士俊悔亲。阿娇和母亲趁赵士俊外出之机约沈猷前来，助他银两以备迎娶之用。沈猷衣衫过于破旧，便到姑姑家向表兄王倍借衣。王倍却故意说，自己要到朋友家去一天，回来再借给他，然后冒充沈猷到了赵家，不仅骗取了银子首饰，还诱奸了阿娇。沈猷过了两天才借到衣服来至赵家，阿娇方知前次来的是骗子，自己已经失身，羞愤自缢。赵士俊回来后，十分恼怒，凭着有财有势，使官府将沈猷定为死罪。包公巡行此处，重审沈猷案子，知其冤枉，又知他赴约前曾向王倍借衣，于是假装一个卖布商人，到王倍家卖布，故意将价钱压得很低，让王倍全部买去，从而赚取了王倍从赵家骗来的银子和首饰，获得了赃证。

先投石问路，获取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抓获罪犯，也是包公侦断疑难案件的方法之一。

《石碑》写杭州商人柴胜贩布三担，住在开封府吴子琛店里。近邻有一叫夏日酷的惯偷，将他的布盗去了。他急躁之下，将吴子琛告为偷布罪犯。没有赃证，包公自然不会将吴子琛判罪。但是盗布罪犯究竟是谁呢？必须找到被盗的布，才能找到罪犯。包公心生一计，让张龙、赵虎抬了一个石碑放在衙门口，鞭喝审问。这一奇怪的举动，立即引来了大批围观者。这时，包公命令将围观者中为首的四人拿住，罚他们布、米各样东西。罚物交上来后，其中有布一担，包公便叫柴胜辨认。这布正是他所丢失的。包公问出布主乃是徽商汪成交罚的，而汪成的布又是夏日酷偷来后卖给他的。于是，包公通过审石碑这一奇怪行为引来围观者，找到了布商，进而找到柴胜的布匹，最后抓获了盗布贼夏日酷。

预设假象迷惑罪犯或知情人，然后暗中调查真情，是包公断案的又一方法。

《杀假僧》中的董顺之妻杨氏与孙宽私通，相约私奔。然而孙宽见杨氏带有不少财物，反将她杀死，弃尸井中。一个和尚夜间也跌入井中。天明后，他被救了出来。井中杨氏的尸体自然使他难以说清，被董家指为杀媳凶手，告入府衙。包公日夕根究，和尚连呼冤枉，但真凶又无从寻找，于是包公便将牢中一个已判死罪的囚犯剃去头发，明正典型，然后声称和尚已经被处死，暗地里却派手下四处探访消息。在一茶店中，衙役们听见茶婆叹息和尚死得冤枉，他们便问其原因。婆子说，杨氏素与孙宽私通，孙宽因谋财物杀了杨氏。衙役们赶紧回报了包公，终使孙宽伏法，和尚冤释。

《铜钱插壁》中的卫典被贼人打劫。因为他平日和轻浮的罗承仔不和，被劫之后，罗承仔还幸灾乐祸，卫典便告他是抢劫犯。包公经过审讯，确认罗承仔是被诬告，将他释放，反而将卫典拘捕收监。晚上，包公微服私访，发现真正的劫贼正在喝酒庆贺，讥笑他糊涂。包公在墙壁上画铜钱为记号，天明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4.实地勘查剖明案情

实地勘查是断案的必经程序，也是获取罪证的最重要手段。小说为了突出包公断案的智慧，大部分故事仅写包公在公堂断案，有些故事也写包公在难以断明案情的情形下，走出公堂，实地勘查，以剖明案情。

《夹底船》中的罪犯单贵、叶新十分狡猾。他们是水上船户，经常干谋财害命的勾当。有一次，他们给徽商宁龙运货，又见财起意，将宁龙和仆人季兴用酒灌醉，打入水中。宁龙略识水性，得以活命，上告于包公。包公拘捕了单、叶二犯。然而他们已经将劫来的货物处理掉了，身上也没有什么银子，所以百般抵赖，任凭包公用刑也不招供。没有物证，难以定罪。包公打轿前往渡口，验看他们的船只，发现船上有夹层，打开之后，获取了两皮箱赃银，其中一只箱子正是宁龙的，内有记号可以辨认；银子是二犯处理货物所得。在赃证面前，单、叶二犯也只有低头认罪了。

包公的实地勘查，更多的是采用乔装改扮、微服私访的方式进行。

《厨子做酒》中孙都监之子孙仰为霸占书生张虚妻子，将张虚骗入开元寺，让他饮毒酒使之丧命。案子告到包公那里，他打听到孙仰经常带着妓女到开元寺饮酒，便假扮成一个公差，跟踪前往。在开元寺中，他亲眼目睹了孙仰的嚣张跋扈，又从和尚那里证实孙仰经常用毒酒害人性命的事实，而调制毒酒的正是那个尾随孙仰的厨子。回府后，包公拘捕了那个厨子。他突击审问，迫使厨子供述了为孙仰调制毒酒的事实。然后他传来孙仰，当堂审问。在厨子的对证下，孙仰也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毡套客》写的也是包公微服探访破案的故事：江西商人宋乔携金万余两到开封做买卖。路上住进曹德克家。隔墙的赵国桢、孙元吉得知他资财颇多，遂跟至开封，同住到龚胜店中，将宋乔所带银子偷劫而去。包公扮成南京客商到曹德克家，托言买毡套。他在附近各酒店打探消息，得知赵国桢、孙元吉近来捡到银子，在省城置家买田。包公向曹德克问明二人情况，返回开封，又让赵虎带缎匹到赵国桢家叫卖，赚得赵国桢的银子。包公让宋乔辨认，果系他所失之银。因有凭记为证，于是赵、孙二犯被擒就范。

总而言之，《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中的包公形象较之宋代话本和元代包公戏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变化。他的出身，已被说成是“文曲星”降世；他的权力，也被无限地加重；他的刚直不阿，已经到了连皇帝旨意也敢违抗的地步；他的铁面无私，连亲子犯法也不能免罪；他的本领，已经是无案不断了。这样的人物，完全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性，是下层社会的百姓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创造出来的一个“青天”式的人物，成为后世百姓们所尊仰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