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无论怎么包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崇拜丛林法则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如何被推上原教旨主义圣坛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丛林时代之前的历史。

其实丛林法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信仰，是原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受到生死考验。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体制（法西斯除外）为自己的社会和人民带来过如此漫长而巨大的伤害。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经济实践的钟摆开始向左偏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了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大量的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步成为主流。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诸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而寻求解决这种不公的途径不是依靠资本的全球化。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77国集团，在南北对话和南北谈判中通过联合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当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诉求之一。当时的国际潮流是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斗争寻求公正的时代。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不仅左右着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也几乎左右着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经济政策和体制的价值基础（随着对这种价值的否认，计划体制全面退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和公正”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内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思潮风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日渐强大。当时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席卷美国。在反对因性别、种族和贫困导致的社会不公正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总统约翰逊推出了“伟大社会”的社会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缓和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英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和福利改革，旨在缓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不仅政治社会思潮如此，“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是那一代主流学者们探究的主要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提倡国际和一国内部的“平等和公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流特色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这种追求公正的思潮反映在经济体制上就是政府干预，反映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是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总之，那是一个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时代，是一个认为资本理所应当受到限制的时代；那是一个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那是一个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反对南北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

平等和公正是写在那个时代许多国家旗帜上的主要原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平等和公正是历史的良心。

然而，平等和公正这些抽象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体系上面。公平的体制要建立在体制的公平之上。

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这种通过体制而实现公平的思潮在80年代初期的《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1980）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在信奉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今天，没有人记起曾经风靡一时的《勃兰特报告》。勃兰特是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报告》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新世纪即将来临，伴随她的是新的文明”。其中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们能够开始为崭新的人类秩序打下基础，让人们和国家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吗？我们能够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纪，在那个新世纪里分享公正、自由和和平将压倒一切吗？《勃兰特报告》描写的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议题。而且它进一步指出，南北间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而这种贫富悬殊的原因是世界分工。北方因生产制造品而富，南方因生产原材料而贫。所以，它认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打破北方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是消除南北差距的必要条件。

《勃兰特报告》指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是实现世界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全球化则认为加入这种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的必由之路。两个时代的差异就浓缩在这一点上。

公平从来就是相对的和具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公平的追求，是以限制资本为中心环节的。虽然当时对资本限制的方式和程度在不同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在深度、广度和实质上都有差异，但是，那时候的历史共识是公平必须通过限制资本而实现。对资本自由的限制，是人类寻求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公平就是资本不能不受约束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公平就是对资本绝对自由的丛林法则的否认，一种从体制上的否认。所以，这种对公平的追求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反对。公平和非公平的论战从而成了那段历史往事中最大一桩公案，一桩足以影响历史，而且影响了历史的公案。

抽象的价值诉求比不上具体的体制诉求。追求公平必须通过建立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而去掉公平则必须通过拆毁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通过去掉限制资本自由的体制而实现。追求公平的人们要寻求实现公平的经济体制，而反对公平的人们则要寻求拆毁实现公平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之争最后集中在市场之争。这是了解那桩历史公案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