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务和宰相之责
(汉)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
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我朝一年判决了多少案件?周勃答道:不晓得。汉文帝又问:每年财政收入多少?周勃还是回答不上来,紧张得汗流浃背。
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汉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问判决案件的多少请找廷尉,问财政收入的多少请找治粟内史。汉文帝说:如果这些事各有其主,那么要你干什么呢?陈平答:管理众臣!陛下不了解我能力低下,让我做这个待罪宰相。宰相的作用,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关注万物生长;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和百姓;使得大臣们各尽其责啊。孝文帝表示赞同。
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周勃听了非常惭愧,出宫后责怪陈平:“你怎么平时没有告诉我这样应对呀!”陈平笑着说:“你处在相位上,还不知道宰相的职责吗?况且,如果陛下问你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你能回答得上来吗?”周勃这下明白了,自己的才能远不如陈平。过了没多久,周勃称病请求免去相位,陈平左右丞相一肩挑。真是独步古今啊。
我们都知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典故,刘邦建立大汉之后,先后诛杀了韩信、英布等功臣,还疏远了开国宰相萧何。吕后当政后,又诛杀了很多刘姓分封王,起用了很多吕姓王。在刘邦的旧臣里,独陈平历任数朝,最后得以善终,能在乱世中当一个太平宰相,非一般智商和情商可为也。
陈平的智商和情商如何?用事实来说话。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
汉文帝刚上台时,首要之事是选择左右丞相。陈平是先朝元老,周勃又是新贵,怎么安排更妥当呢?陈平很聪明,知道皇帝很为难,装病不朝。汉文帝很奇怪,问他为什么。陈平说:在高祖当政时期,我的功劳比周勃大,但是,现在周勃诛杀诸吕有大功,我不如他;我愿意将右丞相之位让给他,自己甘居左丞相。
帝王设立左右丞相这一制度不是心血来潮,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一个人独断专权。皇帝和两个丞相在最高权力层面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三角结构。历来左右丞相和谐共处的不多,相互倾轧的倒不少;帝王当然希望他们俩掐了,这样他这个裁判的地位才稳固。
不过,陈平是有大智慧的,他深知宰相的职责,知道进退之道。诚如老子所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而周勃呢?显然气量不够,背地里没少诋毁陈平。当初陈平投奔刘邦时,他就没添好话。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
周勃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一句话:陈平这人不咋地。如果陈平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肯定会与周勃掐,那么他还能当太平宰相吗?估计早步韩信后尘了。
(贞观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
贞观四年秋,唐太宗与房玄龄、萧瑀聊天。他问这两位亲信大臣:你们觉得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怎么样?二位答道:隋文帝这个人非常勤政,通宵达旦,日夜操劳,吃的都是盒饭;人虽非仁明,却是励精之主。唐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隋文帝从孤儿寡母手上篡得了政权(代北周而立大隋),自然不敢相信臣下,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问,虽然累得要死,但效果可想而知;大臣们知道皇帝不信任自己,也就不敢直言,宰相与百官都不过遵照执行而已,“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我就不同了,选贤任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不挺好吗?唐太宗还告诉臣下,如果诏书不合理,可以不遵照执行。
“贞观之治”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皇帝和宰相各司其职,配合得不错。
(元和十三年)戊戌,谓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于听政,或躬决繁务,其道如何?”
唐宪宗是唐朝中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的任内,唐朝平息了藩镇之乱,暂时一统,史称“元和中兴”。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他自然很关心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元和十三年的一天,他问大臣们:前朝的帝王要么不理朝政,要么事必躬亲,你们怎么看?
杜黄裳对曰:“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宵旰以求民瘼,舍己从人以厚下,固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小大,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讼狱,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昔秦始皇自程决事,见嗤前代;诸葛亮王霸之佐,二十罚以上皆自省之,亦为敌国所诮,知不久堪;魏明帝欲省尚书拟事,陈矫言其不可;隋文帝日旰听政,令卫士传餐,文皇帝亦笑其烦察。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効,赏罚必信,谁不尽心。”
杜黄裳答道,国君首要之务在于修身养性,选贤任能,体察民情,舍私利,服民心,当然不能懈怠。但是事情有轻重和缓急之分,国君应该全力处理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至于红头文件、诉讼案件、官吏们的绩效考核,本不是国君亲自处理的事情。以前,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要审阅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奏章,遭到前代人的讥笑;诸葛亮是辅佐帝王成就王霸之业的人才,凡是要判二十年徒刑以上的案子,他都要亲自审理,也受到敌国的讥笑,知道他无法长期坚持下去;魏明帝(曹叡)想察看尚书们所处理的公务,陈矫说这是不对的;隋文帝杨坚每天通宵达旦地处理政务,吃的是卫士传送的盒饭,连文皇帝也笑话他过于烦琐。做国君的不需要事必躬亲,只要选贤任能、交代任务、督促完成、奖罚分明、恪守规矩即可,臣下自然无不尽心尽力。
“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诚以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苟无此弊,何患不至于理。”上称善久之。
杜黄裳继续说:舜帝当年就说,我没啥能耐,只不过做了两件事而已,任命了十六位辅佐大臣,流放了四凶(混沌、穷奇、梼杌和饕餮),天下大治。国君的毛病大多在于不能真诚待人,臣子的普遍弱点在于不能竭尽忠心,上下猜疑,岂能天下大治?
唐宪宗听了频频点头,“称善久之”。“元和中兴”自然不是凭空而来,正因为唐宪宗抓大放小,起用能干的宰相杜黄裳和裴度,才在青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帝王的职责在哪里?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元朝仁宗时代有一位名臣,叫程钜夫。当时左丞相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程钜夫上奏元仁宗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谁说元朝落后啊!你看程钜夫这段话不仅承继汉唐遗风,显然还与时俱进,当官的如果都和商人一样言利怎么能行?程钜夫的话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俗话说:无能的统帅累死三军。如果一位领导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越俎代庖,随意指挥,那么属下则战战兢兢,不敢作为,最后只能是上下扯皮,互相推诿,一事无成。如果官员都和商人一样,动辄言利,以GDP马首是瞻,拆房子卖地,与开发商勾结,则民风自然彪悍,“钉子户”丛生。以史为鉴,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