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法治精神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罪也。”因命舍之。

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武德二年是公元619年。这一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拦路抢劫，被官府捉拿。李渊问他为何做贼，他说：饥寒交迫，无可奈何。李渊说：我是你的君主，看来为政有点问题，致使你受穷，这是我的罪过。因此饶他一命。

贞观二年十月三日，殿中监卢宽持私药入尚食厨，所司议当重刑。上曰：“秖是错误。”遂赦之。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贞观二年就是公元628年。这一年的十月三日，殿中监卢宽携私药入了皇宫后厨。殿中监是掌管皇帝内务的官员，携私药进入后厨，如果是想谋害皇帝，那罪可就不小了。唐太宗宅心仁厚：只是错误嘛，不必深究。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闲罪亦有情或可矜，何容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宥过，非臣下所敢。”

贞观三年，唐太宗让大理寺少卿胡演把狱囚名册拿来，看完后说：有些犯轻罪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不一定都要按照法律治罪。胡演说：宽大处理，微臣不敢。

唐太宗正好借这机会发表了依法治国的几个观点。

慎用死刑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

唐太宗说：卖棺材的当然希望每年都有疫情，他不是盼人死，只是为了他的棺材好卖而已；执法者断案一定要深刻，不能浮于表面，要真正办成铁案，经得起时间考验。他问大臣们：如何才能实现良治呢？王珪奏曰：关键要选好称职的法官，对于那些断案公允者，要大力奖赏，那么奸诈和虚伪之徒自然就无处可藏。唐太宗深以为然。

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唐太宗接着说：在古代，断案都要问询一下三槐和九棘这些大官的意见，三槐和九棘相当于现在的三公九卿；所以，自今以后，凡是死刑犯，必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的官吏审理，尚书和九卿也要参与讨论，这样可以避免冤狱发生。如此，贞观四年时，天下被判处死刑的只有区区二十九人。

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过次，到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郑善果等官位不卑，纵令犯罪，不可与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将身过朝堂听进止。”

三月十七日，大理寺将囚犯过堂，轮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唐太宗说：郑善果等官位不低，即使犯罪了，也不要与普通囚犯关在一起；自今天起，三品以上官吏犯罪，就不必过堂了。要不说唐朝出了那么多诗人官员，当官很有尊严嘛。不像明朝时，动辄被打屁股，斯文扫地啊。

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叹曰：“夫棰，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诏。

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唐太宗下令惩罚罪犯不得鞭背。因为他有一次闲暇时读中医的穴位图，发现五脏的穴位都在背部，不禁感叹，鞭背本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罚，怎能容许这最轻的刑罚置人于死地呢？古代帝王没有悟到此点，真是悲哀啊！快快废了吧！五刑指的是哪五刑？在西汉汉文帝前，五刑指墨、劓、刖、宫、大辟；隋唐之后，五刑则指笞、杖、徒、流、死。所谓鞭背就是笞，用竹条鞭其背。战国时廉颇负荆请罪，即是如此。

死刑复核制度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诏：“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三覆奏，决日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着于令。”初，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大理丞张蕴古按其事。蕴古奏：“好德颠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属相州，好德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遂有此诏。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后，其犯极刑，宜令本司，依旧三覆。”

贞观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了不起的一天。唐太宗要求施行死刑复核制度：对于下令立即处决者，必须三次复核。在京五次复核，处决前一天三次复核，处决日再三次复核。只有罪大恶极者，只需一次复核。这道律令的出台有一个背景。

这一年，相州出现了一个叫李好德的疯子，疯疯癫癫，说了一些悖逆的话，唐太宗下诏治他的罪。这时候，大理丞张蕴古报告唐太宗，称：“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唐朝的法律比较宽待精神病犯人，基本和今天对待精神病犯人差不多，不用刑，不拷打，不株连。李世民听了张蕴古的报告，下令放了李好德。

张蕴古自恃受唐太宗赏识，有点忘乎所以，竟然到监牢里把唐太宗的决定告诉了李好德，而且两人一时兴起，竟下起棋来。这一幕恰好被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知道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执法犯法吗？不仅通风报信，还欺君罔上。李好德能下棋，怎么能是精神病呢？权万纪还发现李好德的兄长李厚德恰是相州的刺史，张蕴古为其说话，是官官相护。他迅速弹劾了张蕴古，称：“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

