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假如我们走出“母语”

以上所说，是为了把我与朱利安的对话引到“从外部解构”是否可能这一重要问题之上。朱利安将自己的哲学工作的目的确定为绕道（détour）中国而返回（retour）欧洲。返回欧洲是要看到“我们欧洲思想据以发展的成见，那些被深埋的成见，没被揭开的成见”，而这就是说，去触及欧洲思想（中）的“未思”：“经由中国来反思欧洲，乃企图有策略性地从侧面切入，从背面捕捉欧洲思想，以触及我们的未思（l'impensé）。”朱利安将此“未思”确定为“我们由此出发而思考者，并正因为如此而没有去思考者”。于是，对于朱利安来说，“绕道中国，就是走出自身思想的偶然性（contingence）。”朱利安将他这样的工作概括为“从外部（卓立译为‘外在’）解构”（une 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解构欧洲思想，或解构欧洲哲学的形而上学。“从外部解构”或“自外而来的解构”是他的作为他者性教席的就职演讲文本的《间距与之间》的第一节的标题。朱利安认为“所有从‘内部’（亦即从欧洲“传统”内部……）引导的解构行动都受到铩羽而归的威胁（menacée de tourner court）”，因为他相信，在欧洲哲学内部，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谁企图对（希腊）形上学（la métaphysique）保持距离，他就会因此转身加入‘另一边’——即以希伯来圣经（hébraïcobiblique）为源头的那一边。”所以，朱利安相信“解构”——但他只是在比较松散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是可以甚至是必须从外部进行的，或至少是可以或必须自外而来的。且不说朱利安认为若待在欧洲哲学就只能在希腊和希伯来两极之间摆动的看法是否可以接受，也且不说这一看法对与朱利安所使用的“解构”一词密不可分的欧洲哲学家德里达是否公允，我对朱利安的“从外部解构”之说的基本问题或疑问只是，从外部解构真的可能吗？

我以上对朱利安文章的汉语译文之中“être”和“identité”这些来自印欧语言的重要哲学词汇的可译性或某种不可译性的讨论其实只是想以较为初步的方式表明，语言——而所谓语言总是这一或那一特定语言——与思想有着难解难分的内在纠缠。但这样的纠缠却还并不足以表明，一旦我们走出自己的语言—思想，就可以摆脱这样的纠缠，并因而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直截了当地看到自己语言—思想中朱利安所谓的“未思”了。因为，例如，“être”和“identité”这些印欧词汇在汉语中的难译甚至某种程度（我必须强调这个“某种程度”）的无法翻译其实并不表明，一旦站在印欧语言之外，站在汉语之中，我们立即就能根据汉语中似乎没有——我前面已经说了我不知道这一“没有”究竟能意味着什么，但这是朱利安自己说的——“être”这个词而断言，追问“être”问题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都只是因为未能思考（印欧语言中的基本的“未思”?）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特定语言结构，才使“être”成了一个问题，甚至成为第一问题。朱利安以为既然中文没有“être”这个词，因而并不关心和探究“être”问题，所以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欧洲语言—思想“包围”（cerner，圈限，界定）“être”，就好像“être”是一个具体的、有限的、可以从外部来界定的东西一样。虽然某种肤浅的比较似乎可以显示中文没有“être”，但正如我已经数次强调的，这一“没有”的意思是非常暧昧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很可以说，法语里有的词汉语中都没有（除非法语和汉语从对方直接“原封不动”地借入），而且反之亦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说，所有的法语词都是可以被翻译到汉语之中的，而且反之亦然，只要我们不以为翻译就只是字词的一一对应的话。而这也就是说，每一语言都是普遍的，亦即，是原则上包容一切的，所以一种语言中产生的意义总可以在另一语言中被“翻译”，被说明，被解释，无论这一“翻译”、说明、解释任务如何困难。难道朱利安不正是在法语中尝试着这一“翻译”、说明、解释汉语思想的困难工作吗？

然而，每一特定的语言又都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也是独特的。因此，就思想而言，每一语言都产生——必然产生——它自己的特定的“必然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与此一特定语言——与它的语法、句法、词汇、概念——密不可分，然而这却并不立即就表明这些问题是与语言——特定的、具体的自然语言——密不可分的特定语言—思想的“偶然”。因此，关于“être”的问题并不是印欧语言中产生出来的偶然问题，并不是为印欧语言“决定”的思想的偶然性。“有”与“无”的问题也不是汉语产生出来的思想的偶然性。要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进入一种语言—思想的内部，进入其必然性脉络，理解其何以必然会如此。而这也就是这些问题的解构的开始：开始被解构，开始解构自身。而这一“解构的开始”同时也就意味着“翻译的开始”。因此，不回到欧洲形而上学内部，就不可能真正触及“être”问题。而如欲解构关于“être”的西方形而上学，亦即，解构西方形而上学本身，首先就必须进入这一语言—思想。真正的解构必然始终都只能是一种“入室操戈”，因为无论是只待在外面而不进入，或者从里面走到外面而后再“反戈一击”，都不可能碰到真正的对手，或对手的真招，因而也不会击中要害。想从外面解构，这就好像是怕受到伤害而不与对手正面交锋，而只想从外面和远处（或高处）轰炸对方而让自己毫发无损。然而，这样的攻击的结果只能是摧毁而不是解构。摧毁不同于解构之处则在于，摧毁之后所重新建立之物——假使这样的重新建立真能发生的话——经常只能是被摧毁者自身的重复，或被摧毁者之重复自身，因为被暴力摧毁者本身之然必有其所以然，亦即，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摧毁者之看不到被摧毁者里面的这一必然性只表明了它对自己之内的这一同样的必然性的盲目无知：无知于自己其实必然会重复以为已经被自己摧毁了的对方。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发生或到来。解构，深入一结构之内而考察其之所以然的结构，则会使相对封闭的语言—思想向他者敞开，从而有可能欢迎他者的真正到来。