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这还了得。他说“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当即下令，把张蕴古给杀了，“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太宗杀了张蕴古造成了什么后果呢？贞观十一年，刘德威重新担任大理卿。

太宗尝问之曰：“近来刑网稍密，其过安在？”德威奏言：“诚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便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则‘宁失不经’复行于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有张蕴古前车之鉴，法官们不敢再替罪犯开脱了，一不小心是要掉脑袋的，而抓错了又没啥惩罚，所以“刑网颇密”。唐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刘德威回答说：大家都看你，你严大家都严，你松大家都松；以前法律条文规定，抓错者按减三等惩罚，放错的按减五等惩罚，现在是抓错者无罪，放错者犯大罪，当然大家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了。

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令依律文，断狱者渐为平允。

唐太宗知错就改，真是难能可贵！法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空有法律条文而无自觉执行者，法律则是一纸空文。

张蕴古本可以活命，他本是唐太宗面前的红人，要不是行事轻佻，断不会落此结局。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张蕴古颇有文才，唐太宗贞观之初，他写了一篇《大宝箴》献给唐太宗，字字珠玑，唐太宗很赏识他，直接擢升他为大理丞，算是破格提拔。有皇上赏识，张蕴古有点自我膨胀，做事难免粗糙。执法者如此不严谨，也莫怪唐太宗雷霆震怒。张蕴古的死换来了死刑复核制度，也算是他的一大贡献。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遵循着这项制度。

人治和法治，似在一念之间，其实现实复杂得多。人治中有法治，法治中有人治，人乃法律的执行者，法治的水平最终取决于“人治”的水平。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执法水平仰赖执法阶层的整体素质，好的制度加上好的人，这样的法治才能持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如果都明哲保身，装糊涂，那只能是“伪法治”了。

假释

唐太宗不仅一手设立了死刑复核制度，还设立了假释制度。

六年十二月十日，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贞观六年十二月十日，唐太宗亲自审问囚犯，将三百九十名死刑犯放回去与家人团聚，待次年秋天再回来行刑。到期后，这些囚犯果然都按照约定回来了，一个也不少，唐太宗便下旨赦免了他们。

当然，唐太宗的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风险，宋朝时的欧阳修就写过一篇文章——《纵囚论》。在文章结尾，他说了一段话，发人深思：“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欧阳修说得不无道理，如果都这样把死刑犯放回去，那还了得，岂不是变相教唆犯罪吗？但再仔细想想，唐太宗做得也合情合理，这些囚犯能一个都不少地回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悔罪态度还是不错的。按理说，唐太宗并没有告诉他们，凡回来都能免罪，这完全要靠自觉，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可趁此机会畏罪潜逃，藏入深山老林。另外，“空城计”本就只能用一回，唐太宗纵囚也就这么一次，史料上再无记载。从形式上来看，无论如何，这算是假释的雏形。唐太宗算是开创者。

慎刑精神始于唐朝

唐太宗开了一个好头，后面的唐高宗和唐玄宗等帝王也遵照执行，大唐的法治建设一以贯之，成绩斐然。至少在“安史之乱”之前，大唐可以毫不谦虚地位居全球法治国家的第一把交椅。空口无凭，有史为证。

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尝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数全少，甚喜也。总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者，多致殒毙，乃下诏曰：“别令于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后总五十九条，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今量留十二条，自余四十七条，并宜停废。”

开元十年六月敕：“自今以后，准格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杖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二十五年，刑部断狱，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峤上言：“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僚上表贺，以为几至刑措。

天宝元年二月敕：“官吏准律应犯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自今以后，特加至二十匹。仍即编诸格律，著自不刊。”六载正月敕：“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论曰：圣唐刑名，极于轻简。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条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递减唯轻。开辟以来，未有斯比。如罪恶既著，制命已行，爱惜人命，务在哀矜，临于剿绝，仍令数覆。获罪自然引分，万姓由是归仁，感兹煦妪，藏于骨体。虽武太后革命二纪，安禄山倾陷两京，西戎侵轶，贼泚窃发，皇舆巡狩，宇内忧虞，亿兆同心，妖氛旋廓，刑轻故也。国家仁深德厚，固可侔于尧舜，夏殷以降，无足征矣。

在《历史岂有底稿Ⅱ》里，猴王写过一篇文章：《大宋的法治精神》。文中论及弱女阿云伤夫一案，褒扬了宋朝的慎刑精神。其实，宋沿唐制，真正的慎刑精神始于唐朝。