朱利安也许会对我以上所说有所保留。对于朱利安来说，为了从外部解构欧洲形而上学，第一步是要走出它。因此，让我还是从他的这个“走出”——走出一种语言—思想——问题开始。

作为母语为一种印欧语言的哲学家，朱利安自问：

假如走出印欧语系这个庞大体系之后，我们就立刻换了语境而跟语言断了关系，我们无法再依靠语义，也无法上溯我们语言的源头，我们跟我们欧洲的思维所赖以成形的语法——我们的思维于其中流动的语法——脱节了，思想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说，假若走出“我们的”历史（“西方”历史），因此跟哲学史断了关系，我们不能再把概念或教义建立在我们的精神据以建立的传承上的时候，思想会发生什么事？又或者，假如我们跟“我们”重大的哲学元素（philosophème）断了关系，我们很容易就从外在看到这些哲学元素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connivence）：诸如“上帝”、“存有”、“真理”、“自由”等等，思想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看到“我们的”思想概念或哲学素的某种偶然性？看到“我们的”语言—思想之间的联系的某种偶然性？看到“我们的”追求并声称“至大无外”的哲学的有限性（因为，哲学作为哲学或出于其“本性”就必然会追求至大无外，亦即，追求成为能够将一切都包括在自身之内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哲学对其自以为是的绝对主权的宣称和肯定）？甚至，某种“哲学的”失语？某种不再能够或再也无法“哲学地”说话？

然而，第一，对于与印欧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思想来说，这一切“假如”似乎还仍然有待于发生，而且甚至也许是“始终都还有待于”发生。而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走出”，那真正可以当得起“走出”之名的走出，将不仅意味着学习另一种语言，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将此种语言“翻译”到一种印欧语言之中，而且意味着，立身于此一非印欧语言之中，在此语言中发言，基于此一语言所提供的概念可能性和思想可能性发言，在此语言中解释、谈论和“翻译”此一“发言主体”本身曾经属于的但却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和以某种方式走出的那一语言，那一“过去时”意义上的“自己的语言”。而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在自己之外（亦即，在自己“曾经”与之为一的那一语言之外）谈论自己。然而，对于印欧语言思想本身来说，这似乎还没有发生，或还没有真正发生。

之所以这样说，我的微薄的经验性而非理论性的根据是，在我有限的所知之内，仅就汉语思想和印欧语言思想而言，现代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离开自己的印欧语言和思想，或印欧语言—思想，而来到汉语中并在汉语中用汉语所提供的语法和概念的可能性来谈论“自己”，亦即，谈论西方自己的思想，或自己的哲学。换言之，我还没有看见一个“母语”为印欧语言的西方哲学家却自己操着汉语来认真严肃而且系统地谈论西方哲学。

就此而言，利玛窦等早期西方传教士的情况和经验仍然值得从这一问题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应该问，当——例如——来自属于印欧语言—思想的西方的利玛窦试着在汉语之中来谈论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利玛窦试着——当然，是在说汉语的士大夫的帮助之下——用汉语文言语法和词汇来谈论Christianity时，当他结合汉语的“天”与“主”为“天主”来指代曾被音译为“陡斯”的“Deus”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否可能是：

1）对于他的汉语读者来说，陌生者（亦即，西方文化）之某种熟悉化，异己之某种自己化，或他者的某种非他者化？

2）但对他的西语读者来说呢？假设他的西语读者也学习了汉语并试图在利玛窦的汉语描述中认出他们自己的“陡斯”呢？他们会发现什么？自己或自我的陌生化，异己化，他者化？

3）而对于这个在汉语中——在他者的或异己的语言中——谈论自己的“陡斯”的利玛窦自己呢？当他不再有他的印欧语言—语法—概念—思想为依靠，但也不再被他的印欧语言—语法—概念—思想所束缚之时，他是否在感到寻找合适汉语词汇、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困难之同时也感到某种令人昏眩的语言—思想之轻？

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任何一种语言中，任何一个词汇—概念都不是独立的，因此每一个词汇—概念的分量都不是可以单独衡量的。这可能就是朱利安所谓的一种语言的各个概念之间的connivence，默契，勾结，串通，亦即，特定语言之中基本词汇或概念之间多重的、立体的意义勾连和纠缠。因为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单项都只因为其与其他项的区别性联系才有意义（让我们这里别忘了索绪尔）。这样，在任何语言中，每一单项的分量都不是仅仅只来自于一个特定词汇—概念自身。每一个词汇—概念的分量都因为其在同一语言中所直接和间接地牵扯和纠缠着的其他词汇—概念而沉重得难以衡量。如果用通俗的话说，那就是，每一个词汇—概念的分量都由于它与别的词汇—概念的撕扯不开的或“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沉重到无法准确衡量。而一旦走入或跳进另一语言——即使是血缘关系较近的语言，例如法语和英语，更不要说是印欧语言与汉语这样关系极远的语言了——这样的复杂的意义联系就失去了或被切断了。“失去”和“切断”发生于当这一语言中的一个词被挑选出来去“翻译”或“代表”另一语言中的一个所谓“对应词”之时。例如，以“天—主”或“上—帝”来代表“Deus”或“God”，以“理”来代表“principle”，或“coherence”，以“道”来代表“logos”，或以“上帝”、“存有”、“真理”、“自由”来代表朱利安文章中的Dieu, l' Être, la Vérité , la Liberté，等等。难道朱利安其实可能并非完全随意地列举出来的这四个印欧哲学概念不是至今都还在困扰着汉语翻译的西方概念吗？任何有试图在非母语中谈论母语中之事这样的经验者，或更一般地说，任何有需要将母语译为外语的翻译经验者，难道不都总是会在感到遣词造句的困难之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表达相对于需要被表达者的分量而言其实总有着某种难以承受的轻吗？然而，假使任何特定语言中都必然有此默契，或者，更具体地说，假如朱利安在文中并非随意地挑出来的这四个基本的欧洲哲学概念之间有他所说的默契，此种默契真只是特定的，并因此而只是偶然的吗？在需要在汉语中翻译哲学困难概念之时，我们是否就已经暴露了它们之间在特定语言之中的偶然的“默契”呢？我很怀疑。但让我们此处暂且悬置这一问题。

第二，与以上描述的现象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相比于母语为印欧语言的学者和哲学家之很少真正在自己的语言“之外”谈论自己的哲学、思想、文化（但这里必须提及英语的某种霸权，其表现之一就是很多母语并非英语的学者也需要以英语发表学术著作），说汉语（以及说其他非印欧语言〔甚至说印欧语言的，如印度学者〕）的学者和哲学家在不是自己母语的几种主要印欧语言（英语，其次是德语和法语）中谈论自己母语中的思想、哲学、文化，却已经是某种力度似乎仍在增加的常态。对于中国来说，这其实是已经持续一百多年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问，当这些学者和哲学家，或当——单就汉语为其母语的学者而言——“我们”自己，在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时，当“我们”在印欧语系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中谈论我们自己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时，“我们的思想”，或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亦即，汉语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否已经“从背面捕捉到了”我们汉语思想之中的“未思”（l'impensé/unthought），并发现了支撑着我们的汉语思想自身的那些基本词汇—概念的某种“偶然性”呢？或者是，“我们”其实已经不再跟“自己”有关？“我们”已经在当代某些主要印欧语言（英语，法语，德语等）中把“自己”——汉语思想文化——说得全然变形以致不可辨认，甚至正在把“自己”给说（得）没（有）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一般而言，给定西方语言在当今世界上历史地获得的某种强势甚至“霸权”，非西方学者们在非母语的西方语言中谈论“自己的”非西方思想文化这一普遍的国际“学术现象”的意义仍然有待于深刻的分析和解构。）或者是，与朱利安为自己规定的哲学任务相对应，“我们”自己——说汉语的中国学者们——其实也一直是要——或也一直是在——“绕道”欧洲思想而回到自我，从而重新发现/发明自我，甚至神话自我？并相信这一自我最终将成为包括一切（中国之外的）他者于自身之内的“至大无外”者？

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化中正在发生的种种（重新）编造、讲述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大故事的强烈冲动。近年来，这些冲动以“国学热”、“儒学热”或“中国文化热”等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国已经以种种方式“绕道”西方一百多年之后发生的。如果中国之“绕道”印欧语言—语法—概念—思想所导致的一个现在似乎仍在日渐增强的趋势并不是看到自己语言思想文化中的基本概念的“心照不宣的默契”，而是它们之间的必然性；并不是这一语言思想文化的“未思”，而是其已经有他者所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并不是自我的某种解构，而竟是自我强化的欲望，那么印欧语言思想之“绕道”中国真能达致朱利安所说的“从外部解构（欧洲自身）吗”？当然，说中国现在有一个日渐增强的自我强化的趋势并不是说中国自其百年前开始“绕道欧洲”以来就从没有过自我解构的时刻，也不是说在现在的中国就已经没有自觉地相信中国思想—文化仍然需要深刻的自我解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